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府里的管事通过外国资本买办，和北京当时的几个外国拍卖行里外作价，在文物拍卖里头捞了更多油水，因为许多府里急于把藏品出手，也只有任人从中敲诈。李嬷嬷也愤愤地骂着德公，说着主子破了产，那条老狗倒成了富人。后来听说，其实府里的宅子卖了差不多三万元，结果到了阿玛手里头，仅仅只得了一万二千元。
战乱一起来，各地的租子也就再收不上来了，所以阿玛和奶奶也就干脆地将维系府里开支的庄子和地变卖了出去。
而变卖庄子和地后，府里的开支也相应的要减少下来，裁人是必不可免的。李嬷嬷说，那会儿府里乱得很，每日里都要往外打发人，管的也没有太过严苛，便是那阵子，府里的好多东西都没了踪影。
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只是我们一家。因为新式的西洋风潮流行起来。好多亲贵家里，都跟起了风，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戴手表和钻石戒指开始风靡。儿童通过儿歌背诵汽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轮船，因为这十样东西被看成是文明的象征。
大家很容易对这些新鲜事物和生活方式产生好奇和亲近，各府里作为最先可能接触这些新玩意儿的阶层，又容易将这种猎奇变为传统意义上贵族式的奢侈生活。这样，愈发带动了上层的跟随，而这样的现象愈演愈烈，即便是保守如故的阿玛，亦不能免俗。
据说，乙卯年（1915年）的时候，多尔衮的十一世孙、末代睿亲王魁斌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中铨和中铭简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随着改朝换了代，一切礼制土崩瓦解了，中铨和中铭这两位小爷，花起钱来毫无约束。他们用卖王府、卖东北和河北庄地的钱修建新房、花园、安装电话、添置西餐厨房，一次就购买了两辆汽车，八辆马车和大量洋货。还经常去前门外豪赌。
再后来，到己未年（1919年）他们又卖掉西郊别墅，带*到天津去玩，连花带赌一天便花去一万元。后又把家里的五百间房产，抵押给德商礼和洋行。十万元花完后，把王府附近家人居住的二十多间房卖掉，还把祖坟园的建筑和树木卖掉。
由于交不起借钱的利息，被债权人告到京师审判厅，法院于第二年将地处东城石大人胡同的新王府查封。中铨吓得躲了起来。家人也匆忙搬家，将马车、汽车等物品送给车夫和司机作为工钱。府中物品运出六七十车，暂时寄放在当铺里。四十多箱衣服只开了一张两百多元的当票，后来无人过问，成了死当。
一无所有之后，又将看坟的养身地一千多亩，以每亩八元卖给了看坟人。
据说，中铨在穷得没办法时，想借移灵之机把祖宗棺木里的陪葬珠宝取出卖钱，但由于和县衙门分赃不均，被告发，中铨被判了七年徒刑，坐了五年牢后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