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深谋远虑，规矩方圆
要做到深谋远虑，必须充分了解情况，而不能根据“想当然”就一意孤行。
这里先讲一个“洗脚水的故事”。
当年，由老虎、狮子、鹰、狼等猛兽组成的八国联军入侵王朝时，在经过抵抗而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八国联军已经打过通州，马上就会到达北京城。这个时候，慈禧决定带着光绪出逃。当时气候已经接近秋天，但是白天的时候还是非常热。由于仓促出逃没有特别准备，偏偏遇到大雨，又没办法躲避。一路上热了又冷，加上没什么可吃的东西，那种逃难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那时候没有汽车，只有马车和轿子，加上道路本身就凹凸不平，颠簸得非常厉害。就这样，一路走到了河北的怀来。当时所有逃难的人就住到村口的一个破庙里。晚上的时候，慈禧就有一些发烧，而御医也没带什么药。当时那种情况非常艰难，没人想到会出什么事情。但是没办法，慈禧烧得越来越厉害。无奈之下请了一个当地老农帮忙烧水做饭，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站起来说：“我家有祖传的秘方，专治发烧。”于是大家就问到底是什么秘方。老农告诉众人说：“弄碗犀角水喝完就好。”这一句话不要紧，慈禧听说要“喝洗脚水”，就非常生气，底下官员也议论纷纷。有的说拉下去打二十大板；有的说干脆杀头。正在大家讨论怎么处置老农的时候，慈禧说话了：“把他叫来，我要问问，等弄明白了再说。”于是就把老农带了上来。慈禧问他：“说说为什么有病了要喝洗脚水？你们家就是这么治病的吗？”于是这位老农告诉慈禧：“太后，其实这种秘方很多年前就用了，非常管用。有一种动物，它是一种牛，这种牛只长一个犄角。但是它长的角却非常管用，如果用这种牛角熬好水，然后喝下去，病就能好。听说这种角还是大补呢。所以我们家谁要生病了，就用那种牛角煮水，喝了就好。现在我家里就有一个犀牛角，如果您相信我，我就拿来给您煮水喝。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打我，要杀我呢？”听到这里，慈禧笑了，原来是一场误会。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慈禧也明白了一些道理：自己的大臣有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把事情弄明白了再做判断，很多时候都是凭借主观臆断就把事情做了。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情况，必须要让大臣们明白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武断。于是慈禧对大臣们说：“今后无论什么事情，你们弄明白了再做结论。像今天这种事情，这不是冤枉人吗？”于是当晚，做饭的老农就到自己家把犀角拿来，慈禧喝了“洗脚水”也很快就痊愈了，并且封了老农一个七品官。
要做到深谋远虑，还必须有足够多的知识，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就是这个道理。慈禧从小就是一个聪明好学的人。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慈禧也会采用各种方式不断地充实和提高自己。
实施垂帘听政之后，慈禧非常清楚，仅仅凭借着入宫前的有限才智以及为咸丰帝阅读奏疏和代批一般性的奏折的基础，难以驾驭即将到来的君临天下形势。只有二十七岁的慈禧，深知自己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绝对不能躺在胜利成果上高枕无忧，而是清醒地意识到统治这样一个盘根错节、内忧外患、险象环生的王朝，在学识、知识、阅历、智慧等方面还必须前进一大步。
1861年11月13日，也就是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回京后的第十二天，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了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辅佐皇帝治国有方，功绩卓著）等所编辑的《帝鉴图说》一书，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小皇帝的启蒙教材。《帝鉴图说》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故名“帝鉴”。该书由张居正在辅佐只有十岁的小皇帝神宗朱翊钧的时候所编课本，由一个个颇具教育意义的小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都配以形象生动的插图，以增加视觉效果。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从正面讲述了历代帝王中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覆辙”从反面剖析了历代帝王中的倒行逆施之祸，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张居正对帝王之道的理解与反思，自成书以来就是明清历代帝王的必读书之一。慈禧如获至宝，拿回去以后就认真阅读，爱不释手。慈禧认为：此书“于指陈规戒，绘图辑说，切实显豁，不无裨益”。
又过了三天的11月16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所上的一份奏折建议：“将列圣实录、宝训择其简明切要者，恭纂一编；将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各事实，择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饰，据史直书，汇为一册，恭录进呈。”慈禧闻言十分高兴，当即谕令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编辑成书，以备御览。经过相关大臣和学者长达五个多月的努力，这本书终于编辑完成，慈禧大加赞赏，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经常由大臣们隔帘讲解，从中学得了更多的治国之术。
此外，翁同龢也曾经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治国安邦的十五个专题。翁同龢聚精会神坐在事先准备好的椅子上侃侃而谈，旁边坐着恭亲王、醇亲王，军机大臣等站立听讲。两宫太后则坐在黄色帷幔内的御座上。在讲解的过程中，两宫太后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翁同龢随之即席作答。
慈禧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措施，可以说是达到了“如虎添翼”的效果。此后，慈禧对某些问题的处理，可以说是深谋远虑的上乘之作。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慈禧在处理与恭亲王奕的关系方面所显示出的高度智慧。
在前面已经说过，慈禧在“辛酉政变”之后立即绞尽脑汁对恭亲王奕“恩威并用”、“画地为牢”，以防止其权力过度膨胀。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慈禧更是时刻不忘防患于未然。其间采用的四大法宝是：“坚决削峰”，“及时归政”，“培植对立面”，“杀鸡吓猴”。
慈禧采取“坚决削峰”的措施，是从历史上的“削藩”之役得到了启发。
历史上较著名的“削藩”之役有两次。一次是西汉削藩。汉文帝继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地位，采用贾谊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诸侯国分为几个小国，以图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但是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景帝继位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主张，景帝三年（前154年）楚王刘戊违犯汉丧制，被罚削去东海一郡；赵王有罪，被削去其河间郡；胶西王刘昂私卖官爵，被削去6县。此举遭到一些诸侯王的强烈反对。吴王刘濞宣布自立为“东帝”。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刘濞率败卒数千逃至长江以南之后被杀。楚王刘戊和参加反叛的诸王也因兵败自杀或被杀。历时三月的吴楚七国之乱遂被完全平定。此后，景帝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变了诸侯王强大难治的局面，因而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
另一次是明建文削藩。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亲自制定了分封宗藩的重要政策。朱元璋先后分三次共封25人（24子和1孙）为藩王，分镇全国各地。朱元璋的本意是要以藩王来确保大明江山，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刚刚辞世不久，他亲立的皇太孙建文帝就发现，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正虎视眈眈地摩拳擦掌准备造反。建文帝依赖齐泰、黄子澄等人，将削藩付诸实际行动。建文帝削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王朱橚。建文帝趁周王毫无准备之际突然将其抓捕，并先将周王谪遣到“烟瘴之地”的云南蒙化，后又把他召回京师禁锢起来。建文帝先废周王，有去燕王手足的用意。随后，建文帝又先后废湘王、齐王、代王、岷王等四王，目标直指燕王朱棣。燕王朱棣见状迅速扯起了靖难的大旗。燕王以清君侧为名，进兵南京。朱元璋在位时杀害大批功臣，致使朝中无可用之将才，而燕王方面均为能征善战之猛将，故而朝廷军队节节败退。最后燕王大军攻入南京。建文帝在皇帝的宝座上还没有坐热，就被燕王朱棣夺取了皇位。
对比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慈禧十分清楚地知道，恭亲王奕文武兼备，有勇有谋，经历咸丰朝代以及“辛酉政变”的失意与得意、挫折与成功，处事更加成熟与干练。但是另一方面，恭亲王奕又是睡在慈禧身旁的一只老虎，一定要防止老虎猛扑过来。不过，处理恭亲王奕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处理不当，局面将不可控制。
为此，慈禧的第一招就是在恭亲王奕的鹰爪足够锋利之前，及时将其削去。随着恭亲王奕䜣的地位和声望逐步攀升，引起了慈禧极大的不安。于是慈禧利用一切机会对恭亲王奕进行打击。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䜣，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慈禧立即命令查办，不久就迫不及待地以目无君上之罪，免去其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由于朝中大臣求情，再加上奕也痛哭流涕表示悔过，慈禧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没有恢复议政王职务。这是奕䜣遭受的第一次打击。同治八年，奕䜣支持杀掉慈禧的亲信安德海，对此慈禧极为恼怒。同治十二年，奕䜣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进一步触怒了慈禧。中法战争中，奕䜣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事处置不当，王朝军队节节败退。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借口奕䜣“委靡因循”而免去他的一切职务。这是奕䜣遭受的第二次打击。虽然多年以后慈禧又再次启用奕䜣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但奕䜣此时已经老迈年高、棱角全无，不可能有任何重大作为。1898年奕䜣病故，终年66岁。
慈禧的第二招是“及时归政”。慈禧先后有过两次归政，第一次是同治帝在17岁时亲政，第二次是光绪帝16岁时亲政。过去，许多人一般是从消极的方面看待慈禧归政，认为慈禧是不得不如此。然而，从积极的方面考虑，慈禧归政的措施有力地将恭亲王奕夺取皇位的口实堵死了。实际上，恭亲王奕有诸多理由将慈禧罢免，却没有一条理由推翻同治和光绪的统治。对于这一点，慈禧十分清楚地知道，因此，慈禧的“及时归政”，实际上也是对付恭亲王奕的有效策略。
慈禧的第三招是“培植对立面”。树立对立面是约束恭亲王奕的最有效办法。而且树立的对立面远不止一个。例如在军事方面有荣禄、曾国藩、袁世凯、左宗棠等，在政治方面有李鸿章、张之洞等。由于这些人的存在，恭亲王奕在反对慈禧方面受到许多牵制，根本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慈禧的第四招是“杀鸡吓猴”。慈禧对敢于犯上作乱的人，一律坚决镇压。在初次登上权力顶峰时，就将肃顺斩首示众。以后又多次大开杀戒。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对于在“辛酉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胜保，也毫不留情。1862年（同治元年），胜保授钦差大臣，被派去镇压陕西回民起义，可是由于对手过于强大，加之胜保指挥无方，因此屡战屡败，令朝廷大丢颜面。这些败绩很快就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致不满。不久，许多大臣联合上书控告揭发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朝廷乘机传旨宣布胜保罪状，削职押解京师，关押抄家，听候审讯。在慈禧裁定下，将胜保处死，不过为了感念其前功，从宽赐其“自尽”。胜保之死，对于同为“辛酉政变”功臣的恭亲王奕来说，无疑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
当然，如果恭亲王奕真想发动政变的话，还是有一些机会的。问题是有如此多的对立面存在，恭亲王奕想到政变一旦失败的后果，便会不寒而栗，当然也就不敢轻举妄动。
慈禧在深谋远虑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规矩方圆。换句话说，对于应该遵守的规矩，慈禧也是毫不含糊。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严格遵守“垂帘听政”的清规戒律。
根据男女授受不亲的几千年封建传统，后妃在王公大臣在场的情况下抛头露面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慈禧对此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
慈禧从史籍中获悉，垂帘听政是由于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政事，而由太后临朝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代为执政的皇太后必然要接见群臣，但因男女有别，所以在皇太后座位前加上帘子。这样皇太后在帘子后面接见群臣时，双方实际上并未谋面，因此也就避免了嫌疑和尴尬。
这种所谓的“太后临朝称制”，始于汉朝。
吕后（公元前241～公元前180）名雉，汉高祖刘邦结发之妻。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封吕雉为皇后。吕后为刘邦剪除韩信等异姓诸王侯起了很大作用，因而被称为刘邦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高祖十二年（前195）四月，多次在战争中受箭伤的刘邦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当年五月，刘邦的嫡长子十七岁的刘盈即位，他就是汉惠帝。这样吕后自然而然就成为大权在握的皇太后。此时已经无所顾忌的吕后以异常残忍的手段置自己昔日的情敌戚夫人于死地。这件事令惠帝羞愤交加，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从此便不理朝政，纵情声色，并导致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年仅二十四岁就去世了。为了再立一个小皇帝，吕太后不得不在惠帝与后宫宫女所生的六个儿子中选了一个，杀死其生母，这就是历史上的“前少帝”。但是此时的“前少帝”只有三岁，根本无法主理朝政，吕太后为此做出了一项重大发明：母后称制。“制”就是皇帝的命令。“称制”就是代行皇帝职权。这就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女主称制。口无遮拦的“前少帝”年龄稍大以后，得知自己的生母为吕后所杀，扬言长大后要为母报仇。吕后获悉，即废掉“前少帝”并将其杀死，再立刘义为“后少帝”，更名刘弘。这显示了吕后可以随意废立皇帝的无以复加权力。
吕后临朝称制先后达16年，为中国皇后专政的第一个。
以后，汉殇帝出生不过百日就继汉和帝为帝，皇后邓氏以皇太后临朝。南北朝时期，北魏冯太后也曾经临朝称制。唐朝武则天最初以太后身份临朝，最后干脆自己做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宋代更有多位皇太后曾经临朝称制。
那么，慈禧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又是采用何种方式？
慈禧首先颁布上谕，对于垂帘听政一事，命令“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如何酌古准今，折衷定义之处，即行妥议以闻”。经过长达半个月的反复推敲和磋商，最后做出规定：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召见、引见臣下时，需要隔上了薄薄的帘子；而在东暖阁召见时，在东大墙前的栏杆上罩上一幅黄幔；在明间引见时，则用八扇黄色纱屏相隔。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翁同龢在担任光绪皇帝老师之前与其父亲翁心存曾经在明间被引见。是日黎明，翁同龢与父亲入宫，上午八时到达养心殿的明殿。慈禧和慈安两太后坐在精美绝伦的八扇黄色屏风的后面。透过纱屏，依稀看到她们分别端坐在左右两侧。小皇帝坐在屏风前设有御案的御榻上。恭亲王奕立于左，醇郡王奕諱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笺，奕接后呈送皇帝案上，小皇帝示意，再由醇郡王送至帘前，由帘内的首领太监接下，捧至两宫太后的案前。前后引见半个多钟头，即退出。
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58岁的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为直隶总督时，在上任前曾经被两宫太后召见。据《曾文正公日记》记载：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在北。余入门跪奏臣曾某恭请圣安，旋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垫上。此后，太后又问了一些来京路上是否平安等事项。
慈禧在深谋远虑、规矩方圆方面还有两个重要表现。
第一个重要表现是不称帝。
众所周知，武则天是先垂帘听政，再登上皇位。而慈禧却没有步武则天后尘。慈禧不称帝的主要原因有五个。
第一，武则天称帝的举措遭到诸多非议。不管这些非议是有道理也好，没有道理也罢，反正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有鉴于此，慈禧显然不愿意再搅这浑水。
第二，王朝历届**对“女干政”和“宦官干政”都是极力反对的，而且制定了极为严格的限制措施，这就是所谓的祖制。因此，慈禧不能也不敢逾越这个祖制的鸿沟。垂帘听政从表面上看毕竟是在幕后，而登上皇位就要走到台前，这两者虽然只有一步之差，却有本质的区别。慈禧对此十分清楚，所以慈禧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染指皇位。
第三，在封建社会里女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女人也是弱者。所以绝大多数皇室成员和文官武将都会坚决反对再出现一个女皇帝。外国列强也不会支持慈禧称帝。所以慈禧一旦称帝就会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从而引起政治上的强烈地震，甚至有可能使慈禧本人和王朝的江山毁于一旦。
第四，慈禧已经是以“垂帘听政”的名义掌握实权，皇帝所有的全部实惠可以说慈禧都有了，因此没有必要为图虚名而冒极大的风险去称帝。
第五，慈禧极有自知之明。对于垂帘听政，慈禧可以说是游刃有余；然而对于君临天下，慈禧的能力和条件还有一定差距。其中最关键的是慈禧不直接掌控军队。
慈禧在深谋远虑、规矩方圆方面第二个重要表现是以是否有利于其统治作为对错的标准。在慈禧看来，凡是不利于其统治的，对的也是错的；凡是有利于其统治的，错的也是对的。这种情况，在“戊戌政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众所周知，慈禧本来是支持清末的各种变法运动的，因此不应把慈禧划归为保守派之列。实际上，王朝的许多变法运动如果没有慈禧的同意和支持，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例如，慈禧早年曾力排保守权贵势力的异议，支持洋务运动，也曾对光绪的变法愿望予以赞同。慈禧的思想更接近洋务派；慈禧并不是戊戌变法不可逾越的障碍。早在变法活动酝酿之初，慈禧即曾对光绪道：实行变法乃是我一贯的主张，早在同治初年就曾依曾国藩所奏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如能通过变法使国家富强，你可放手为之，我绝不从中作难。但如日本那样，连衣服皇历都学洋人，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这里，慈禧只不过告诫光绪“毋操之过蹙而已”。光绪在《明定国是诏》中，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此时慈禧的态度不仅不反对，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同情和支持变法。所以，如果光绪耐心地说服慈禧，并将慈禧奉为变法的总指挥和旗手，则变法还是有可能成功的。然而，由于光绪等采取了一系列操之过急的举措，因而超出了上层人物和下层群众的承受能力，使社会秩序处于极端危机的状态中。特别是维新派采取了错误的孤立与排斥慈禧的策略，企图将慈禧赶下台甚至要除去慈禧。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慈禧当然就要再一次发动政变。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剥夺了光绪全部的权力，并将其囚禁，同时对变法人士大开杀戒。这些措施完全是为了维护慈禧的统治。
在同治帝去世以后，由于同治是“载”字辈，按常例应当从下一辈的“溥”字辈中挑选继承者。但是这样一来，慈禧就变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就不得垂帘听政而必须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她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慈禧坚持要在“载”字辈中选择醇亲王奕澴的长子载湉为皇帝，这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慈禧之所以要立光绪，除了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亲弟弟、母亲又是自己的亲妹妹，而且皇帝年幼，便于操纵，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光绪承继的是咸丰皇帝的帝位，慈禧由此便可以继续以皇太后的名义，由垂帘听政改为训政。为了使训政合法化、程序化、制度化，慈禧责成礼亲王世铎起草了一份《训政细则》，其中有几个重要规定：一是皇帝召见大臣时，慈禧仍旧和往常一样在纱屏后面听政；二是处理重要政务时仍须请示慈禧，并由其决定大政方针；三是批示奏章、下发谕旨仍需慈禧看过并同意后才能下发。如此一来，光绪虽然名义上亲政了，但实际大权仍旧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不过，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除此之外，确实也没有更好的措施。
慈禧在维护大清江山的统治时，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绝不宽容和姑息。
慈禧在归政于同治以后，变得一身轻快，在百无聊赖中产生了重修圆明园的想法。对此同治也是求之不得，因为圆明园修好了，自己就可以更加自由。不久，恭亲王奕訢发现小皇帝同治对于处理国家大事，有时简直就是胡闹，于是他决定联合醇亲王等十个王公大臣共同出面干预，向同治上了一道奏折，希望小皇帝能够确实做一个明君，而不是昏君。在奏折的最后，奕訢等人郑重其事地提出暂停重修圆明园的浩大工程。奕訢对这个奏折作出解释的时候，与同治发生了严重的口角。奕訢提出要停修圆明园时，同治勃然大怒：我就不停工，你们拿我怎么办？后来奕訢又揭了他“微行出游”的老底，同治开始时还死不承认，等到奕訢将他出游的时间地点都说了出来，同治这才哑口无言。同治知道自己的丑事被奕訢掌握后暴跳如雷，随后他便拟旨，将奕訢现任的军机大臣及其一切职务全部革去，并将奕訢的亲王爵位由第一等降为第十等。同时严厉指责奕訢等人“朋比为奸，谋为不轨”。同治一下子将当朝的十个重臣全部革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内宫，两宫太后在得知同治在朝堂上的胡作非为之后，赶紧从宫中赶到弘德殿，对同治进行严厉责问。慈禧和慈安声泪俱下地痛斥同治年少无知，视国事如儿戏。在两宫太后的重压下，同治不得不承认错误，恢复所罢各官的职务。这场闹剧结束后，慈禧经过认真思考很快明白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重修圆明园而引发的，因此不得不做出停工的决定，以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对于任何事情，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害。慈禧以是否有利于其统治作为对错的标准，从客观效果来看，确实有利于稳定王朝的统治，按照固定的套路行事，必然让聪明的人有机可乘。例如张之洞等人，可以说是摸透了慈禧的脾气。
光绪六年（1880年）中秋节之前，病中的慈禧派遣太监李三顺给她的亲妹妹家赐送宫廷特制的精美中秋月饼。李三顺奉命后大摇大摆地直奔宫门而去。然而按照规定，如果宫中敬事房没有事先通知门禁的话，太监是不能随便出宫的，因此当他们到达宫门的时候，值班的护军不予放行。但是李三顺以“慈禧懿旨”为由，一定要强行通过，双方在激烈冲突中，食盒掉在地上，好端端的月饼也就散落一地。李三顺见状，立即恶人先告状，对慈禧说护军无理取闹，不仅不让他们出宫，还故意打翻了食盒，简直不把太后放在眼里。正在卧床的慈禧本来就心烦意乱，再加上李三顺极力添油加醋，于是就破口大骂：“这帮兔崽子，我还没死，竟敢欺负到我头上了！”随后，慈禧立刻派手下将慈安请来，哭诉她如何被欺负，还说如果不把这几个护军杀掉，她就不想活了。慈安太后见状，只好令刑部尚书潘祖荫将护军玉林等斩首。不过刑部经过审理后判定护军无罪，于是他们直言上报潘祖荫：“既然交给刑部处理，那就应当依照王朝律例，如果太后非要杀之，本部不敢与闻。”慈禧听说这个处理意见后大发雷霆，将潘祖荫叫来骂得冷汗直流。潘祖荫只得下令重判，玉林、福祥被革去护军发配到黑龙江做苦役；忠和被革去护军，囚禁五年；护军统领岳林交部严加惩处。这个处罚决定公布之后，朝中立即议论纷纷，认为对护军处罚过重而对太监过于偏袒。然而议论归议论，敢于动真格的只有当时在翰林院任职的张之洞和陈宝琛两位。陈宝琛在上奏中，从对错的角度出发，指出护军的行动是奉职行令，无可指责；而对违反规定的太监却如此偏袒，其后果势必造成护军不敢严守宫门，以后太监只要说声“奉旨”，便可随意出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张之洞在奏折中，不讨论谁是谁非，而是从防范太监胡作非为的角度入手，警告慈禧要防止宦官作乱。张之洞还特意举出嘉庆年间太监充当内应的“林清之变”及其当时发生的“天棚**案”（在拆除宫殿天棚时，竟然发现了不知何人放置的大包黑**和引信）、“刘振生擅入宫禁案”（慈禧亲自撞见一个身穿老羊皮袄的中年汉子坐在台阶上边抽烟边吐痰，原来他叫刘振生，他认识一个名叫魏丰的宫廷杂役人员，并央求魏丰带他进宫开开眼界，由于这段时期护军不敢盘查太监等，于是刘振生竟然顺利入宫），借助于这两个恶性案件足以说明放纵太监的做法将严重危及王朝的统治。慈禧几乎同时见到张之洞和陈宝琛的奏折，尤其是张之洞所提到的“天棚**案”和“刘振生擅入宫禁案”，更是让她头脑冷静下来，发现自己以前的做法确实失当，于是慈禧宣布撤销之前对护军的处罚上谕，交刑部重新改判：玉林改为杖一百，流放二千里，福祥改为杖一百；忠和改为杖一百，囚禁二年；岳林免于处罚；太监李三顺打三十大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月银六个月。
从智慧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按固定模式、固定标准行事的方法，虽然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仍然可以产生积极有效的结果。而且这种方法在没有时间和条件认真分析问题时，可以大大地简化寻求解决方案的程序。即使到了今天，这种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例如，在股票市场中就有一种“哈奇炒股法”。
“哈奇炒股法”或“哈奇计划法”的发明人是美国人哈奇。他在大约50年的时间里，利用1万美元起家，反复机械投资最终将财富增值为1千多万美元。哈奇直到去世才将秘密公诸于众，其方法既简单又高效。具体做法是：当股票探底回升10%时买进，高位下跌10%时卖出，上涨与下跌中间为利润。如；某股票探底10元后企稳并开始回升，当回升10%到11元时买入，涨至15元受阻下跌10%为13.5元时卖出。其中约2.5元是增值部分即利润空间。以后也依次办理并且反复投资，毫不考虑个人情绪以及其他人的意见，而是坚决不折不扣的执行既定方针。这是一种最简单最有效的投资方法，不但适用于普通股民，也是机构、基金经常使用的操盘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