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见识更多的现代人，王秋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够把土改办得更“文明”一些。
“……呃？用投票选举来决定哪些地主该打倒？”胡总政委有些惊讶地问，“……为什么要这样搞？”
“……为了给我们打地主行为，制造出足够的合法性。”王秋答道，“……我们红军为什么要打土豪斗地主呢？实际的收集给养和筹措军费等目的暂且不提，至少在名分上都是为了给老百姓做主。那么，到底哪些土豪劣绅该死，哪些仁慈好人不该死，自然也应该由老百姓来判断……否则的话，工农红军又跟那些自诩为‘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土匪马贼之流，有着什么样本质上的不同？”
“……你说的有些道理，可具体该怎么投票呢？”胡总政委撇了撇嘴，“……好多乡下人都不识字！”
“……这个您尽可以放心——对于如何组织文盲搞选举，我党在历史上有过一套很成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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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在熬过了几个提心吊胆的不眠之夜以后，昌化县城的地主土豪们终于迎来了红军的审判——各家各户的地主老财们，被破门而入的红军战士拉了出来，绑在广场的木头桩子上。
而红军的政工人员，则尽量召集了全镇的百姓，举办公审大会——先是宣布了这些地主老财及其狗腿子们被调查出来的各种罪状，然后举行全体投票：投票方式参考了古希腊时代雅典城邦的“陶片放逐法”，把犯人背对着投票者绑好，每个犯人的屁股后面放一只大碗。每个与会人员可以领到一只彩色玻璃球，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去投票，还是把玻璃球带回家给小孩当玩具——当然，鉴于昌化县城的人口远不如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城那么多，并且本着执法从重从严的精神，处刑的界限从六千票减少到三百票。
对于那些民愤极大的恶霸劣绅，只要有三百个人投票认为他该死，那么这个人的民心也就够呛了，应该拉出去枪毙，家产罚没充公；如果是那种在乡间很有恩德，认为他该死的不到一百票，算是开明地主，立即无罪释放，财产予以保护；至于在一百票到三百票之间的人，则暂时关到监狱里，酌情罚一笔款子。
当然，土豪劣绅们被罚没的财产一律充公，并不会就地散发——如果在打倒一个地主之后，他的财产会就地分配的话，分到了东西的乡民们，很难说会不会因此想要多处死几个地主，以便于分到更多的财物。所以改为罚没的财产一律上交，实行“收支两条线”，相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冤案错案的发生。
——最终的审判结果是，昌化县城还没逃走的地主土豪之中，只有两个被判枪毙……不是说镇上的地主乡绅都是好人，而是因为那些罪大恶极的家伙都有自知之明，早就已经提前一步跑到乡下去了……
在公审过程中，王秋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被审判的家伙之中，只有一小部分算是真正的地主，大多数则是被正牌地主委托代理收租的“二地主”（代理人），至于正牌的地主本人，则远在上海和杭州！
原来，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代理人）负责收租。为了适应形势，他们早已把投资渠道放在了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方面，以求更高的收益，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乃是民国时期整个社会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直到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被一同毁灭。
“……枪毙了两个，罚款了八个，剩下的几个都是小地主，自己都要下田劳作，基本还算是好人……”
对于这个“过于宽松”的审判结果，昌化本地的地下党组织感到十分失望，纷纷要求扩大打击面，把剩下几个地主老财也打倒抄家，顿时听得王秋直翻白眼——最为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一批恶霸劣绅已经逃到了乡下，你们不敢去抓，反倒拿镇上那些谨小慎微的老实人撒气……这难道是想要给红军砸招牌么？
幸好，还没等王秋这些“未来同-志”站出来数落他们的龌蹉心思，胡德兴总政委就先跳了起来，大骂他们欺软怕硬，满心只想着斗地主抄浮财，却完全没有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奉献精神，把革命搞成了打劫……并且亲自督促他们拿出了几个革命方案，一方面抄没那些逃亡地主在县城里的产业，另一方面组织游击队下乡攻伐几个恶霸庄园，给新生的红色政权立威，顺便也好让新组建的菜鸟游击队见见血。
就在这个时候，精神十足、容光焕发的寻淮洲将军，终于穿着一身银灰色高级呢绒中山装穿越时空回来了。而跟着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廋了一圈的萧瑟女士，以及满脸憔悴、好像老了十岁的杨文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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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寻淮洲“执委”跟后世中央领导之间的当面会谈情况，王秋同学原本是很担心的。
要知道，在这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党和国家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与21世纪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何等的火星撞地球啊！
根据王秋最悲观的设想，都已经出现了在国务院里，双方相互拍桌子指责对方路线问题的场景了！
幸好，最糟糕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发生——从二十一世纪归来的寻淮洲将军，看上去显得神采奕奕，一回到这边，就抓着粟裕问起了部队的整编和补充情况，而粟裕自然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经过了从瑞金到昌化的三千里漫长征途，红十九师的兵力已经缩减到了三千多人的可怜规模。而按照德国或日本的标准，一个师（或师团）的基本兵力应该在一万八千人左右；即使是按照北洋军阀的缩水版编制，一个师的兵力也不应该低于一万两千人……之前，这支红军是一直在敌占区流动作战，弹药粮秣和资金都很匮乏，自然很少能够找到补充兵员的机会。如今既然有大金主买单，自然要赶快扩军了。
当然，原本以昌化这么一个山区小县城的人力资源储备，在不能强行抓壮丁的情况下，红军在这里能够募集到几百名战士就很不容易了。然而，国民党当局不愧为贴心的运输大队长，眼看着红军缺乏兵员，立即就屁颠屁颠地送来了一个补充旅和四个保安团，随即统统成了俘虏……这都是受过训练的好苗子啊！
而如何教育和转化战俘，正是我党的天赋特长——其实，未来解放军堪称奇迹的“即俘即补”政策，正是粟裕的拿手好戏，也正是他创造性地不断地利用俘虏来补充兵力，才能在战略环境非常恶劣、战场消耗非常巨大的情况下。让华东野-战军在逆境之中越打越强，最后打出了战力惊人的五十多万雄壮大军。
虽然如今的年月提前了十几年，但穿越者提供的物质条件，也绝非日后一切靠缴获的解放战争可比——于是，如今还是小年轻的粟裕，就拿着自己未来总结的《俘虏整编手册》，开始按图索骥：先是派出得力的政工人员，对国民党俘虏开展谈心活动，同时通过诉苦大会，将被俘人员对旧社会和对国民党的憎恨给挖掘出来。再将诉苦运动和查阶级，查工作和查斗志的“三查”运动相结合，确保部队的纯洁性。最后举办公审大会，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军官就地枪决——不得不说，旧社会的军队里真是充满了黑暗……当红军处决了那些十恶不赦的军痞、军霸和恶官坏官后，许多投诚战士都激动地留下了眼泪。
而出于好奇才参加进来的蔡蓉小姐，则是看着在战士诉苦大会上记录的各种罪状，惊讶得囧囧有神——吃空饷、喝兵血、克扣菜金和强制抓壮丁什么的都已经不算新鲜了。比较离奇的是，居然有很多年纪幼小、相貌俊美的少年兵，公开哭诉自己沦为了长官发泄和消火的玩物，甚至被长官插得染上了梅毒……
“……嘶——我原本还以为，只有在常年没法下船的海军里面，才会有很多人喜欢龙阳之好，乐衷于搞基的。没想到在国民党陆军里面，也有那么多军官喜欢这个调调啊！老天爷啊！至少有八十多个士兵哭诉自己被长官强-暴……难道国民党的军队是在向古希腊底比斯的“圣军”（基佬军）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