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宋飞等人不同,高义毕业于北京大学,出任外交部外派时节已有十几年的经验,但是他则更注重思想领域的东西。他常常在远东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远东文化先驱报》上发表文章,宣传自己的思想,鼓励热血青年们投入到振兴中华的变革中来。
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不重视宣传,而是他们并不擅长宣传,另外他们把宣传的重点放在了国内。几乎所有高义先生在《远东文化先驱报》上发表的文章,都很快出现在华夏国内的各大报纸上,其中就包括“新华社”发行的报纸。
华夏国公派时节高义是一个神秘的外交官,宋飞想破脑袋也没搞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没办法,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叫做高义的外交家和思想家。还有一点,宋飞很确定,那就是高义先生在华夏国内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貌似很有威望。
所以,由于高义先生在国内的声望,在国内的宣传效果要比他们这些无名小卒强得多。他们重点是设法潜移默化地改变高义山的思想和观点,由宋飞把后世的许多先进变革理论有选择地编纂成册,借助于他们那个离奇的故事,给高义外交官先生。
不知不觉中,高义的观点不再局限于纯属理想的“为毛主席服务,一切听从毛主席的命令,发展国家,改变华夏”,而是把它们具体到了更符合华夏现状的土地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各项法律。
于是,通过宋飞的笔,宋飞把后世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自己的观点看法宣传到了国内。因为是出自高义这位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笔,效果当然是很理想的。
会议结束了。宋飞、王一清、陶亮等人象往常一样一起走出大会议室,来到顶楼的小会议室里继续他们的名义上是“聚餐”,实际上是讨论和决策的会议。
宋飞首先说道:“‘三五运动’应该说是在我们的纵容下顺利爆发了。接下来,就是我们强大的红星军出面摆平那些企图封锁华夏的坏人了。大家都谈谈应该怎样利用它吧!”
点上一根上好的中华香烟,赵大力首先说道:“因为远东、东方市和库页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更因为神日帝国小鬼子的海军的没落和我们海军的崛起,事实上,对亚洲东南亚影响最大的势力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神日,而是我们第一,鬼子第二,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开罗和会’上,米、英、法都在东南亚问题决定之前向我们做过非正式的通报。我们虽然没有干涉这件事,但是却从侧面证明了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在亚洲地区势力范围的某种承认。”
王一清说道:“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从来尊重的都是实力。在东南亚的阵营选择上,国内知识界的那些人把希望寄托在米国身上,希望他们为华夏主持公道的想法,帮助东南亚成为华夏贴心的朋友。真是太天真了。没有这次‘三五运动’,他们还会对西方国家们心存幻想。正象张耀所说的,现在看来,这场运动对于唤醒华夏民众、冲击封建思想、凝聚民族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张耀呵呵一笑,说道:“我们要让‘三五运动’这把火比历史上烧得更旺,要在国内大力宣传我们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理论和主张。这个理论,要比‘听从一人’和‘大刀快干’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因为它是可以通过艰苦的努力在人们的有生之年实现的目标,而不再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乌托邦’。我们已经让高义先生接受了这个理论,并通过他的笔,在我们控制的国内各大报纸上发表,反应相当不错。”
于鑫山接着说:“的确是这样的。通过国内情报网络传回的情报,我们可以说,让绝大多数国人接受这个理论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主要原因正如张耀说的那样:它并不是百年之内不可实现的理想,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目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出自高义的笔下,先生在国内、尤其是在知识阶层的影响力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我们与先生合作这步棋,看来是走对了!”
于鑫山与高义在一起待了近一年的时间,已经深深的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出于对高义的尊敬,他总是口称“先生”。
突然,于鑫山话锋一转,接着说道:“可是先生仍然对有些反动势力心存幻想。就拿江青来说吧,先生就一直非常信任他。就是现在,他仍然经常给他发电报遥控指挥着江青的行动。可是我们大家却都知道这个江青在历史上差一点杀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宋飞若有所思地说道:“这的确是个问题。鑫山应该加强对江青的监视力量,千万不能让这个叛徒在将来出现历史上的事情,影响华夏的发展不说,还要让毛主席老人家受苦!”
于鑫山又语出惊人地说道:“我已经增派了人手,也掌握了他的不少个人资料。不过,却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背叛革命的理由:她早年参加华夏党化运动。现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第1副组长,代组长,解放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只是,这些都没有她反叛的迹象啊,指挥官,我怎么感觉这么一个演员,不会掀起多么大的风浪呀?”
宋飞说道:“你这个狙击手还有情报员的潜质呢,不过还真有两把刷子,把江青调查得这么详细。但是,这一次你是真错了,没有经历那样的历史,你是不会明白“**”的可怕与恐怖。既然说到这了,我就多说几句,稍微透漏一些当时的悲惨,大家留个心眼,千万要避免类似事情的再度发生啊。”
“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
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
“现在知道这场文化浩劫对华夏共和国的影响了吧。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希望诸位君共勉,强力避免类似事情再度发生。行了,除了军委留下,其他人都离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