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目标是让读者了解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的活力和影响。我们可能无法准确解释很多奇迹出现的原因，但奇迹般的现代经济是在特殊时刻出现的，当时并没有其他大事发生，因此我们可以将19世纪与18世纪的生活状态的巨大差异归结为现代经济诞生的影响。对现代经济产生的这些影响的检测非常接近于实验室里的工作。当然我们首先需要注意，不关心水平的提高，只关心最终达到的高水平是没有意义的。就像电影业从业者爱说的：“你的表现只不过和上部片子齐平。”同时，如果处于很低的绝对水平，只谈增长也没什么意义。
最后，我们感兴趣的是现代经济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更确切地说是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影响。人均产出和平均工资这样的数据不具有说服力，它们并不能充分反映现代经济体中的实际生活：在那几十年里，这样的产出和实际工资能买到什么，获得这样的产出和工资的经历又能带来什么收获？我们希望了解现代经济体如何改变了工作与生活，最好是真实而广泛地调查参与者的各种付出和收益。
本章和下一章将指出，现代经济体及其背后的现代性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大部分是正面的。本章将分析现代经济体的有形的影响，即物质上的愉悦和关怀；下一章主要分析无形的影响，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意义。
物质收益的丰饶之角
现代经济体带来了人均产出（劳动生产率或简称生产率）的持续攀升，并且延续至今。从定性的角度看，进入现代经济的国家（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被卷入全球经济的国家）从静止状态跃升到爆炸式的无尽增长状态。如果每年的生产率增幅只有0.5个百分点或更低，很多人可能根本注意不到变化，因为以这样的速度，需要144年才能使人均产出翻番。现代经济不但带来了没有止境的增长，还带来了真正快速的增长。
人均产出在那个所谓的漫长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增幅之大令人激动。到1870年，西欧的人均产出比1820年提高了63%；到1913年，又比1870年提高了76%。在英国，该指标在这两个阶段分别提高了87%和65%。在美国，分别是95%和117%。对熟知中国在1980~2010年增长奇迹的当代读者来说，上述增幅或许不算什么，但中国可以从海外借鉴大量的生产经验，而当年的欧洲和美国却只能自己摸索。
从起飞阶段到1913年的累计增幅使英国和美国的人均产出分别增长到原来的3倍和4倍，给普通人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18世纪不可想象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革命性的直接影响，之后的章节还将详述，另外还有间接影响：随着经济体的总产出和总收入不断增长，家庭财富与收入的比例将发生变化。在过去的静止状态下缺乏储蓄的人们开始增加储蓄，收入越来越多，储蓄也越来越多，这使财富存量的增速不至于过分落后于收入的增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将看到现代经济中的劳动参与率远远高于商业经济时代，只是苦于没有数据可以验证这一猜想。
工资（而非生产率）是最重要的反映物质收益的指标，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太多继承财富的普通人而言。足够高的工资是通向重要福利的大门，至今依然如此。尤其在19世纪，普通人能赚取的工资是他所能负担的必需品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住房、医疗等。工资还能满足所有人内心都渴望的非物质需求，例如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拥有家庭、参与社区生活的权利。
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总能实现工资的提高，反之，在生产率没有提高时，工资也有可能提高。本书曾提到，极负盛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发现，虽然16世纪的伟大探险家和殖民者给国王带回了大量白银，但这些收入却没有推动工资的提高。尽管人均工资与人均产出之间存在相关性（有人曾说经济学中的任何指标之间都至少通过两种渠道相互作用），但从生产率到工资的影响渠道可能受到其他特殊因素的影响。但不必担心，现代经济体的确使劳动者的工资得到了大幅提高，实现了天量的白银没有达到的成就。
有关工资的讨论曾谈到，现代经济体的出现打破了布罗代尔观察到的悲观发展模式。我曾指出，在现代经济体出现前的16世纪、18世纪以及1750~1810年，工资水平在下降——至少有数据表明英国属于此种悲惨情况。但是从1820年左右开始，英国手工业者的人均工资（如果用真实水平或者购买力计算）持续提高，与人均产出的起飞基本同步。在比利时，工资从1850年左右开始增长。法国的工资水平随后起飞，一直紧随英国，直至1914年。在德国各城市，工资水平像坐上了过山车，从19世纪20年代早期到整个40年代一直在下降，由此引发了1848年的暴动，1860年后又开始持续增长（另一项资料显示是从1870年开始）。可惜美国没有那么早的数据。总之，现代经济体中的建筑工人、工厂工人和农场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都伴随着生产率的起飞而高涨。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工资是否表现出了与人均产出同样显著的增速？如果劳动在产出增量中所占的收入份额下降，工资增速或许会落后于生产率。实际上，普通的城市非熟练男性工人的名义日工资（以当地货币计算）不但能跟上人均产出的货币价值的增速，甚至还更快。1830~1848年（又是那个糟糕的年份），英国的工资—生产率比略有下降，到19世纪60年代终于赶上并超出了以前的水平，70年代再度下降，此后到90年代再度超出，直至1913年。法国的这个比值反映出了类似的变化趋势。在德国，工资—生产率比在1870~1885年保持稳定，到19世纪90年代有所恶化，但到20世纪前10年时已提到很高的水平，直至“一战”爆发。此外，这些数据并未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即各国工人的收入并不都用来购买国内产品：由于供应量增加、运输成本下降，他们实际上购买了大量价格更低的进口消费品。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长期停滞后，实际工资水平在1820~1850年几乎翻番。”因此，现代经济中工资收入相对于非工资收入的份额下降的观点并不成立。当然，弱势群体、下层社会民众的工资水平在这些经济体中的变化趋势可能有所不同。
在公众看来，对那些不得不在工厂、矿山和家政行业中谋职的底层工人来说，19世纪兴起的新经济制度简直是人间地狱。有人认为，这种社会状况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改善，直到社会主义思潮席卷欧洲、美国兴起新政之后才发生变化。有的文学作品可能会给人这样的印象，但描写的年代并不吻合。例如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主要描述了1815~1832年的路易·菲利普王朝的社会紧张状况，而不是反映几十年之后出现于法国的现代经济的阴暗面。当然，19世纪中期的许多作品也很出名。狄更斯在1839年出版的小说《雾都孤儿》中细致地描述了伦敦的贫困现象，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Daumier）的画作生动地刻画了持续到1870年的巴黎工人抗争运动。它们给人的印象是，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大量劳动适龄人口因为工资水平下降而受苦，或至少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陷入悲惨、失业和空虚的状态。这种说法需要得到验证。
验证办法之一是，在现代经济开始确立并发挥效力时，测算所谓的工人阶级（手工劳动者或其他体力劳动者）的蓝领工资水平是否停滞或下降。那么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人们的普遍印象是，由于机械化水平提高，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19世纪有所下降，至少是相对于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而言。
但事实上这又是一个错觉。根据之前提到的英国的研究，在1815~1850年，平均工资水平的增幅比蓝领工资水平的增幅多出了20%，但这主要是由于农业中的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停滞，而农业的困境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现代产业的影响。另一项资料估计，在那一时期，英国非农业部门的所有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的增幅仅比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的增幅多出7%。克拉克在2005年整理的关于英国手工业者和建筑业帮工的日工资数据显示：18世纪40年代之后，两者的相对工资没有明显变化；从19世纪第一个10年开始，帮工的工资涨幅不及工匠；但从19世纪中叶起趋势发生改变，到19世纪90年代，已回到之前的相对水平，在之后的10年里帮工的工资增速依然更快。那个时代的人也提到过这样的印象。例如英国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就看到各类工资收入者缴纳的税收均快速增长，他在下议院评论说：
如果像我原本认为的那样，这样不同寻常的税收增长只来自处境优越的阶层，那我会感到有些难过，但比较容易理解……然而……看到富人在变得更为富有的同时，穷人的情况也有所改善，则给人莫大的安慰……我们可以看看英国劳动者的普遍状况，不管是农民、矿工、操作工还是技工，各种无可争议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在过去20年里他们的生存条件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宣布，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在当时的英国，现代经济并没有拉大工资收入的差距，至少没有系统性和持续性地拉大差距。
所谓劳动者在19世纪的整体收入的增长速度慢于资本的说法，也和其他误解一样缺乏根据。最近得到的数据显示了单位雇员的日工资与国家人均产出的比值。在英国，这一比值呈上升而非下降趋势，从1830年的191升至1910年的230。在法国，该比值从1850年的202提高到1910年的213。德国是从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199提高到20世纪初的208。1887年，英国记者（兼政府首席统计师）罗伯特·吉芬（RobertGiffen）对此进行了规范的记述，他收集了1843年英国开征所得税之后的个人收入数据，表明在其后的40年里“富人”的总收入翻番，但其人数也翻番，体力劳动者的总收入增幅超过一倍，而其人数增加有限。
富人的人数多了，但平均来说，每个人的富裕程度并未提高；穷人的平均收入几乎是50年前的两倍。因此，过去50年来巨大的物质进步的好处几乎全部落到了穷人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