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七月，契丹主耶律德光不甘心他对中原的“处子战”如此收场，再派梯里已（又称惕隐，系契丹官名，掌皇室政教）涅里衮等人率七千轻骑前去救援。
王晏球闻知消息，先丢下困兽王都，带兵在唐河（今河北定县附近）迎击契丹骑兵，契丹兵没有防备，被唐军狂杀一通，死伤惨重，腿长的调头就跑，王晏球一直追到易州（今河北易县）。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再次招待远来的契丹客人，出兵绝了涅里衮的后路，生擒涅里衮以下五十多人。因连降大雨，涞水（拒马河）暴涨，契丹兵又溺死了一部分。剩下的还想北逃，被幽州村民发现，各持大棒来招待契丹人，打死了数百，最终有幸逃回契丹的人不过几十人。耶律德见援军败的如此之惨，气的直跺脚，没想到李嗣源这么不好惹，但他没有甘心失败，毕竟中原的富饶对于他这个游猎皇帝来说具有不可抵抗的诱惑力，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打退了契丹援军，王都困守孤城，实在熬不下去了。后唐天成四年（公元929年）二月，王都和铁刺准备突围逃往契丹，还没收拾好金银细软呢，定州都指挥使马让能就打开城门，放唐军进城。王都知道没戏了，只得举族自f，铁刺被俘，押到洛阳处斩。
平定朱守殷和王都叛乱以后，各地藩镇都老实了一阵子，不敢在这个时候冒尖，李嗣源在军民中的威望已经超过了李存勖，想反也没机会。李嗣源好不容易迎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开始偃武修文。
李嗣源虽然是行武出身，但骨子里他并不是一个凶狠好斗之人，这点和后来的赵匡胤比较相似，“为人纯质，宽仁爱人。”说到赵匡胤，倒想起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来，就是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公元926年）的某一天晚上，f香祭天，说：“我无才无德，让我做天下之主实在勉为其难，天下大乱已经上百年了，希望上天能怜悯苍生，早日出一个圣人，救黎庶于水火。”
果然，当天夜里，在洛阳夹马营中降生一个男婴，就是后来实现局部统一的宋太祖赵匡胤。这个故事源出北宋名臣王禹偁所著的《五代史阙文》明宗条，并不是很可靠，可能是宋朝人为了美化赵匡胤而捏造出来的。
李嗣源曾经和翰林学士赵凤谈及君臣关系，李嗣源很感慨的对赵凤说：“先帝为了褒奖功臣，曾经赐给我和郭崇韬、李继麟免死铁券，可结果郭李二人皆被灭族，朕也差一点成先帝刀下之鬼。”赵凤的回答很有道德力量：“皇帝把仁爱放在心中、行于事中就足够了，没有必要搞什么形式主义。”
赵凤不愧是个儒中君子，和那些溜须拍马顺杆子爬的犬儒们在人品上不知好多少。以前庄宗刘皇后想认张全义做干爹，赵凤就力言不可，后来任圜被赐死，也是赵凤为任圜极力争取，虽然两件事都没有成功，但至少说明赵凤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而同时和赵凤进入翰林院的冯道此时已经荣升宰相，一直觉得五代十国人物如过江之鲫，但真正可以称之为顶尖人物的只有三人：柴荣、李煜、冯道。柴荣雄才大略冠绝五代，李煜开宋词之先，都是毫无争议的。唯独这个冯道，后世争议极大。冯道一生共侍奉过五个朝代十一位皇帝（还不包括刘守光），而且都是位极人臣、名望隆重。象冯道这样“虎狼丛中也立身”的人物，放眼今古，绝无仅有。
虽然冯道“忍耻以偷生”的做人原则遭到了后世史家的批判，但冯道之所以能数十年屹立不倒，绝不是靠諂媚得宠，那也是有真本事的。李嗣源早就听说过冯道的才华，登基后便把冯道找来，备加信任。
李嗣源渴望做一个有道明君，身边没有直言敢谏之士不行，冯道就对李嗣源说过：“现在天下无事，四海清平，但陛下不能因为形势稍好一些就贪图安逸、纵欲声色，只有兢兢业业才能有守住基业。”
李嗣源点头称是，问冯道：“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日子过的怎么样？”冯道说：“士农工商四业中，农民活的最辛苦。遇上灾年农民就要挨饿，即使年岁丰收，农民还要为粮食价格低发愁，陛下应该多体恤民情。”
冯道把唐懿宗时进士聂夷中所作的《伤田家》一诗背给李嗣源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诗写的虽然很浅显，但道理却很深刻。”
要说李嗣源也确实是块明君的材料，要换成李存勖，早就听了不耐烦了，找戏子们耍乐去了。李嗣源听后，大为赞赏，说道“这诗写的真好！”便让侍臣抄下这首诗，经常让人念给他听，做为警句。
后来李嗣源得到了一块玉杯，上面刻着几个字：“传国宝万岁杯”，李嗣源很喜欢，并让冯道也欣赏欣赏。可冯道却说：“是宝贝，但只是有形有价的。而无形无价的宝贝却是仁义，只有实行仁政，才能无敌天下。”李嗣源更加高兴。当然这并不是冯道在拍马屁，说的确实这样，仁者无敌，古今皆然。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公认的明君，从谏如流，用贤去恶，他和魏征近乎完美的配合是君权和相权相互制约、有机合作的典范。李世民之所以称为明君，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魏征为代表的大唐贤臣的功劳。李嗣源也是如此，虽然他和冯道远远比不上李世民和魏征，但仅凭他们的这些才能已经可以在重武轻文的五代十国时鹤立鸡群了。
冯道的直言敢谏对李嗣源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李嗣源在战乱年代力所能及的恢复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上所做的努力是值得历史肯定的。天成五年（公元930年）二月，李嗣源把年号改为长兴元年，大赦天下，除了“十恶五逆、屠牛、放火劫舍、合造毒药”等重罪外，赦免其他罪行。牛是小农经济时代生产的头号主力，没有牛“无言的付出”，恢复生产只能是一句空谈。
农业生产仅靠耕牛是不够的，还需要农具，但当时出于战争的考虑，统治者多严禁民间私造农具，而由官府制造然后卖给农民。对于这个弊端，李嗣源也考虑到了，他下诏开放铁禁，允许农民自已打造农具和其他生产用品。
自唐懿宗以来天下大乱，战争频烦，底层人民苦难深重，直到遇上了这位小一号的“唐太宗”李嗣源。象李嗣源这样的人物，在五代中属于“稀有动物”，老百姓自然惊喜交加：可碰上好皇帝了。
封建时代的明君贤臣在本质上还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注定了在历史渐进过程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历史局限性。
历史的局限性并不能成为否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借口，历史总是向前进的，只要历史人物的所做所为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自从任圜被李嗣源给罢免之后，安重诲少了一个对头，从此大权独揽。安重诲借机在政治上大搞近亲繁殖，把自己的亲属安排在军事重镇当一把手，却又不允许其他人进入决策圈，这样安重诲就可以安心的做他的二号皇帝。
少了任圜这一极，政治格局的平衡被打破，第一个感觉不对劲的就是李嗣源。面对安重诲咄咄逼人的态势，李嗣源有些后悔，但他做事比较稳当，所以还没怎么发作，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这时在民间忽然流传一个小道消息，说有术士看过安重诲的面相，说他“日后必将大贵”。并说安重诲不久就要率军讨伐淮南，要统一天下云云。有人把这事报告给了李嗣源，李嗣源一听怒不可遏，便把安重诲叫去，责问道：“听说你私建军队，要攻打淮南，这事朕怎么不知道？”
安重诲被李嗣源骂的一头雾水，醒过神来后才大声呼冤：“兴兵讨伐是国家大事，这应该由皇帝做出决定，臣哪敢如此僭越？一定是有人在中伤臣。”李嗣源“哦”了一声，又找来指挥使安从进等人，商议如何处理这件事。安从进和安重诲关系不错，拿自家老小做保安重诲必无反心，李嗣源这才作罢，但对安重诲的疑心越来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