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蛮子，还是个只会放血治病的蛮子，甄仪在给格格巫安排户籍的时候就多留了个心眼，直接安排到了奴尔干都司的下面。
至于奴尔干都司怎么会突然多了个金发碧眼的蛮子，为什么这份户籍是从顺天府开出来的，这事情其实都不重要，后面都可以慢慢安排。
重要的是不能给这个蛮子安排顺天府的户籍，要不然自己这个顺天府知府就得考虑替这个蛮子找媳妇的事儿。
正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让自己少些麻烦，那还是少些麻烦的好。
江鑫龙对此同样心知肚明。
然而这些并不重要——只要给这个蛮子安排一个户籍，自己就算是完成了赵王殿下交待的事情，回头拜入杨少峰的门下，难道这蛮子还能找自己麻烦不成？
格格巫自然不清楚顺天府户籍和奴尔干都司户籍的区别，至于莫名其妙的被甄仪以尽忠王事，尽去坎坷的说法安排了一个王坷的名字，格格巫也表示无所谓。
在格格巫看来，有了大明帝国的户籍，自己就是理所当然的大明帝国公民，就算以后回了欧罗马，自己也是大明帝国的公民，格利高伯爵想要找自己的麻烦，那他可得好好掂量掂量——大明的无敌舰队，就是自己最大的保障！
离了顺天府的大堂，格格巫将户籍册子紧紧的贴身放好，又反复拍了拍，才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大明帝国的公民了吧？”
江鑫龙点了点头，答道：“是的，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大明帝国的公民。收好这份户籍册子，银行开户，分地，娶妻成亲，孩子读书上学，都会用得到，这也是你今后最重要的倚仗。
不过，土地的问题你就先不要想了，因为分配给你的土地远在辽东，离顺天府有数千里地，而且你以后主要还是跟着郑公公出海，辽东的地，想来你也顾不上。”
格格巫用力点了点头：“当然，我从来也没有想过种地，尤其是在船上看到你们种的那些植物之后，我就彻底放弃了种地的想法。
对了，你现在可以带我去找你们的王子殿下了，我会把藏着好运莱夫海图和莱夫航海日记的地点告诉他。”
……
一听到医生，杨少峰就笑了。
和后世讲究科学的西医不同，和古老的中医也不同，就连人们认识中的放血理发师也大大不同，这个时代的理发师们治病全靠猜，而且一猜就猜到了十七世纪。
比如私生子就有十四个，情人不计其数，有钱就会花光，没钱就能忍着，被英国人称为“快活王”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代，就是死在了“英国御医”们的手中。
1685年，54岁的查理二世不幸中风，当时有十二位御医受到召唤之后赶来治疗。
但是治疗的方式却有点惨无人道。
首先，先给国王放了近七百毫升的血，因为当时的欧洲理发师们认为放血可以治病。
之后，这群御医们或许是为了让查理二世排毒，又趁着放出来的血还热乎，一边给查理二世催吐，一边让查理二世吃了泻药。
就在查理二世上吐下泻的时候，这群御医们又用肉桂、茴香、甜菜根、盐等食材调制出了“药水”，开始给查理二世灌肠，并且是每隔两个小时灌一次，灌了整整五天。
可能也是为了排毒。
这个时候的查理二世整个人都很“通透”，毕竟“毒血”放了那么多，又是催吐又是灌肠的。
然而很可惜的是，在十二位御医的治疗下，国王的病情并没有好转。
但是没关系，能hold住，毕竟御医就是御医，治病不可能只靠一招，此路不通，另寻他法也就是了。
如果说上面的操作是为了排毒，那么接下来的操作就有些“谜”了。
医生们为国王剃了头，然后用通红的烙铁摧残了国王的头皮~
一烫头皮就有了血泡，然后，医生将血泡挤掉。同时，在国王脚底抹上鸽子粪。最后在国王鼻孔塞入喷嚏粉，全身涂满热膏药。
你以为这就完了？
然而并没有。
因为当时的欧洲理发师们也讲究个内服外用，烫头皮抹鸽子粪涂膏药只能算是外用，不是还有内服呢么。
医生们用尸体的头盖骨磨成粉，加上泻药，对，就是泻药，给国王引用——多么优秀的药方，带有一丝丝惯有的西方魔幻色彩，仔细琢磨之后仿佛又有那么一丝丝道理。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本来只是轻微中风的查理二世，经过十二位御医的抢救后终于在1685年2月6号逝世，可以说这位国王在经过御医们的精心治疗下还可以活这么长时间不得不感叹其生命力的顽强。
而在这位国王的最后时刻，他最后的遗言表达了对医生的谢意：十分抱歉，我麻烦了大家这么久，大家辛苦了……
然而这已经是十七世纪后期的西方医学——早在更早的十四世纪，医生们治疗黑死病的手段则更加神奇。
在黑死病最早出现的时候，欧洲医学界对于这种发展极快的新疾病束手无策。
著名医生肖利亚克当时任职于天主教会，他在1348年写下的病程记录成为后世研究欧洲黑死病的经典文本。他在其中提出，黑死病有两种表现形态，第一种出现在疫情发展的前两个月内，通常患者会在发病三天内死亡，第二种则会在发病五天内死亡。
如果从这两方面来看，肖利亚克医生写下的病程记录确实很经典，但对于治疗方法，他的建议包括：用火清洁空气；用龙舌兰药丸清洁自己；无花果和煮熟的洋葱去皮，加酵母和黄油混合，用以软化体表脓肿；用番泻叶和其他好闻的东西舒缓心脏；用亚美尼亚产的红色粘土放松情绪，以及万能保健法——放血。
是的，依旧是万能的放血疗法，然而和其他医生的治疗方案比起来，这或许已经算是比较靠谱的方案，毕竟涉及了多种净化和消毒措施（暂时不论效果）。
其他医生所开出的针对黑死病的药方大多是这样的：洋葱、蛇、鸽子煮熟剁碎敷于患处，喝醋，喝泻药，喝甜酒，喝大麦汤炖金箔。
至于更荒唐一些的，还有：喝砷和水银制成的“解毒糖浆”，圣水当然不能缺席，还有应用石膏或翡翠之类的宝石，它们被称为“奇迹之石”。
除去内服外用，自然也不能缺了手术。
在手术方面，除了常见的放血疗法，还出现了挤出淋巴腺肿包的脓血再用烙铁灼烧伤口止血手术。
如此医术，也难怪十四世纪的法国作家吉恩·伏瓦萨吐槽：“医生需要三种宝贵的品质：会撒谎，会假装诚恳，还有把病人医死也毫不自责的强大内心。”
然而就算是古老的西医们会撒谎会假装诚恳还会把病人医死也毫不自责，但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法子显然对付不了黑死病。
既然医学治不了黑死病，那就试试玄学？
比如，不洗澡，让灰尘覆盖住整个身体，不让疾病进入身体，自然也就不会得病了？
又比如鞭笞患者祈求上帝开恩的“治疗方法”，反正治也治不好了，不如求一求上帝，万一管用呢？
15世纪的威尼斯甚至还出版了一张示意图，标明了人体不同部位对应的星座归属，用于指导治疗不同症状的放血手段……
也正是因为如此，从十四世纪中期到十六世纪，黑死病在欧洲几乎每隔10年就要爆发一次。
而在这几百年间，欧洲的老西医们积极编撰了300余部关于黑死病的医学专著，对于黑死病爆发的原因众说纷纭，始终未有定论，至于如何防治，就更加千奇百怪。
唯一比较有用的发现，大概就是隔离，还有“快逃，逃得远远的，晚点回来”。
当然，就算总结出这两点，其实也没有什么鸟用。
1664年，相对于其他欧洲地区而言城市化程度较高的英国伦敦再次栽倒在黑死病这个坑里。
贯彻“快逃”的历史经验，贵族和富人最先逃离伦敦城，然后那些在乡下有房产的中产阶层也跑了，甚至有的教区的神职人员都跑了，这让民众感到受了背叛——幸好坎特伯雷大主教、伦敦主教和伦敦市长还是坚持留了下来。
疫情爆发几个月后，上议院讨论防疫措施的会议仅仅通过两项法令：禁止在富人区修建瘟疫医院；以及禁止将贵族隔离。
管事的人跑掉太多，市政府濒临瘫痪，除了发布一下黑死病指南什么事都做不了。指南里的治疗方案也没比十四世纪进步多少，例如“24克独角兽的角”、“3钱鸦片兑白兰地”。
当然，这样昂贵稀有的药方平民百姓反正也消费不起，底层民众只能竭其所能自救。小商贩不敢再直接接触钱币，买东西请把铜板投进装了水的瓶子里，屋子要用迷迭香、醋和松枝熏，连信件也要熏过才能碰。这使得迷迭香价格飞涨，从一先令买一大捧变成六先令一小撮。
圣当斯顿教区执事亨利·多赛特将他教区的经费使用情况一五一十记录当年圣当斯顿教区委员会带领群众抗击疫情的基层工作：
“库帕尔兼任守门人，每周4先令”（库帕尔原本是这个教区负责派发救济粮的人。黑死病期间一旦某户有人被感染，警队就会叫铁匠来把这户家门锁死，门上用红漆刷上红十字，警示街坊不要靠近。教区还会另外雇佣守门人看守有患者的家庭防止他们破门而出）
“支付铁匠盖尔锁链、挂锁、及安装费，三先令两便士。”
“安德鲁家寡妇的挂锁的钥匙交给了守门人达德利。”
“寡妇布里格和曼登担任搜寻人，每周两先令。”（搜寻人负责每天进入有患者的家庭查看患者是否已经死亡，工作风险很大，一般高薪雇佣贫穷寡妇。她们同时还负责给隔离家庭带去基本的食物和水）
“寡妇布里格发现安德鲁家寡妇已死，他家养子还活着。继续锁上。”
“安德鲁家养子已死，所送食物和水共计一先令，棺材一先令，并支付掘墓人佩尼一先令。”
“掘墓人佩尼及其妻并两幼子隔离，本教区掘墓工作转交给佩尼长子。”
“掘墓人佩尼两幼子已死，约瑟夫将弟弟们埋葬。”
“守门人库帕尔已隔离，支付铁匠盖尔挂锁一先令六便士。”
“铁匠盖尔已隔离。”
“掘墓人约瑟夫已死。”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劫的最后的掘墓人约瑟夫死在瘟疫的最后两个月，多赛特的账目里只记了约瑟夫的死亡，而当时伦敦的情况当时已经没有可能将死者单独埋葬，尸体只能被扔进教区内挖出的五个万人坑之一。
伦敦的黑死病是在1665年，而永乐二十一年的欧洲医生……
杨少峰忍不住笑了起来：“以后不要说自己是医生了。”
听了江鑫龙的翻译之后，格格巫却分外的不服气，甚至还有点儿委屈：“为什么？我治好了很多病人，十个里面只有三四个是个治不好的，主要宠召他们，我也没有办法呀。”
对于格格巫的这个问题，江鑫龙连翻译都懒得翻译，而是直接告诉了格格巫答案：“治疗十个人，死上三四个，这已经不是庸不庸医的问题，而是病患家属会活活打死你的问题！
一听到新大陆这三个字，杨少峰顿时竖起了耳朵：“新大陆？什么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