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一个人干了什么很重要，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干比知道一个人干了什么更重要。
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他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所谓“正史”总是对此避重就轻，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它。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摆在太阳底下晒一晒。
有些人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理由“可以有”，比如毛文龙跋扈，袁崇焕要统一事权等等。
但我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理由是“真没有”，因为以上理由虽然有一定道理，但顶多可以作为处分毛文龙的理由，以此诛杀毛文龙就说不过去了。这些理由如果与毛文龙不能杀的理由比起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一、毛文龙在敌后方开辟了第二战场，起到了牵制作用。单凭这一点，毛文龙就不能杀。
二、毛文龙有天启皇帝赐予的尚方宝剑，任何人不得任意诛杀。天启曾经在辽东发放过三个尚方宝剑：一个给了王之臣，一个给了满桂，一个给了毛文龙。崇祯继位后，收回了王之臣和满桂的尚方宝剑，但是没有收回毛文龙的。袁崇焕将天启的尚方宝剑视若咸鱼干，采取诱骗和突然袭击的方式诛杀了毛文龙，他完全没有资格这样做。
三、袁崇焕杀毛文龙是“矫诏”，这是杀头之罪。袁崇焕之所以敢理直气壮地到毛文龙的地盘杀他，因为他假冒圣旨，拿皇帝作挡箭牌，扬言“皇上赐尚方（剑）正为此也”，毛文龙的部下因此才不敢表示异议。
可以看出，诛杀毛文龙的阻力实在太大了，不仅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且是冒了杀头之罪，如果是为了统一事权，因为看不惯毛文龙跋扈，不可能去冒这么大风险，因此这些理由基本可以排除。
肯定一件事情要比否定一堆事情难得多，因此说不行的人总是说怎样行的人多。否定一件事情也不能肯定另一件事情，要想回答袁崇焕为什么杀毛文龙的问题，我们还得另找原因。
原因在哪里？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向去探索事情的真相：一个是与朝廷的党争有关，一个是与后金有关。
种种迹象表明，毛文龙虽然孤悬海外，但是无孔不入的党争并没有放过他。毛文龙是王化贞的人，王化贞后来被目为“阉党”，因此毛文龙与东林党的关系很不和谐。
崇祯继位后，东林党人布列朝堂，对魏忠贤集团实行“除恶务尽”的政策，毛文龙因远在天边，是唯一的漏网之鱼。
但是近在眼前的朝臣不时在崇祯面前做他的文章，毛文龙的日子很不好过，他多次上疏自辩，抱怨道：“臣一介末弁，孤处天涯，曲直生死惟命是从，岂敢哓哓取憎？实在是文臣误臣，而非臣误国！”
他预感到了处境的危险，怒斥道：“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可见毛文龙与东林党朝臣的矛盾己经十分尖锐。
迫于形势，毛文龙开始为自己找后路，他通过叛逃到皮岛的王子登搭线，同后金密谋和谈，以缓解双方的敌对关系。
对魏忠贤集团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崇祯皇帝对毛文龙却网开一面，继续奉行优容政策。他就群臣批评毛文龙虚冒军饷一事批示道：“辽东人民到海岛避难，拿起锄头就是民，穿上盗甲就是兵，与内地的情况有所不同，毛文龙只管好好干，干出成绩，谁还能拿冒饷说事！”
毛文龙看到崇祯仍然支持他，就毁约绑后金使者阔科上京，以表忠心，使得两者的交通中断数月。袁崇焕上台后对毛文龙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毛文龙再次骑到了墙头。崇祯元年九月到崇祯二年四月，毛文龙加强了与后金的交往，先后通书五封，后金回书至少三封。可见毛文龙对袁崇焕上台的反应是非常大的。
袁崇焕离京出关之前，内阁辅臣钱龙锡亲自到其住所，咨询袁崇焕“五年复辽”的方略。袁崇焕说：“首先从东江做起。”钱龙锡诧异地问道：“为什么不从陆地进攻，而从海道呢，而且毛文龙用起来也未必很得力。”袁崇焕解释说：“毛文龙可用就用，不可用就杀了他。”可以说他早己下定决心杀毛文龙。他还说：“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可见他不仅考虑了杀不杀的问题，还考虑了如何杀的问题。后来他杀毛文龙正是采取了“入军斩帅”的方式。
通过这段史料我们可以判断，袁崇焕去辽东前曾和有东林色彩的大臣商量过毛文龙的问题，并己经定下了“入其军，斩其帅”的即定目标。
因此袁崇焕对毛文龙的处理有可能是朝堂上围剿“阉党”的延续。
通往真相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后金。
袁崇焕两次与后金接触的受害者都是毛文龙。第一次接触造成了后金出兵攻打朝鲜和毛文龙，毛文龙损失极大，袁崇焕下台也与此有关。第二次接触时，毛文龙己经呆在海岛上，后金鞭长莫及，而袁崇焕却出人意料地做了后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第一次体现了后金的战略利益，第二次则实现了这个目标，很难说这两者没有联系。
毛文龙被杀几个月后，金兵从喜峰口长城入关，威胁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己巳之变，人们将此事与毛文龙被杀联系起来，认为毛文龙被杀与后金发动的事变有关，从而形成了对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事件的官方看法——“斩帅践约”。
这种观点认为，袁崇焕许下了“五年平辽”的海口，却又实现不了，为了避祸，袁崇焕与后金秘密和谈，企图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由于朝廷不同意和谈，袁崇焕不得不铤而走险，进行“胁和”。袁崇焕与后金商定，由后金出兵包围北京，迫使明朝签订城下之盟，从而达成议和，这样袁崇焕就不用再背负“五年平辽”的重担，后金也不用再担心明朝发大兵来攻打。
这种想法符合后金和袁崇焕双方的利益，但是后金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长途奔袭北京的话，后方容易被明军抄袭。因此，袁崇焕诛杀毛文龙正是为了取信于后金，同时在军事上消除后金的后顾之忧。
这个观点一点也不新鲜，在明代，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主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