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过去三年了，坟头上怕是已经长出树来了，此时再大动干戈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啦？”告示一经贴出，立刻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有人觉得不太理解，因为当年死在马尼拉的没有自家人，现在一开战必定会影响生意。
“小题大做？你这话可不要让漳州人听见，他们那里有些村子几乎家家戴孝。要说小吕宋的佛郎机人也是活该，搞一次能推在土人头上，接二连三的搞就太缺德了，早该给他们点教训，不要认为我大明好欺负！”
也有人认为这么做太对了，也太有必要了。马尼拉港对华商的大屠杀因为什么，恐怕只有朝廷和内陆人不知道，但凡是和大海有点关系的早晚都会听说，大家又不是傻子，想瞒也瞒不住。
“嗳，要我说啊，一只巴掌拍不响。明知道佛郎机人靠不住，又吃过一次大亏了，为何还要去那个破地方讨生活呢，这不是送上门给人欺负嘛！
朝廷出兵讨说法，如果打赢了，冤死鬼的家属也拿不到一两银子；万一打输了，搞不好会把战火引到咱们这边来。佛郎机人可不好惹，到时候谁也别想踏踏实实过日子了，少说也得去服劳役。”
而根本不靠大海生活的百姓，考虑的并不是该不该报仇，而是由此引发的后果会不会由自己承担。当年东南沿海地区闹倭寇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不管是谁来剿匪，只要被战火波及老百姓永远是最倒霉的，根本没法躲。
“你怎么光想着输呢，大明海军岂是卫所兵能比的，连濠镜澳的佛郎机人见了都要客客气气不敢造次，凭什么就打不过马尼拉的佛郎机人！
再说了，只要能把马尼拉港的佛郎机人打服，咱们就能直接和南洋、西洋的商人谈价格买卖货物了，一进一出多出好几成利。
如果海军能把马尼拉港占下来，变成像安南的岘港那样就好了。你们还不知道吧？在岘港咱大明人走在街上能高人一等，当地的官员见了也得客客气气打招呼。
南洋和西洋的生意好做了，获利的也不光是海商，种甘蔗的、榨糖的、酿酒的、开工厂的，都能借到东风把自家货物多卖出去一些，
哪怕家里只种了番麦和番薯，只要罐头厂和饼干厂出货多，收购价格自然就上去了。大河水涨小河满，连这点道理都不懂，活该受穷！”
更有眼光长远者能看到战争的另一面，以及战争带来的好处。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观点，来了个现学现卖。
这次的动静闹得挺大，除了在沿海港口张贴告示，向海商们提前示警，早在一旬之前，《半月谈》和《商报》已经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各种观点丝毫不比围观群众少，说啥的都有，至今也没得出统一的意见，反倒是观点越争论越多。
实际上争论最激烈的并不是民间，而是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朝堂。自打宣德五年郑和船队最后一次下西洋，大明已经近200年没有派遣过船队远征了。景阳皇帝突然要派海军去马尼拉给海商们讨说法，绝大部分官员都难以理解。
死在马尼拉港的华商大部分确实是大明子民，可他们常年奔波在外，甚至在马尼拉港安了家，为了少交抽分，走私的勾当没少干。
甚至还有当海盗祸乱过大明沿海村镇的，在绝大多数官员眼中都是极不稳定因素，死在外面才好呢，朝廷耗费军队为了他们大动干戈太没必要了。而佛郎机人善海战也是公认的，大明海军虽然装备了不少火炮，可是一提起火炮，让人印象最深的依旧是佛郎机炮。没办法，原装的嘛，学生能不能超过师傅真不一定。
眼下辽东女真已经称帝建国了，有道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一山不容二虎，就算要打仗也该把精力用在那边，耗费大量钱粮跑到几千里外的海岛上去和一群不懂礼法的佛郎机人争长短，颇为不智。
再者说了，死在马尼拉港的华商到底是被谁杀的、货物是被谁抢的，至今也没个明确说法。佛郎机总督说是当地土人和日本浪人干的，且凶酋已经伏法。
不管信不信，也得找到真凶才好讨伐。可隔着那么远，又没有大明官员在场，根本没法查案，就是笔糊涂账。因此向佛郎机总督索要赔偿甚至是开战，理由并不充足。
一场名不正、言不顺、不一定能打赢、打赢了也没什么实际意义、时机还不太对的战争，真有必要发动吗？理由又是什么呢？
只可惜海军是皇帝的私军，任何人无权过问，军费也不从户部走，上疏提意见可以，想阻止一点办法没有。而皇帝这次只动用海军，一点陆军不用，根本不给总参军机们行使权力的机会。
拦不住皇帝擅起战端，大臣们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报纸上。这军队还没出发呢，先嚷嚷的满街都知道了。而且不管有没有功名都敢在上面写文章瞎嘚嘚，标准的妄议朝政。
如果国家大事全让这些贩夫走卒给讲明白了，大臣们岂不是全成了摆设。此风绝不可涨，就算报纸背后有皇帝的身影，该维护自身权益时也不能怂。
这次代表朝堂发声的居然是内阁首辅叶向高，可见朝臣们的情绪有多大，打击面有多广，连一贯的应声虫都顶不住了，或者说本身也是这么想的。
“报纸当然可以讨论，只要不行污蔑之事朕为什么要管？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谁说的？”面对内阁首辅的担忧，洪涛还真不敢随便敷衍，在脑子里使劲儿找了找，终于翻出句圣人教化。
旧派官员全被自己铲除、压制了，新派官员的数量和质量暂时又提不上来，可朝堂里的活还得有人干，这时候像叶向高这样的中间摇摆派或者投机派就比较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