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的炽热阳光，投射在江南水乡那些狭窄曲折的古老街巷之间，却无法给那些饥肠辘辘的失业工人们，带来一丝舒适的暖意——这些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成员，眼下正满街满巷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就像后世历史教科书上说的那样，明末的江南地区人口稠密，都市繁华、工商业兴旺，已经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南京、苏州、杭州、扬州这四座大城市的所居人口，当时据说都在百万上下，人称“天下商贾之资，吴中金陵二地十占其七，闽中十占其三，北地纵使京师，亦不可比”。
除了商业发达之外，江南地区还普遍出现了大规模的手工业纺织作坊，苏松湖的丝绸，杭州的书坊，尤其是松江的棉布，更是行销天下。其作坊雇工最多者可达数千，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城市工人阶层。
然而，既然从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发展到了大规模生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自然就离不开原材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同时随着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壮大，还需要从乡村产粮区获得更多的粮食——所以，到了明末的时候，江南鱼米之乡的粮食已经无法自给自足，要靠外界输入了。
于是，在崇祯六年的战争之中，江南地区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便受到了毁灭性的惨烈打击。
因为闻香教妖人从去年开始祸乱江北，从山东济宁一路打到扬州，山东和两淮种植的棉花就没了指望；
而澳洲髡贼继攻取舟山、宁波、杭州、温州等浙东地区海港之后，又以嵊泗列岛为基地，在长江口展开远程封锁，拦截和扣留任何胆敢出海的船只，切断了江南物产的海外出口渠道；
在海外市场丧失之后，因为崇祯皇帝驾临湖广，筹备讨伐江南伪帝，于是下达了封江令，结果不但使得江南的工商业失去了长江中上游的内陆市场，还让江南各大城市再也无法获得湖广的粮米供给！
随着性命攸关的原材料产地、销售市场和粮食进口渠道，在短时间内一齐毁灭，整个江南地区顿时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松江的棉纺业失去了棉花供给，被迫停摆，其它手工作坊的产品也很快大批积压，根本无法在本地市场消化。于是一时之间，江南各城市的作坊工场纷纷破产，成千上万的市民集体失业。
更要命的是，从江北和浙江两个方向涌来的数十万战争难民，又给了原本就不堪重负的江南小朝廷以致命一击——由于大量种桑养蚕占用了土地，江南的稻米出产，早已不够当地百姓糊口。偏偏如今大批难民涌入江南，导致需要吃饭的人口有增无减，而原本的粮食进口渠道却全都断了！雪上加霜的是，即使在这种整个社会犹如火药桶的情况下，那些背景深厚的奸猾粮商们，依然在囤积粮米，制造谣言，疯狂炒作……结果，哪怕是在夏粮上市之后，江南各大城市的粮价，还是高达每石糙米八两银子以上！
然而，尽管江南民生已是这般不堪重负，南京的永和帝小朝廷还要继续横征暴敛：面对着正在武昌厉兵秣马的崇祯皇帝，整个南京朝廷上下已经达成共识，必须尽快扩充军队以图自保！可是，即便到了这等性命交关的时刻，江南东林党的地主缙绅富商集团，却依然是善财难舍，一毛不拔。
最后，南京永和帝朝廷的内阁首辅周延儒，只好把主意重新打到了原本就已经挣扎在死亡线边缘的升斗小民头上，主要以人头税的形式，把摊粮派饷的筹款任务一级一级层层加码的分派下去，再考虑到各级官吏们无孔不入的贪污盘剥，落到老百姓身上时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天文数字。
就这样，一方面是大批市民集体失业没了收入，一方面是粮食价格翻着跟头往上暴涨，此外还有大批战争难民涌入江南这片日渐缩小的“避风港”，跟本地人争夺市场上原本就不够吃的粮食……再加上朝廷还在疯狂地摊派新的军费，更是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雪上加霜。最后终于引爆了整个江南的火药桶！
一场席卷几乎整个江南的大规模民变，在崇祯六年的夏天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抢米了！抢米了！大家一块儿抢米去！”
“……不想饿死的人，就去抢了那帮奸商吃大户啊！”
“……等等俺！同去！同去！”
……
苏州城内最大的一间粮店门口，挤满了衣衫褴褛的失业织工，每个人都饿得面黄肌瘦，但眼睛里却仿佛喷着火！此时，这些绝望的失业者正一窝蜂地争抢着涌入店内，扛起一袋米麦就往外走。企图阻止他们的店主、伙计和保镖，都蜂拥而来的饥民打得头破血流。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被乱糟糟地撒得满街都是。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饥饿都会给予人们前所未有的力量，尤其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么这些饥肠辘辘的人们，无论平日里再怎么安分守法，也会在求生欲的驱使之下，把自己的贫穷、焦躁以及怨气，统统变成前所未有的勇气，用自己的拳头甚至于生命，去争取一个填饱肚子活下来的机会！
一个有眼色的粮店伙计见状，赶忙跑到衙门去搬救兵。不料才刚跑到苏州知府衙门外面，就看到一群头戴四方平定巾，身上穿着直裰的秀才，正在衙门外边摆着破靴阵，堵着官府的大门，唾沫横飞地破口谩骂。虽然衙门里也有拿着水火棍的差役和扛着刀枪的护兵，平日里镇压起草民从不手软，可是眼下面对这些身上带着功名的秀才，却是十分忌惮，一个个非但不敢把刀棒招呼上去，反而畏畏缩缩地往后退。
那些秀才和童生见了这情形，更是胆气十足，口中高喊道：“……就是这狗官贪赃枉法，勾结奸商，让咱们苏州人吃不起米、穿不上衣！似这等奸贼祸首，大家不如冲进去打死，为朝廷除一大害！”
顿时队伍里就有人应和道：“……没错，今天咱们冲击这知府衙门，那是为民请愿，为国除奸的壮举！”“……正是，国朝养士百年，为国死节，就在今日！大家一起动手砸啊！”
一时间，各种土坷垃瓦砾间杂着老菜皮，就仿佛瓢泼大雨一般飞向知府衙门，逼得那些官差衙役和护兵们只好赶紧关上大门当缩头乌龟。这门刚一合上，就听见外头扑扑扑一阵儿响，似乎是无数瓦砾砖石砸在门上。其中一个衙役退得慢了几步，额头被一块石头砸中，当即鲜血长流，看起来好不恐怖。
不料，尽管苏州知府衙门已是这般退让，这些疯狗般的读书人依旧不肯罢休，居然隔着院墙一边放声大骂，一边继续乒乒乓乓地越过墙头往衙门里丢石头，甚至有人连点燃的火把也丢了进去！
——明末的江南城市，社会上的各种反抗意识十分强烈，读书人组织抗税、冲击官府的事情屡见不鲜。当时的士人笔记上曾记载说，“……（江南）士林风气，喜群聚而辱骂有司。擅编话本、时文，讽刺官士风薄恶，吴中尤甚”——总之，就是说这些不安分的生员秀才，经常喜欢组织街坊乡邻闹事，并且通过歌谣、戏剧和小说来扩大影响，对官府发起舆论攻击和群众运动，甚至带领青楼妓女、小贩、工人和街面上的闲汉，一齐冲击衙门，大打大闹，甚至纵火烧房，最终达到迫使官府让步，或者逼迫官员下台的目的。
这种士人带头闹事的情况，在明末的江南几乎每年都有。因为读书人乃是特权阶级，官员们多半不敢血腥镇压，最终的结果往往都是官府妥协退让，而领头的士人则声望大噪，名利双收。
甚至就连早期的东林党和复社，其发起者都是利用这种群众运动博取声望的。比如复社领袖张溥，就曾经替天启六年苏州民变的五名死难者撰写《五人碑记》，从而一时间名动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