在喀土穆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大儿子们长成了大小伙子。年轻人喜欢的各项运动他们都很擅长，比如足球、武术等。我的所有儿子都是游泳能手。他们经常横渡尼罗河，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尼罗河虽不宽，却暗流涌动。尼罗河就在阿尔·利雅德村附近，他们和奥萨玛常常会去尼罗河游上一会儿。其他时候他们会开着奥萨玛的车去沙漠竞赛。在沙特，男孩到了八岁就会学习开车，我的儿子们也一样。他们还是捕猎高手，轻而易举地设圈套捕获猎物，或是一枪把它们击毙。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设了一个陷阱，试图捕获一种叫做沙俄恩的鹰。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种鹰，因为这种掠食鸟是阿拉伯人的最爱。沙俄恩在沙漠里被活捉，然后接受训练。它们会猛冲而下，攫取兔子、鹌鹑和其他小动物。我听说它们抓获猎物的方式很独特，它们会将猎物完完整整地交给主人，自己绝不咬一口，甚至都不抓一下。由于我不是一个猎人，我知道的也就这些。
在苏丹那些年，许多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东西都变了，不过主要还是对那些男孩子而言。家中的女人还是待在家里，做我们自己的事，以前是这样，以后也将如此。女儿法蒂玛和伊曼还很小，所以在大房子里蹦蹦跳跳，在我打理日常事务的时候模仿一下我，她们就已经很满足了。两个女孩正是最逗人乐的年龄，常常会做出很多好玩的举动。她们给奥萨玛带来了很多乐趣，他会让她们在他的颀长的身体上爬来爬去，甚至还允许拧他的胡子。这样的快乐天伦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体会到了。看着我的丈夫和女儿，我想也许在非洲，本·拉登一家会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当然也有可怕的时候。还是我们婚后第一次，奥萨玛病得很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他不可思议地染上了疟疾。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哪儿染上的，因为无论何时他待在蚊子出没的地方，他都会挂好蚊帐。
他的突然患病着实吓了我一跳，因为我丈夫身体的健康是出了名的。在那之前，我都记不得他何时有过病痛，即便是轻微的头疼或牙疼也没有过。
他出门谈生意，回来后不久就发热、恶心、关节疼痛。开始的一两天，我们以为他染上了流感。但他病得越来越重，一会儿冷得发抖，一会儿又热得出汗。很快奥萨玛已经站不起来了，甚至脸色发黄。即便如此，他也拒绝去看医生。最后奥萨玛得出结论，除了他被染有疟疾的母蚊子叮了一口，没有其他理由能够解释。
听到他的话，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知道许多疟疾患者最后的结果。他回到家后，因为烧得太厉害，没有再挂蚊帐保护自己。我想他回来后又被叮了吧，那些后来被感染的蚊子把病毒传给了家里的其他成员。我最大的四个儿子阿卜杜拉、阿卜杜勒·拉赫曼、萨阿德和奥玛先后出现了和他们父亲相同的症状。
我可怜的儿子们说他们感到眩晕，喘不上气，关节疼痛，头嗡嗡作响。我在一旁端茶倒水，可是面对他们的痛苦，我什么都做不了。阿卜杜勒·拉赫曼已经有生命危险了，他脸上凄惨的神情终于使奥萨玛作出决定——他和儿子们都必须得到治疗。尽管十分虚弱，他还是唤醒每一个生病的人，把他们载到当地的医疗诊所。
看着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不停地祈祷。他们离去的那一会儿，我更加努力地祈祷。感谢主，接受了特殊治疗后，包括输液，他们回来了，虚弱但是活着。那时奥萨玛跟我说医生告诉他，就算晚上挂上蚊帐，也没有办法保证不染上疟疾。有时候，黄昏前蚊子也会叮人。除非全天披着蚊帐，没有其他办法能保证绝对的安全。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女人较少被叮的原因，只要我们离开家，我们就会从头到脚披上面纱和黑袍。
在喀土穆的第一年年底，我的父亲来苏丹与我们相聚。那几个月里，最棒的就是看到父亲快乐的脸庞。我还是和女儿待在家，奥萨玛陪着父亲游览了喀土穆最有意思的风景。我听说那儿有个现代化的中心城市，而周边还比较简朴。最愉悦的就是和父亲轻松地坐在一块儿，听他谈论母亲、兄弟姐妹和叙利亚其他亲戚的消息。
我希望父亲每年至少来看我一次，顺便度度假。然而父亲回去后不久，我接到家里的电话，电话里低声传来一个使人倍感危急的消息，父亲肺部感染，卧床不起。阿拉伯人为了不让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很久以后才会说出不好的消息。因此，过了一段时间，家人才坦白父亲的肺部感染很严重，事实上，他得了肺癌。
我父亲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烟瘾。那些烟最后害了他。父亲无力战胜病魔，很快他便无法正常生活。他终日卧床，忍受疼痛的煎熬。
我绝望地听到，即使诊断出了肺癌，他还是没能控制烟瘾。我听说他瘦得已经皮包骨了，而且疼得他强忍着才能不哭出来。可是他这样一个躺在床上、病入膏肓的人，嘴里竟还叼着一根烟。这一切到死去的那一刻都没有改变。他固执地咬着根烟直到死神将他带走。
因为我不能去叙利亚，我至爱的父亲离去时，他的女儿纳伊瓦没能在他身边。我悲痛欲绝，对于这样一个关爱备至的父亲，任何女儿都会满怀挚爱的。在如此遥远的非洲，我感到茫然无助。我只能向主祈求，愿他能保佑我父亲的灵魂，将他带到白色的天堂。
我又想起了上次去叙利亚时的不祥预感，那时我们一家还没有离开沙特。我记得那种黑暗的预感环绕着我，我强烈感到可怕的事将要发生。也许主事先已经提醒了我——父亲即将离开。
也有其他的家人来访。奥萨玛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家人来看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婆婆阿丽娅和公公默罕默德·阿塔斯两次来喀土穆度假。看到他的母亲，奥萨玛心情尤为畅快。他喜欢带她游览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和他的农场，这样她就能知道她的儿子正在为苏丹和世界制造些什么。虽然婆婆和我一样，都希望所有的麻烦赶快消失，这样她的儿子和家人就能回到沙特。不过她没有对我或奥萨玛提出抗议，因为她知道她无力改变局势。
我们住在喀土穆的四年里，只有三个新生儿出生。奥萨玛的第四个妻子西哈姆第一个生下了她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三个女儿，取名苏迈娅。然后奥萨玛的第二个妻子赫蒂彻来苏丹不久也怀孕了。赫蒂彻生下了第一个女儿，也是她和我丈夫所生的最后一个孩子，取名爱莎。
爱莎才刚刚出生，赫蒂彻便选择返回沙特，我丈夫也同意了，全家对此都很诧异。很多人都猜到了他们的离婚，但是家家都有秘密，我绝对不会说出秘密，使家族蒙羞。我能说的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事，赫蒂彻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回到了沙特，至今仍住在那里。我们这几个妻子都很想念她，我肯定我的儿子也很想念阿里和阿米尔，这些男孩从蹒跚学步起就在一起玩了。阿里十一岁的时候到喀土穆看望了我们，赫蒂彻的其他孩子则永远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
赫蒂彻一走，我们只剩三个妻子和十三个孩子了。
高兴的是，1993年初，我怀上了第九个孩子。奥萨玛说我应该回吉达和婆婆在一起，这样我就能在好的医院，让那里优秀的女医生为我接生。由于女性的害羞，只要有条件，我都宁愿让女医生为我分娩。
预产期前不久，我知道奥萨玛没法和我一起回沙特。虽然有些失望，这结果却也在意料之中。我明白因为之前的问题，我的丈夫被拦在国门外，没法回去。所以奥萨玛必须让我们的大儿子阿卜杜拉陪伴我回去。阿卜杜拉那年快十七岁了，是个有责任感的好孩子。
你可能不知道穆斯林女子是禁止单独旅行的。陪伴我们旅行的人不能是随便什么人，而应该是个合适的保护者，叫做马拉姆，也就是依据宗教法律，该女子不能与之结婚的家人。有血缘的马拉姆包括爷爷、父亲、兄弟、丈夫、儿子、孙子或侄子，也有法律意义上的亲人，像是公公、女婿、继父或继子。最后还有一群人能够成为马拉姆，比如有些女人是孩子的奶妈，称作拉达，那么和奶妈有关系的男人也能做马拉姆，像是奶妈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叔叔伯伯之类。
我很高兴能回到吉达，但同时离开喀土穆的家人也让我难过。除了那一抹伤感，在吉达还是有不少开心的日子。再次看到那座美丽的城市让我很开心。很久没见的女朋友前来拜访我；婆婆和她的孩子们总是一副热心肠，对我无微不至。我的朋友和家人下午甚至还会陪我在花园走一会儿，下午这儿热浪袭人，很多沙特人对此都唯恐避之不及。
多谢主，我分娩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我生下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儿，他的爸爸早早地就给他取好了名字，叫做拉丁。一等我恢复得可以随时旅行时，我的大儿子就陪着我和小拉丁安全地回到喀土穆。
所有人都很喜欢拉丁，他非常漂亮，也特别可爱。我们回到喀土穆后，出于某种原因，奥萨玛改变了主意，决定把拉丁改为巴克尔。虽然巴克尔是登记在他所有证件上的正式姓名，孩子们和我还是叫他拉丁。所以我的小儿子一下子被搞糊涂了，但是我告诉他因为他太特别了，必须要有两个名字配他，这似乎让小家伙很满意。
似乎又有女子将成为奥萨玛的妻子融入我们家了。赫蒂彻和奥萨玛离婚后一年左右，我的丈夫又娶了另一位妻子。但是出于某种隐秘的原因，这段婚姻很快就结束了。不过这段婚姻只停留于法律层面（意思是没有圆房），所以她没有成为我们亲密大家庭的一员。因此一段时间内，我们家仍和原先一样是三位妻子和十四个孩子。
人生无常，万事皆在变化，这些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对此我很平和，作为一名信徒，我将一切都留给真主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