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袁崇焕真的只是一个小点那就更可怕了，抹一个点也没用呀！
其实明朝灭亡的原因并不是清军入关，而是闯王高迎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建立大顺政权，然后关宁铁骑才引清军入关来灭了大顺。后金（清）的强势崛起，是引发农民起义的其中一个因素，但不是重点。重点还是在于明朝**自身拙劣的公共管理能力，在天灾的同时不但不能收取更多的工商税来赈济灾民，反而还要“三饷加派”，刮取更高的田税，这样势必造成大规模的农户破产，形成农民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明军的表现比面对外族时更加暧昧，军官贪污，士兵又都来自底层，和起义的农民其实是骨肉同胞。李自成的部队其实战斗力很差，甚至可以说连正规军都算不上，但明军就是节节败退，这不是战斗力的体现，而是明军根本不想打。
明思宗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闯军攻入北京，明军四散而逃，只剩下御马监的腾骧四卫、旗军、勇卫营这些皇帝私军以及一些魏忠贤当年训练的净军还在为皇帝浴血奋战。不过大势已去，御马监就算真的有孙悟空，也挡不住大军压城。明思宗自缢煤山（在今北京市景山公园内），临死前抛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我固然是个德行凉薄的人，以至遭到上天惩处，但也是被诸臣所误。）确实，明思宗所遇天时不利，但如果诸臣用心，能与社稷共渡难关，也未必不可支撑到贵金属流通增速趋于平缓或者地球气温转暖。所以，根本问题还是在于自身，不能怨天尤人。
明思宗为帝十七年，兢兢业业，据说从来没有出过北京，每天焦头烂额地忙到深夜。官员们也每天陪着他忙忙碌碌，但就是不见工作有什么成效，也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办——告诉他自己是怎么贪污的，有这逻辑吗？不过明思宗自己也清楚，其实他就缺一样——钱，只要有一点点钱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需要太多，真的只需要一点点，少一点可以充作军费镇压起义治标，多一点则可以赈济灾民治本，但就是没有。抄贪官的家捞点钱就别想了，你现在只能重操你们朱家的旧业——化缘。明思宗几乎是放下帝王之尊，每天带着哭腔，像当年朱八八当和尚讨饭时一样，求高官富户们出一点点钱与国家共渡难关，但他们就是不给。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吝啬，而是对这个腐败的体系失去了信任。之前明思宗已经掏空了内帑，但是投进去的钱如同光粒进了黑洞，连湮灭能都探测不到一电子伏特，那我们再出钱不也是喂贪官吗？
其实在整个明朝灭亡的过程中，几乎全社会都采取了同一个态度——坐视。大家已经嫌弃这个腐败透顶的**，都不在乎改朝换代了。但改朝换代总是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巨大伤害，挺过去或许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挺不过去被趁虚而入就完蛋了，大多数人的想法还是过于意气用事了。果然，李自成农民军的大顺政权不堪一击，不足百日就被入关的清军击溃，中国进入清代。这时国人突然又都表现出一种极其血性的反抗精神，史可法、张煌言、李定国、张同敞、柳如是、夏完淳、郑成功……这些人原本有的是官，有的是民，有的是妓女，有的是闯贼，有的甚至是海盗，此时全都不计前嫌，纷纷抛头颅、洒热血，无数感人事迹不断涌现，名动青史，与之前坐视明朝被李自成攻灭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惜为时已晚，人虽上亿，金银如海，更兼气血如虹，但却没有一个朝廷统一组织，只能被高度组织化的清军愉快地收割。
明朝的一些藩王也在南方组建了政权继续抵抗，企图以南宋的方式中兴大明，史称“南明”。但干这事儿的不止一个藩王，不同的大臣拥立了不同的藩王。然而就在这种天下危亡，关键是自己的政权都还立足未稳时，某些人还没改掉党争的习气，依然斗得不亦乐乎。最后这些小政权也被清军毫无悬念地一一收割。这其中以阉党余孽阮大铖最为可耻。魏忠贤覆灭时，这位由东林党转投阉党的叛徒并未受到清算，只是免官回家。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已兵临大同，朝野惶惶。阮大铖却觉得是个机会，向首相周廷儒行贿，谋求复官。本来受到极大阻力，但周廷儒以“用人之际”为由，强行起复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陵、凤阳等处军务（今江西、安徽一带）。明思宗煤山殉国后，福王朱由菘（明神宗第三子福忠王朱常洵之子）在南京称帝，改元弘光，召阮大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江防。弘光政权前后只存在了八个月，在这短短八个月中，被寄予厚望的阮大铖不是思报国恩、救亡图存，而是急于报复东林、复社敌党，顺便中兴阉党。当然，卖官招贿也不能忘了。当时兵势大乱，很多将领打了败仗，残部逃到某个地方，跟兵部联系上就号称重新召集“义军”再战，要求重新授官。阮大铖不辨真伪，只要有贿赂就一律大授高官，时人称“职方不如狗，都督满地走。”（兵部职方司本是任免武官的部门，但现在还不如狗，都督到处都是。）清军攻至南京，阮大铖率一众官员乞降于江边，之后又随清军继续进攻南方，死于路途。家乡人耻于阮大铖的人品，都不承认他是本地人。桐城和怀宁（均属今安徽安庆）人都极力考证他是对方而非本县人，阮大铖的籍贯竟成悬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贪官。
清朝统治中国后，开始进入一个长期的低迷期，整个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剧变。之前明朝固然有很多堪称暴政的措施，比如火耗、漂没、三饷加派等等。但清朝却将这些措施都定为制度，固定征收，然后宣布这个征收比例再也不能变了，号称“永不加赋”。尤其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三饷加派”中的“辽饷”分明就是针对他们自己的，现在他都当政了还要征收剿他自己的税？但总之就是那四个字——悔之晚矣。
一个政权的全面腐败，让全天下都对它失去信任，人民必将背弃，甚至有可能背弃它就会得到一个更坏的选择，当发现新的选择更坏时悔之晚矣，这是历史最大的悲剧。秦桧、袁崇焕的例子重重地警醒着每一个为政者：无论官位高低、权力大小，贪腐不分轻重，合起来就能剐尽骨血，让百姓彻底背弃，千万不要幻想“他比我更烂”就能成为人民不推翻你的极端理性依据。亡国，更是亡天下，持续的腐败不但会造成自身政权覆灭，还会拉上全天下的百姓为之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