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嘶，广东有三十六行专门与番商交易，若是在当地建作坊生产，再有总督回护，确实可以日进斗金。如此下去，怕是要比矿税更甚！”
沈鲤只是觉得皇帝有点不务正业，但听在叶茂才耳朵里却是另一种味道。无锡产米，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是重要的漕粮中转站，南北客商云集，形成了很大的米市。
无锡人借着运河把米北运，回来的时候正好路过棉花产区，拿着卖米钱捎带手进货，回来纺纱织布转手又赚一笔。
叶家就是这么干的，几十张织机的作坊有好几个，在当地虽然谈不上豪强也属于大户人家，对于做买卖想陌生都没机会，从小就得耳濡目染。
绵白糖、自鸣钟、透明琉璃器等多种新颖商品，这几年已经顺着大运河传到了江浙一带，大户人家无不争相购买，价格不菲，利润极大。当地的官僚士绅除了享受之外还看到了其庞大的商业价值，早就想染指其中。
怎奈这些物件的生产工艺极其复杂，没有特别明白的人指点和详细配方，从来没人能仿造出来。这时听到其出处立刻就想到了有可能的发展模式，然后就是深深的羡慕嫉妒和恨了。
“矿税！此风不可长，我等应立刻上疏陛下取消皇庄作坊，停止与民争利、为害乡里！”如果说叶茂才是有感而发，那杨涟就是捕风捉影，虽然都反对皇帝假借宦官之手敛财，出发点却完全不同。
叶茂才反对是基于商业利益，眼看着别人发大财自己家却蹭不到半点油星，站在阶级立场上必须予以驳斥。批判的目的不是摧毁而是占有，哪怕能加进去半股，态度立马就得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变。
杨涟是湖北应山人，家境殷实却很少接触商业，刚刚获得了官身，满肚子全是理想抱负。皇庄生产自鸣钟、透明琉璃器、绵白糖等物是不是与民争利不重要，只要不符合自己的治国理念就是坏的，必须打倒！
“大洪且慢，李宏甫总督两广到底意欲如何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皇庄之事也与矿税不同。在推恩令中有明文记载，宗室待遇减半，无法自谋生路者皆可到皇庄任职。
如果拿不到真凭实据，仅凭你我的只言片语直谏，怕是连内阁都通不过，陛下更看不到，传出去还会白白得罪成千上万皇族宗室。”
听完了沈鲤的介绍和叶茂才、杨涟的表态，顾宪成已经大致上搞清楚了事情始末，手捋胡须摇了摇头，先否定了杨涟的冲动。
顾家和叶家一样都是无锡县人，买卖做得没有叶家大，但也不是杨涟那样的小门小户，眼光必须更长远，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周全才能做决定。
有的读者随便上网搜搜就发现顾宪成的家庭出身很贫寒，父亲是个卖豆腐的，经常入不敷出，怎么可能比书香门第的杨涟家境还殷实。由此就得出一个结论，作者不知从哪儿看了地摊文学或者干脆瞎编。
怎么说呢，这就是目前中国历史的现状。从网络到实体书，满眼全是假资料，包括很多教科书里的内容也因为某种目的，故意把白的说成黑的，让人从小就被动接受谎言，从此认定为事实。
顾宪成家里贫寒不贫寒作者找不到史料记载，但在无锡张泾镇元吉弄内有座顾宪成纪念馆，作者在探望朋友的时候顺路实地看过。
这座纪念馆用的是顾家老宅，原名端居堂，是由顾宪成的父亲顾学所建。南方宅院作者不太熟，到底属于什么档次也说不准。
但从直观上衡量，这座宅子相比京城的官员府邸一点不差。雕梁画栋应有尽有，四面回廊环绕，还有花园、亭台水榭、假山，雅致幽静。
建这么一座大宅院花了多少钱作者也查不到，但可以肯定绝不是小商贩卖豆腐能挣下来的。保不齐顾学确实在年轻刚起步的时候卖过豆腐，挣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就被有心人截取拿来定性为贫寒家庭出身。
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不是疏忽，更不是大意，而是需求。写这些资料的人比作者心里明白的多，但为了混口饭吃只能这样写，否则就叫XX不正确。 从叶茂才、顾宪成、顾允成、杨涟等人的家庭出身推算，东林党的中坚力量也不会是出身贫寒的老百姓，道理很简单，圈子。
后世里弄个群啥的也有圈子，富二代们绝不会和屁民在一个群里整天叽叽歪歪谈天说地，人家没这个功夫也没这个需求。如果真碰上了趁早退群，或者捂紧口袋，有天大的便宜也一分钱不能掏。
那么问题来了，像顾宪成、杨涟这类富二代为何不在家里享福，非得上蹿下跳使劲儿折腾，最终还把小命都给搭上了呢？
听着是挺不合理的，实际上却是社会规律。纵观历史，几乎每个朝代内带头反抗当权者的通常不是最底层百姓，以富二代和官二代居多。
原因很简单，只有他们才能在吃饱饭之后多看书、四处瞎溜达、满脑子理想，并有能力付诸实施。底层百姓连明天的午饭还没着落，没时间也没精力胡思乱想，更没能力去追求精神价值。
这么讲的话，东林党应该属于背叛了阶级、立志改变旧传统、大力革新的积极因素，阉党和皇帝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保守势力。按照后世大部人的习惯思维，前者是好人，后者是坏蛋！
但事实上并不如此，东林党不是好人，阉党也不是坏人，他们本质上全是一种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那种人。
无论东林党还是阉党，包括皇帝在内，你来我往、你死我活的斗得头破血流不死不休，争的不是谁的治国理念先进，而是谁能掌握权力，然后为自己、家族牟利。
其实这种争夺自古以来在历朝历代里都有，激烈程度也不见得低多少，为啥唯独东林党和皇帝阉党最被后人所津津乐道呢。
原因只有一个，他们争权夺利的时间点不对。如果暂时放下成见一致对外，哪怕只是面和心不和，别在外敌环伺、内部不稳的情况下不管不顾瞎折腾，大明帝国灭亡的责任就不会大部分扣在他们脑袋上。
准确的讲东林党不是清流，而是官僚资本代言人。与皇帝和阉党相比，他们对国家的危害更大，甚至连臭名昭著的资本家也无法望其项背。
为了保住所谓的既得利益，这些官二代和富二代可以无视一切法律道德，更不管国家民族兴衰，只要自己合适就成。
后世里也有这种人，还不少，比如玩金融资本的、玩房地产的、玩虚拟经济的。这些领域小商小贩基本挤不进去，普通资本家同样没戏，能得到入场券的必须加个前缀，官僚！
单纯的资本家并不是贬义词，剥削也不是贬义词，只要是商业社会存在就离不开这个阶层，总体还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力。
但只要加上官僚当前缀，所有正面属性立马清零并接近负无限，剩下的全是人性中的恶，哪怕偶尔无意中干了件好事，其结果也必定是坏的。
历史书上为啥把阉党说成坏蛋，东林党人反倒成了六君子、八君子呢？难道历史书撒谎了？这个问题更好解释，借用一句后世的名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明史当然也是由清朝写的，清朝的官员同样也是利益集团和官僚资本，往明朝官员身上泼脏水等于是在诋毁他们自己的名声和正确。为了维持统治，有些道理不能讲得太明白，百姓们全通透了就不听招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