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讨论的问题也是本书一直在讨论的主题，即与社团主义或社会主义色彩较浓厚的国家相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否提供了更多的非物质层面的回报？要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对每个国家进行分解：这个国家有1/4属于现代资本主义，3/4属于社团主义；那个国家有2/3属于现代资本主义，1/3属于社会主义等。这种做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我们必须采用间接的方法。在某些国家发现的某些特征可能是社团主义或社会主义最重视或者最普遍的，而其他一些特征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最看重的。然后我们将讨论社团主义、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标志性特征，以分析它们对非物质回报产生的有利或不利影响，这些特征包括：社团主义高度的就业保护、广泛的福利制度、缩短工作周的监管规范以及集体谈判机制，社会主义庞大的公共部门，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共有的官方审批，资本主义关注的个人自由，等等。例如，由于无法准确估算各个国家现代资本主义的程度，我们采用数据测算“现代”元素的规模，这些元素通常会对经济活力和包容性发挥积极作用，然后观察它们与非物质回报之间的关系。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制度和政策非常重要，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或者文化组合，不仅仅由政策、法律和制度构成。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包括对待产业、工作和其他经济事务的主流的态度、规范和设想。这些文化要素可能通过对制度和政策的作用间接影响非物质回报，也可以更直接地作用于社会成员的动机和期望。一个国家的灵活性（迅速接受并应用新技术或新产品）可能取决于经济文化中的某个或多个要素。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成功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以实现自主创新）可能取决于文化中的其他要素。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文化也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文化差异非常重要，因此在比较各个国家非物质回报方面的差距时，不能用太粗略的分类（如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或社会主义）解释，也不能只看少数制度或政策的规模和力度，或者只看各种制度的单个特征，而是要综合评估文化中的多种要素，它们是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或社会主义中的关键力量。
在从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至今的主流经济学中，都不存在文化的概念，仿佛西方文明只有一种文化存在，托斯丹·凡勃伦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学者被归入异类。但在主流经济学之外，人类学家却发现，并不是所有社会的文化都一样，而且其差别有重要影响。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认为，每个社会的文化都值得尊重，因为它们反映了特殊的需要；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则坚持认为某些社会文化并不是最适合当地的；精神病学家埃里克·弗罗姆（ErichFromm）认为某些文化相当糟糕，而不尊重个人自由的文化会沦为法西斯主义。
但在过去10年，文化受到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文化是一种黏合剂或不可或缺的一环，以独特的方式将一个国家当今的经济状况与古老的过去联系起来。“苹果永远不会落到离树太远的地方”，不管这棵树是好是坏。许多观察家注意到，某些国家在遭遇各种挫折之后，不用费力就能回到原来的高位，例如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大致回到了战前的地位。然而，新体验和新观念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这一点毋庸置疑。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党反对女性参加工作，这一理念产生了长久影响。但是在过去10年，德国女性的工作参与率已经反弹。玛格丽特·撒切尔在80年代的改革运动中消除了英国企业对竞争的反感，给大多数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英国目前却出现了重新制定“产业政策”的呼声。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领导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能成功，要感谢可以上溯到1500年的深远的文化背景。正如前文曾多次讲到的那样，西方的现代化带来了新思想，以及在不同程度上的新的行为方式。
工作满意度的国别差异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发达国家在非物质回报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由于这些国家的生产率相近，所以它们必然采用类似的生产方式，工作体验也必然是类似的。主流经济学会假定，理论模型中的完全自动化经济不包含任何文化。然而，这其实是一种严重而且影响深远的误解。
事实上，各个西方国家在工作满意度方面存在惊人的差距。这在1991~1993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可见一斑，该调查收集了很多反映个人满意度和“价值观”（态度、规范和信仰等）的信息。图8–1描述了各个西方国家在平均工作满意度上的差距。
很自然，人们会提出疑问：工作满意度是不是工资或财富的另一种说法？实证数据表明，一个国家国民财富和工资水平的高排名并不代表工作满意度的高排名。戴维·布兰弗罗（DavidBlanchflower）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Oswald）评论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样本中，爱尔兰（最穷的国家之一）的工作满意度非常高，而地中海国家的工作满意度普遍偏低。人们还会怀疑，工作满意度的国别差异是否只是暂时现象。然而1999~2000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所搜集的工作满意度数据显示的排名与第一次调查的结果并没有太大差异，如图8–2所示。不过，第二次调查竟然遗漏了美国。
有人还会质疑，研究工作满意度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不直接采用“生活满意度”这个更全面的指标？答案是，通过对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生活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在分析综合性质的生活满意度时，不能忽视对其成分的分解研究：工作满意度、家庭满意度、经济状况满意度等。如果我们可以分析人们对工作而非其他方面的满意度，以及经济制度和文化对这种满意度的影响，为使研究更加清晰简单，我们也应该把分析聚焦在较小的范围内。
还有一个紧要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倾向于创造充满挑战、回报较大的工作岗位，则会影响家庭满意度，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例如配偶会因此感到焦躁不安，不能安心照顾子女等。传统观念认为，现代经济在总体上是否提升了生活满意度还是个未解之谜。然而，实际证据表明现代经济是有益的，敬业、能够在餐桌上谈论有趣话题的父母显然有助于子女成长。因此，虽然繁忙的工作可能会占用一部分家庭时间，却可以提高其余家庭时间的价值。在10年前的一次调查中，孩子们明确表示，希望父母不要为了子女而在事业上做出太大牺牲，希望父母能过他们自己的生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世界价值观调查也支持这种现代主义观点，其数据表明，工作满意度最低的国家在家庭满意度上的得分也最低，而工作满意度较高的国家（如丹麦、加拿大、美国和爱尔兰）的家庭满意度也较高。这在图8–3中得到了直观的展示：生活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且联系十分紧密。
最近几十年的工作满意度的大量数据曾被误解和误用。如某些观察家指出，瑞典的工作满意度很高，这证明瑞典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和福利主义相结合的缺乏活力的特有混合体）是“最好的制度”。其他人则指出，丹麦的得分更高，因此丹麦的制度才是最好的，例如灵活保障制度及其他有吸引力的制度。这种利用数据的方法很荒唐，从“例外”样本而不是整体数据中得出结论，这是在统计学入门课程中才会出现的低级错误。有人可能会说：“这至少可以证明美国的制度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这种说法同样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某个国家在某次考试中取得第一的成绩，完全有可能是出于偶然，例如外界因素的冲击，或者制度上的一次不可持续的改善。最出色的网球选手面临很多对手的冲击，其中有人会意外地在巡回赛上折冠，但我们都知道冠军未必是最好的球员。在对手众多的情况下，最佳选手夺冠的可能性或许并不大。实际上，大家刚赞美过丹麦，国际社会普查项目2002年的资料就表明，丹麦的工作满意度显著下降。世界价值观调查发布的第二轮数据（2000~2002年）显示，瑞典也出现类似的下降。
还有一种常见的误解，即报告中显示的工作满意度主要是反映报酬的高低，而非家庭调查希望测算的非货币类型的满意度。对此，我们需要弄明白以下事实：首先，由于西方国家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较小，我们不能将工作满意度的差距归结为工资的差异；其次，如果收入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主要因素，那我们会问，为什么英国人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其财富存量来说很低，报告显示的工作满意度却较高，而德国的工资水平相对于财富存量来说很高，报告显示的工作满意度却仅为中游水平，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情况也与之相似；最后，工作满意度高和收入高之间存在细微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高收入者的态度和信仰使他们容易获得更高的非货币满意度。
对工作满意度的解释还可以从工作满意度的特殊指标上得到证实，即工作在从业者眼中的自豪感或者重要性。从中可以看到，自豪度和重要性这两项工作满意度指标排名的结果与各国的整体工作满意度非常接近。在西方七国中，美国是平均工作满意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自豪感和重要性方面的排名也是最高的，甚至超过瑞典和丹麦；平均工作满意度垫底的法国在自豪感和重要性排名上也垫底。北欧人心目中的工作的重要性、自豪感乃至工作满意度或许主要是因为路德派倡导的严肃生活态度和加尔文派对工作的重视，而不是挑战和测试自己的才华和远见所带来的个人喜悦。因此，工作满意度的评分主要基于受访者对各种非货币或非物质回报的感受。
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作满意度较低或许更多地反映了受访者的期望较高，而非目前的工作非常乏味。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人们的工作满意度较低是因为手里的财富较多。然而美国和加拿大的财富水平并不低，即使是在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之后，它们的工作满意度排名依然靠前。此外，图8–2还提醒我们，爱尔兰在由穷变富的10年中，其工作满意度一直位居前列。而且，如果工作满意度高并不反映实际情况，那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外国人会大量迁入这些满意度较高的国家，包括加拿大、美国、瑞典和德国。（当然，迁入德国的移民较多部分原因可能是在地理上靠近主要的迁出地——东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