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元一六八一年五月以后，金汉双方又陷入僵持的局面。
在中原，金兵和汉军的攻防战开始呈现胶着。金国西路军因为曹广弼的抵制而无法越过太原，由于云内天德已被萧铁奴卖给了西夏而无法绕道袭击陕西。相对来说，河北这边的抵抗力较弱，因为缺少天险，在前线大军崩溃的情况下，金兵的游骑在整个河北平原纵横驰骋，无论是赵立还是杨开远都很难将之拦住，金军甚至在河南一些地方重新建立了据点，河南变成了金军、汉军、宋军纠缠不清的混乱地区。
不过由于宗辅迟迟攻不下塘沽，这便大大限制了金军在东路进军的最长距离。金国东路军如果没有攻下塘沽就南下山东，后背就会卖给杨开远，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而塘沽不下，金人在河北也没法展开有效的统治和税赋征收，军队的后勤便不得不依赖于燕云的积蓄，由于可靠的补给线太长，所以宗弼的精锐推进到青州、大名府一带后就开始显现疲软，赵立因形就势，沿着济水展开防御，金军在河南因为遇到的抵抗较弱而进军顺利，但却无法打败赵立进入山东。
而在东北，折彦冲对黄龙府的攻击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战果。如果按照面积计算的话，吴乞买在东北所统治的领土仍然比折彦冲大，但他统治的地区大多蛮荒，所以就经济总量来说，吴乞买治下的州县还比不上辽河流域的一个零头。然而女真自有一套和这种落后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在这套社会结构下的女真军民既贫穷又野蛮，又因其野蛮而具有相当强大的战斗力，女真人就是靠这种蛮劲抵挡住了折彦冲的攻击。
从去年折彦冲领兵攻打辽阳府开始，大大小小的战斗从来就没有停过；当将士们在前线拼命的时候，身处后方的知识分子也在反思。宗颍战败之后，津门管宁学舍、登州蓬莱学舍、辽口军学、塘沽政学的学者们对这次战争的讨论就更加热烈了。
“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明明占据了上风的，为什么军队会忽然崩溃？”
自然有人总结出了战场上的各种原因，如训练，如后勤，如兵力布置，如将领才能。但当讨论一步步深入以后，学者们便再不肯满足于这些表面的原因。
辽口军学的学者认为，这次战败的关键实在于齐鲁军团的“不完全正规化”。这派观点认为，齐鲁军团内部良莠不齐，部分部队如刘锜部、赵立部已可以和汉军主力接轨，王宣部实战经验充足，但训练与教育就显得不足，至于那几十万连数量也弄不明白的义军则完全是乌合之众，这部分人抗金的热情虽然值得尊重，但到了战场上所发挥的作用却未必是正面的。
为此辽口军学的不少教官联名上书，要求枢密趁机整肃，将齐鲁军团的残余力量进行分流整顿，将符合要求的人选入正规军营重新训练，不符合要求的直接解甲归田。杨应麒对此表示赞赏，回复批文让他们拿出一个确切的方案再呈上来，再呈上来的方案必须解决以下问题：从义军中选拔士兵，选拔标准为何？数量多少？选出来后如何训练？训练场地该设在何处？训练人手该从何处抽调？训练经费需要多少？不符合标准的义军该如何安置？在何处安置？应该给与什么样的条件进行安置？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兵将该如何区别对待？如果士兵不愿意解甲又该如何解决？在眼前的情况下展开这个计划，对正在进行的整个战局所产生的影响是好是坏？等等。
杨应麒这番回复，一连提出了五十多个问题，问得详尽而具体，这一轮问下来，把大多数开口讲空话放厥词的人都问得闭上了嘴，但仍有一小批有毅力有想法的人或坐下来思考，或亲自前往山东、河北、河南等战乱频仍的地方考察，和各路义军一一接触。这些人里没一个拥有“名将”之类的头衔，都是一些中下层的将官，其中也没有一个拥有“天才”的名声，但这些人肯熬肯干，做事又能脚踏实地，这一场调查持续了足足五个月才完成，又经过一个月的反复琢磨，才递上了一份详尽的报告。递上报告的这批军官不但有实战经验，而且经历过辽口军学的教育，部分更是毕业于管宁学舍、属于投笔从戎的年轻人，所以这次调查结束后不但让他们完成了这份如何处理义军的报告，也让他们完成了向职业参谋转变的历程。
杨应麒看了十分满意，特辟他们为枢密直属第一参谋团，全面负责这件大事，又给了他们相当大的资源，包括名分（经折彦冲同意后给了他们一个番号——“威远新军”）、地方（开辟出密州南部濒山临海的半个县作为他们的军事基地）、技术（将辽南的部分火器研发和船厂移到此处）以及资金（淮子口两成的关税）。
枢密直属第一参谋团的首席叫陶宗宪，次席叫于会春，三席叫朱谨民，全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却都因为这件事情声名大噪，威望实权一时俱重，并因此带动了辽口军学重实尚理的风气。不久汉部中枢又成立海军参谋团和西北参谋团，分别研究如何将西北、东海兵将正规化的问题。
辽口军学这帮人既是学者又是军人，因此自然偏重军事。和他们不同，塘沽政学的儒生则将这次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政治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次齐鲁军团的溃败实埋根于新汉政权政治体制不明确的大误，他们认为登州的华夏扩大会议，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成功之处在于华夏扩大会议团结了所有正面的力量，而失败之处则在于这次会议没有使各派势力真正融合。
“当然，当时要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但既然现在问题已经出现，我们便不能置若罔闻！”
这批学者认为要避免再次发生真定之败那样的悲剧，就必须进行一次政治调整，在新汉政权内部进行更深入的统合。
塘沽政学因为战争原因早已将办学地点移到辽阳府，所以他们的言论很快就传到杨应麒耳中，并迅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对于塘沽政学学者关于进一步统合的呼吁，不但中枢方面认为应该如此，就是各个地方的官吏、将领也都觉得理应如是。中国的大一统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各派知识分子对分裂与割据无不深恶痛绝，就是曹广弼、刘锜等保有军人传统的将领也都如此。
“理是这个理，大家都认同。”赵橘儿叹道：“问题是应该怎么做才能统一！”
“需要名分！”蓬莱学舍发出了这种声音：“现在我们的国号、国都、社稷都不确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尚且不顺，何况行？前线军民之丧失士气，虽在于宋帝的扰乱，更在于军民没有归属之感。若使军民知有所属，知有所忠，纵有十赵构之扰何足以动摇人心？所以国、君名分不定，才是这次战败最根本的原因！”
与这种舆论相呼应，胡安国、陈显和韩昉不约而同地在三个地方上书折彦冲，劝他登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