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皇上这么帮我一吆喝，这麻将的推广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多了。我以更快的步伐把麻将生产的作坊开了起来，生产一系列麻将和麻将的外围产品，并依据不同顾客的喜好，生产了各种档次的麻将。
当然，这一切都不能让我自己出面，我让王承恩给我物色了一个人选，充任麻将作坊的掌柜。
当然由我百分百控股。
我貌似做这些做得很隐秘，但其实，京城里都知道我信王的作坊垄断了所有的麻将生产和销售，谁也没有打算跟我抢生意，所以，我也没有发展到去欺行霸市。
大家都晓得，信王的背后是皇上，是整个大明王朝，谁敢叫板呢。
虽然我作为信王有用不完的钱，但作为一个后世来的人，多那么一点点开天眼看世界的眼光，我当然知道，以农业立国是说一个国家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不管怎样，扶持手工商业的发展壮大是我当皇帝首先要做的事情。虽然在这个国家从汉朝开始就重农抑商，这些士大夫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与不耻都无法一时克服，但我坚信，这些人谁也不是道德真君子，家里的钱绝大多数来自于私底下自己家里掌管的产业，要知道我大明给这些官员的俸禄是不高的。
秦朝还出了个以商人掌控国家权柄的吕不韦，先秦还出了个范蠡，都是坐地起价的商贾，事实证明，以商人唯利是图的眼光，打理一个国家更能做到精打细算，只要他是真心的想为这个国家而不是仅仅为自己谋利益。想一想吧，秦国，越国，哪个不是当时的强国。
虽然我对历史知道的不多，但我也知道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人家的岁入就比多发展了三百年的我大明还多，靠的是什么，当然不是人丁税和田亩税（南宋的人口和土地必然比我大明要少），而是商业税收。想那个时候，我大中华的帆船竞航在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那是何等的壮观。我的老先人不知道是哪个开始居然实行禁海，害得我大明少发展了上百年。
事实证明那么蒙昧的野猪皮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都能幡然悔悟，原来，实业才能救国，也就发展到十九世纪洋务派的欣欣向荣。
而我大明的子民难道比清朝人来不如，经过我的教导，难道还不会明白，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有了这些思考
，我才打算亲身去实践一下所谓的实业救国，发展经济，繁荣祖国的工商业。
虽然我知道的不多，但我还是知道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发展起来了，并且为我所用，那么我的命运当然不至于吊死煤山那么凄惨。
展开麻将生意当然只是我投出去的一小块石头，说实话，跟伟大的设计师说改革开放一样，我这种想法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慢慢实践才是检验我这个真理的唯一标准。
虽然后世经得起历史检验并且已经检验过的理论，在我心里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但我相信这个世界的聪明人并不比我笨，而历史真实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我所期望的事情，哪怕只是萌芽，这就证明，这些在后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在明朝的土壤就不一定行得通。
而且，我也曾经听人说起过，我们这套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正在被历史检验出若干瑕疵——作为当权派，我当然不会全然否定这些领导的英明决策，说是瑕疵已经是我能容忍的极限贬义词了。
所以，作为未来政策的制定者，紫禁城的主人，我不能让我的政令出不了紫禁城，也不能让我政令到了地方全被面目全非了。
所以，趁我现在还只是信王，获得一些第一手最直观的感受是必须的。而且，我这样做还有别的目的，掌控大明的经济命脉。
就跟后世的垄断经营一个样，我必须赶在那些商家做大做强之前，把自己或者政府掌控的那一家做到最大最强。只有这样，整个大明王朝才算是真正掌控在我手里。
因为自从有了货币这个价值体系以来，我们人类一切的社会活动都围绕这个物品展开。也就是说，人终归是经济动物。我掌控了经济，虽然不一定就不能导致流民，但那些商人必然在我的牢牢控制之下。
也就是说，现代政府的本质是财富的再分配，而我要做的使政府在这一核心功能外还要有一种能生产财富的功能。
那就是把一些牵扯到国家利益的商品由国家垄断。（诸如……）
当然，这些东西并不是什么新理论，我们历朝历代都实行的盐铁专卖。我说的是更多，不止这两样东西。
不过，在这个商品还不极大丰富的时代，我并没有发现多少商品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比如，
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中国石油，还没有中国移动，也还没有人民银行。也还没有中国烟草，国家电网。
但我相信，我总会发现一样商品属性符合我所设置的定义，然后就可以触及整个大明王朝的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了。
那么，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首要要做到的一点就是改变这些社会精英，统治阶级对工商业的固有成见，也就是商业，商品和商人的社会地位。
虽然我是一个不事稼轩的二世祖，但耳边也总是响起一些诸如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
（说实话，作者就是一地地道道的农民——作者）
这其实是可以做一做对比的。
我们后世生在伟大的新中国，立国的口号就是四个现代化，当然最最基本的还是发展工商业，彻底甩掉农业大国的贫穷帽子。
也就是说，我们的国策是“重商抑农”，虽然你从来不会在任何地方看到这样一种提法。但细心的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对工商业和对农业的态度其实和古代对农业和对工商业的态度是何其的相似，只是双方调了一个个。
虽然我并不懂得农事之艰辛，但我也明白一点，“我们”（对作者而言是“他们”，但对书中的主角而言是“我们”——作者）一贯的政策是利用剪刀差让农业补贴工业。几十年来莫不如此，以至于到现在已经养成了习惯而改不过来了。
（自从在某一天知道“剪刀差”这个词以后，作者本人就对现在的一切体会失去了信心——这是婉转的说话，实际的说法是，我对政策的制定者不会再给予任何信任，哪怕他们如何的巧言令色，即使我表面上表现得极端亢奋，但我内心依然是伤不起的农民——作者）
这跟我在这个世界的体会是一样的，朝廷使命的压榨工商业，使得工商业很难发展得起来。
我相信，只要我出一道政令，而且那些政令的执行者能够很好的执行的话，工商业的复兴是指日可待的。
而我要做的就只是让那些执行政令的人不阳奉阴违或者阴奉阳违。
这可能才是我以后一辈子要去伤脑经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我这辈子只需要做好这一件事就够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