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共租界，妇女解放运动旗手“琼瑶先生”金奇娜家的小洋楼客厅。
在最初的几次“血拼”之后，已经逛街逛腻了的诸位穿越者们，就把采购办货的事情交给雇员，然后窝在金奇娜家的小洋楼里，一边看管着性命攸关的跨时空虫洞，一边靠看报纸或听收音机来打发时间。
在1934年的夏天，国内最重要的新闻，自然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剿匪”作战节节胜利的捷报。
“……蒋委员长于南昌行营发表重要讲话，隆重表彰了广昌会战的立功将士……并且再次重申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鼓励将士尽早剿灭赤-匪，光复匪区，统一国家政令……
……近来又有人奢谈抗日……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要先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够抗日。大家总要记住我们革命的生死成败，我们国家的绝续兴亡，在目前完全决于剿匪，剿匪如果失败。那就一切都要失败，都不可挽救，你想匪都剿不了，哪里还能抗日，这不是自欺欺人之谈吗……”
“……‘攘外必先安内’啊！蒋光头可是被这一条策略给拖死了呢！”
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王秋忍不住摇头叹息，“……身在二十世纪，却依据明末的经验来考虑问题，坐在国家领袖的位置上，却还是抱着地方军阀的思路，陈腐狭隘，没有全局观念，如何能成得了大事？”
——在这个时代待的久了，王秋也渐渐明白了蒋光头为什么顶着举国民怨沸腾的压力，也依然铁了心要“攘外必先安内”：首先，日本侵略的东北和华北，在他眼中都并非自家地盘，丢掉一点也无所谓；其次，江西红军却跟他的江浙地盘近在咫尺，又是不死不休的仇敌，即使是暂时纵容姑息，也万万不能的。
如果是站在地方军阀的角度上，这么做自然是无可厚非。但偏偏他却给自己弄了个中央政府领袖的名头，结果就等于是把自己放到了火炉上烤——早在北洋政府时代，冯国璋大总统就早有结论：在这个坑爹的年代，中央政府的名头就是一个大火坑，看着闪闪发光的很光鲜，但真正坐上去的滋味可实在是要命：洋人威逼、文人讥讽、军阀声讨、学生闹事……能到手的好处没多少，卖国求荣的屎盆子却都往你头上扣！
在二十一世纪初，大陆方面因为担着一个中央政府的名头，结果就在台海争端之中吃了不晓得多少苦头——台湾人可以不把大陆同胞当成自己人看待，但北京政府却不能不把台湾人当成同胞来照顾。譬如台湾和菲律宾爆发渔业争端，菲律宾水兵开枪扫射台湾渔民，台湾那帮娘炮草-莓兵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当时大陆方面可没有幸灾乐祸，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竭力声援，给菲律宾施压……谁知最后还被台湾绿营大肆抨击，宣称宁要菲律宾的子弹，不要大陆阿共仔的帮助……真是让人气得七窍生烟，费心费力还不讨好！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既然要当全国领袖，就得把全体中华儿女当成自己人来照顾！
——总而言之，很多地方军阀可以去做的龌蹉事，身为中央政府却是万万不能做的。
而蒋介石就是既想要中央政府的权威，又不想承担中央政府的职责……偏偏在这个年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人心所向，成为了任何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基础，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只有首先坚决地“攘外”，从洋人身上刷声望值，博取到足够的民心和支持率，之后才能够较好地“安内”。
——建国初期如果不是在朝鲜战争之中打出了威风和气势，之后的公有化改革哪里会有这么顺利？
相反，在日寇逐步入侵的大背景之下，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简直是一再触动了中华民族的逆鳞，激起了广大爱国民众的愤怒，把自己的名声和国民政府的合法性，都给逐渐丢得干干净净。等到了西安事变爆发的时候，倘若蒋介石再继续采取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作为其统治支柱的军队都要造反了！
——在很多时候，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
做得到的人，就会成为英雄；而做不到的人，则会成为英雄的踏脚石。
“……但是，不管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再怎么人心尽失，瑞金的中央苏区这回可是在劫难逃了。”
根据报纸和广播里的信息，再结合历史资料，杨教授在一张民国年代的江西地图上，标出了当前国共两军的对峙战线，“……不过……用装备了飞机大炮坦克车的百万大军，合围进剿缺枪少弹连饭都不吃饱的十万红军，靡费军饷连番鏖战整整一年，才堪堪打下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距离瑞金还远得很……就是俄国人打车臣战争都没有这么丢脸！这蒋委员长的本事，还真是只能指挥一个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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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抗战爆发之前的“蒋记”南京国民政府，尽管问题和毛病很多，但是相对于之前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府而言，好歹是在一步步走向统一和稳固，并且至少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认可。
——无论如何，通过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等等一系列的军事征伐和政治整合，南京政权确实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确立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袁世凯死后国内中央政权极度虚弱引发的混乱局面：最起码，全国所有的地方势力，都公开承认他是老大了！
不要小看这一点，西欧中世纪那些封建国家的君王，通常也就只有这样程度的权威而已。在民国时代另一个做到这种事情的人，就只有袁世凯而已。其他那些总统和总理，根本只是旋起旋灭的流星罢了。
与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相对应的是，蒋介石政权在财政、金融、法律制度上，也在逐渐走向完善，初步地有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外壳，而不是那种不伦不类的草台班子——随着南京政权行政体系的逐渐完备，蒋介石本人也具备了相当的政治声望，在上流精英人士和部分市民之中，逐渐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拥护和认可，被认为至少是一个有资格当国家领袖的人。而不是像之前的曹锟大总统那样“望之不似人君”！
——无论再怎么邪恶的暴君，好歹也是“君主”，但某些家伙却连被称为“君主”的资格都没有。
不管怎么说，他至少遏制了军阀混战的大乱局，在那几年里让百姓承受的战祸减轻了一些。人民纵然不可能真心爱戴他，但也没有到要把他视为仇寇的地步，大约就跟现代拉美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看待本国腐败总统的态度差不多——失望归失望，但换成别人上台多半只会比他更糟糕，还是捏着鼻子忍了吧！
但另一方面，在抗战爆发之前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战略战术上的水平却实在是不敢恭维。
从二次北伐、蒋桂战争到中原大战，蒋介石在临阵指挥上一直都没有任何出彩的表现。他花费重金装备起来的中央嫡系部队，屡次被穷得叮当响的西北军大刀队给打到一败涂地。最后几乎完全是依靠银弹战术、贿赂收买、挑拨离间这样上不得台面的阴私手段，才把自己推上了全国领袖的位置。
然而，在对付红军的时候，蒋介石擅长的这些阴谋诡计、收买挑拨之策，就完全不管用了。
——其实，工农红军的将领也不是绝对不能收买，毕竟并非每个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做的。但问题是，不光是共-党讲究“政治正确”，国民党也一样如此。为了彰显自己的“阶级性”，那个时期的国民党连自己内部的左翼成员都能狠下屠刀，有杀错无放过，对待正牌的共-党分子更是一向残酷无情，万万不肯宽恕。
甚至就连向忠发总书记这样的头牌大腕，在被捕之后主动要求投降倒戈，毫无节操地供出了自己脑子里的全部情报。等到招供完毕之后，这位总书记大人都被立刻割喉处决，连个缓刑都不给……且不说向忠发头脑里的情报到底有没有价值，光是冲着他这位总书记大人的名头，也应该把他好吃好喝地供起来，然后让他时不时上广播或到广场上现身说法一番，以此来动摇对手的斗志，也就是所谓的“千金市马骨”啊！
可蒋介石却杀伐果断地把他这么一处决，立刻就起到了严重的反效果。那些原本可能还心怀动摇的地下党与红军将士，统统噤若寒蝉——连总书记投降都不能免死，下面的小喽啰哪里还有活路？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境地，还有哪个不怕死的红军大佬胆敢“弃暗投明”，赌一赌自己的人品是否够硬？
既然蒋介石为了“政治正确”的立场问题，自己堵上了自己最擅长的撒钱收买分化之路，那么接下来就只能完全依靠正面作战了——而这从来都不是蒋介石的强项——从第一次围剿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可结果是红军没怎么被消灭，中央苏区的范围倒是越打越大了。
而且，这厮的脾气一向都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犟起来能把脑袋往南墙上撞个七八回也不肯改……这些年前后几次围剿中央苏区，他都用了差不多同样的作战方略，吃了不知道多少苦头，愣是痴心不改，一次又一次地在不熟悉山地作战和不顾后方补给的情况下，盲目指挥自己的嫡系军队跟着红军四处乱跑。以至于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后败得一次比一次惨……
这一回的第五次围剿作战，蒋介石采用了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的建议，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说穿了也就是曾国藩昔年组建湘军剿灭太平天国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的翻版，谈不上有多少新意，完全就是凭借雄厚的本钱来慢慢地磨死人。
无奈蒋介石这次投入的本钱实在厚实，动员了五十万嫡系大军，还有五十万不太听话的军阀部队——正所谓“一力降十会”，这么多的兵马砸下去，势单力薄的红军就算再怎么诡计百出，也难以招架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