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府，大致以松江和黄浦江为界，以北属苏州府。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了富庶之地，其中以苏、松、杭、嘉、湖五府为最。
到了明代中后期，松江府每年夏秋粮税可缴八十万石，有水田470万亩，亩产平均能达到2石，即便在江南鱼米之乡里也算高产区了。
除了稻米之外，松江府还盛产棉花，种植总量差不多有70万亩。这种规模在江南水网遍布的地区很少见，主要得益于比较特殊的地理环境，江河与旱地并存。
稻米产量高，百姓们能吃饱饭，又有了棉花当原料，手工业自然而然兴盛，纺织业在松江府发展的非常好，与苏杭的丝绸相比主要产品是棉布。
除此之外松江府沿海还有四五个盐场以及不少渔村，总体上讲生活水平在大明属于上等，虽不能说家家有余粮，但饿不着冻不着还是能做到的。
凡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方，向来盛产地主豪绅，松江府也不例外。当地的大户基本以农业和手工业为本，对于他们来讲最怕的就是一个字，变，没有动力也没有需求改变现状。
但改变还是来了，景阳五年，朝廷在松江府与苏州府交界的黄浦江南岸设立松江造船厂，虽地处上海县内，却归海军总督全权辖制，上到府台下到县衙皆无权过问。
说起来这家造船厂只占据了江边的荒地，附近也没有村镇，使用的人手都来自外地，又有高墙深沟阻隔，与本地人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
可当地士绅地主们却不这么想，总觉得那些大水车整日转来转去坏了风水，抱着团的到县衙和府衙告状，要官府下令禁止当地人与造船厂接触，打算来个官和民双管齐下，把这群外乡人彻底孤立起来，最好能挤兑走。
可是试了几次之后，大家突然发现这家造船厂有点像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对寻常人非常奏效的办法，放在它身上几乎就是无用功。
首先就是在官面上无可奈何，松江府台见了袁可立都得俯首听令，哪怕有再大的成见也只能上疏朝廷弹劾，当面半个不字也不能提。
其次民间也是徒劳无功，造船厂自打建立之初就被荷枪实弹的海军给严密看管了起来，距离一里之外就有岗哨盘查，凡是没有造船厂腰牌的人一律不准靠近。船厂里更有锦衣卫百户驻扎，寻常老百姓真惹不起。
但有人不信邪，组织了一百多号家丁和村民，打着破坏风水侵占祖坟的名义试图冲卡阻挠，结果当场就被穿着黑衣服的海军士兵用火铳射杀了二十多人，剩下的立马屁滚尿流四散奔逃。
不等这些人去官府向父母官哭诉告状，凶神恶煞般的锦衣卫就先登门了。凡是参与者全都抓起来送入县衙大牢挨个审讯，若不是朝中有人向皇帝求情，全得按照暴民论处。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恕，从今往后造船厂的青菜、肉食就得由这几家地主负责提供，具体是自己种还是从其它村子买管不着，按照数量定期送过去，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一次一结。自打那次之后就再也没人敢打造船厂的主意了，但也绝不往前凑，即便造船厂在县城里贴出告示招募人手，应征者也寥寥无几。
不过俗话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要利益足够多，人就有勇气面对死亡。随着造船厂一天天扩大规模，在厂区里工作的人数也随之越来越多。
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除了必要的食宿之外总得有点额外需求，比如说喝两口、买点好吃的解解馋、听听戏什么的。而这些需求都是厂区里的食堂、学堂无法提供的。
可是造船厂有锦衣卫和海军士兵把守，不光外人不能随意进入，内部的人也无法随意外出，该怎么解决工人们日益增长的正常需求与规则之间的矛盾呢？
要不说袁可立是皇帝的第一宠臣呢，人家靠的真不是嘴皮子，而是实打实的办事能力。这些小事儿在他眼中根本无需直达天听，轻而易举就给解决了，三个字，生活区。
袁可立亲自出面找了上海县的县太爷，先晓之以理，道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再拿出皇帝亲军的名头一顿施压，然后就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当然了，由造船厂出工出料，为县太爷小舅子造两艘双桅快船是正常的生意往来。人家也不是不给钱，三十两银子一艘。价格是低了些，可造船厂正好有一批下脚料，扔了也是浪费，三十两足够工钱了，事情就这么巧嘛。
有了县太爷的默许，造船厂旁边的一大片荒地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生活区。要说造船厂里的工人是真能干，不到两个月，通往县城的碎石路就完工了，再过一个月，巨大的棚屋也拔地而起。
棚屋里没有机器设备也不是船台，而是一排排的木头案子。凡是想来此贩卖货物的商贩，只需按月缴纳少量卫生费即可获得一个床铺大小的案子，用来摆放货物供造船厂工人们挑选购买。
刚开始只有三五个卖吃食的小贩抱着有一搭无一搭的想法来试试水，结果买卖挺不错。虽然工厂里提供一日三餐，但种类有限，管饱不管好，每月都有不错收入的工人们隔三差五就会跑到生活区里换换口味。
一传十、十传百，前来试水的商贩越来越多，贩卖的种类也逐渐丰富了起来。然后就有人看到了更大的商机，不再满足于在棚屋里摆摊销售，在咨询了造船厂的管事之后马上破土动工，在棚屋边上盖起一座正规酒楼，名曰观海楼。
两层楼里有茶有酒，有散座有雅间，专门从苏州府请来有点名气的大师傅掌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再走薄利多销的路子，而是瞄准了兜里银子充裕的大匠。买卖非常红火，想进雅间吃一顿得头天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