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帕基斯医生通知吉奥吉斯，他在等一位客人，客人要过海到斯皮纳龙格去，几个时后再回去。他叫尼可拉斯·克里提斯。克里提斯刚过三十岁，头发浓密乌黑，与大多数克里特人相比，个头略显瘦小，剪裁合身的西装更显出他修长的身形。高高的颧骨上，皮肤绷得紧紧的。有人认为他容貌出众，有人觉得他营养不良，其实谁都没说错。
克里提斯看上去与布拉卡码头很不相衬。与吉奥吉斯渡过岸的大多数人不同，他没有行李、没有箱子、没有眼泪汪汪的家人，只有一个最纤薄的皮质公文包抱在胸口。随他去斯皮纳龙格的人只有拉帕基斯医生，以及偶尔去斯皮纳龙格评估财务要求的政府代表。此人是吉奥吉斯带过去的第一名真正客人，吉奥吉斯克服了平常对陌生人的沉默，跟他攀谈起来。
“你去岛上办什么事？”
“我是个医生。”那人回答。
“可是那里已经有了医生，”吉奥吉斯说，“我今早上送他过去了。”
“是的，我知道。是拉帕基斯医生，我正打算去见他。他是我多年的朋友和同事。”
“你不是麻风病人，对吧？”吉奥吉斯问。
“对，”陌生人回答说，他的脸笑得几乎皱起来了，“终有一天，这个岛上的人们也都会不是的。”
这是一句大胆的声明，吉奥吉斯想到这里，心跳加速。这是零星消息—还是只是谣传呢？—偶尔传来谁谁谁的叔叔或朋友听说在治疗麻风病上有了重大进展。比如，一种说法是注射黄金、砒霜和毒蛇的唾液，可是这种疗法有点疯狂，即使这些材料买得起，它们真的管用吗？只有雅典人，人们风传，只有雅典人可能考虑出钱买江湖术士的药。当吉奥吉斯解开缆绳，准备带客人过海的那一刻，他做起白日梦来。过去几个月来，伊莲妮的病情明显恶化，他开始对发现新药、治好她的病、带她回家几已不抱希望了。可是这是他送她到斯皮纳龙格十八个月来，心中第一次燃起一点希望。就那么一小会儿。
帕帕蒂米特里奥等在码头上，迎接医生。那衣冠楚楚的人以及他的薄皮公文包，被岛主有力的身影笼盖住了，吉奥吉斯看着他们一起消失在地道那里。
冰冷的风裹着雪花掠过海面，打在吉奥吉斯的船上。可是尽管这样，他发现自己还哼着小曲。恶劣天气丝毫没有影响到他。
当两人一起走上主街，帕帕蒂米特里奥开始盘问克里提斯。他对很多事情了如指掌，知道该问什么。
“他们的最新研究进展如何？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临床测试？还要多久才能到我们这里？你参与了多少？”这种盘问出乎克里提斯的意料，先前他没想到会遇见帕帕蒂米特里奥这样的人。
“还处于早期，”他谨慎地说，“我参与了巴思德组织提供资金的一个广泛开展的研究项目，可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仅仅是治愈。几年前开罗会议上就制定了治疗和预防的方针步骤，这也是我来这里的目的。我想肯定我们正在尽力而为—我不希望，等最终找到治愈方案时，对这里的每个人来说已太晚了。”
帕帕蒂米特里奥，一位完美的演员，掩饰起温和的失望之情。渴望已久，却还是没有找到治愈方案，对此他一笑了之：“那太糟了。我向家人保证圣诞节要回雅典，所以我正等着你的一剂魔药呢。”
克里提斯是位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这些人可能还有几年才能接受成功治疗，他不会燃起他们的希望。麻风病几乎和大山一样古老，它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
两人朝医院走去，克里提斯的所见所闻让他不禁生疑。这里看起来就像个正常的村庄，可是没有克里特其他地方的村庄那样破旧。除了偶尔有几个居民的耳垂很大，或有点跛足外—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会注意到—这里的人们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来来往往在办自己的事。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没有几个人的脸能全部看见，男人把帽子压得低低的，领子竖起来；女人披着羊毛围巾，把头和肩一起紧紧地裹起来，抵御着恶劣天气，风一天比一天猛烈，雨流如注，街道成了小溪。
两个人经过有玻璃前门和鲜艳百叶窗的商店，面包师把一大块淡黄色面包从炉子里取出来时，碰上了克里提斯的目光，他点了点头。克里提斯碰了碰帽檐算是回礼。从教堂前，他们拐出主街，面前便是高高在上的医院，特别是从低处望上去，给人一种气势恢弘的感觉，医院是岛上最庄严的建筑。
拉帕基斯站在医院大门口等着克里提斯，他们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好一会儿，两人才互相问候，激动得慌里慌张，他们有太多问题要问对方！“你好吗？”“你来这儿多久了？”“雅典怎么样？”“跟我说说你的消息！”最后，他们把相见的兴奋让给了实际问题。时间过得飞快。拉帕基斯带着克里提斯很快地在医院走了一圈，领他看了门诊部、治疗室，最后带他去了病房。
“我们目前资源太少，许多人应该进来住几天，可是大部分病人我们只能治疗一下，就打发他们回家。”拉帕基斯疲惫地说。
病房里，十张床挤在一起，床与床之间相隔不到半米。十张床全住了病人，有些是男病人，有些是女病人，但是很难分清男女，因为百叶窗关上了，只有一丝微弱的光线透了进来。大部分病人活不了多久。克里提斯在雅典麻风病院里待过一段时间，对此毫不吃惊。那里过度的拥挤和难闻的气味，比这儿糟上几百倍。这里至少还注意一下卫生，对那些感染溃烂的病人来说，这可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
“这些病人全处于发病期。”拉帕基斯倚着门框平静地说。这是麻风病症状的加强阶段，有时候只有几天，有时候几周。在发病的这段时间内，病人们要经受可怕的痛苦，持续高烧，剧烈疼痛，比之前痛苦得多。麻风病的反应可能让他们比以前病得更厉害，但有时候，它也说明身体正在与疾病作斗争，当痛苦消失后，他们可能发现发现自己痊愈了。
两人站在那里看着病房时，大部分病人很安静。有个人时断时续地哼哼，另一个人，克里提斯以为是个女人，但又不太肯定，也在呻吟。拉帕基斯和克里提斯从门口退回来，站在那里仿佛很冒昧。
“到我办公室来，”拉帕基斯说，“我们去那里谈会儿。”
他领着克里提斯沿黑暗的走廊往前走，进了左边最后一间房。这间房与病房不一样，可以看得到风景。巨大的窗户从腰部直到高高的天花板，往外看，可以看到对岸的布拉卡，以及它后面的高山。墙上钉着一幅大大的建筑图，显示着正是现在的医院，上面用红色笔勾画出另外一栋建筑的轮廓。
拉帕基斯看到这幅图吸引了克里提斯的注意。
“这些是我的计划。”他说，“我们需要再多些病房，还要几间治疗室。男女病人应该分开—如果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我们至少要给他们尊严。”
克里提斯慢慢踱过来，看着这个计划。他知道政府有多忽视医疗保健，特别是对于他们认为到了晚期的病症。
“那可能要花很多钱。”他不禁挖苦道。
“我知道，我知道。”拉帕基斯疲惫地回答，“可是现在我们的病人不但来自克里特岛，还有从希腊大陆上来的，政府有义务拨出一定的资金。当你碰到我们这里的几个麻风病人，你就知道他们可不是那种轻易让人拒绝的人。是什么把你带回克里特的？我很高兴接到你的信，但你并没真的说出来这里的原因。”
两人之间的交谈很快显示出同学间才有的轻松亲密来。他们曾在雅典同一所医学院就读，虽然最后一次见面已是六年前的事了，他们还是能重拾友谊，仿佛并未分开过。
“很简单，真的。”克里提斯说，“我对雅典厌烦了，看到一则告示说伊拉克里翁医院皮肤科在招聘，我便去应聘了。我知道我还是能继续研究，特别是，你知道，这里有这么多麻风病人。斯皮纳龙格是病例研究的绝佳地方。我偶尔来拜访一下，你高兴吗—而且，重要的是，你认为病人能容许吗？”
“我当然不反对，我敢肯定他们也不会反对。”
“到那时，可能会尝试使用一些新的治疗手段—虽然我无法保证什么东西会有戏剧性效果。老实讲，最新的药没什么疗效。可是我们不能坐着不动，对吗？”
拉帕基斯坐在桌前，热切地听着，他的心随着克里提斯的每句话起伏。五年来，他是唯一有能力且愿意拜访斯皮纳龙格岛的医生。这段时间里，他应付的是疾病与死亡的残酷洪流。每晚他脱衣上床时，都要检查自己厚实的身体，看有无染病的症状。他知道这很可笑，病菌可能在他身体里潜伏几个月甚至几年，他方能察觉到它们的存在，可内心深处畏惧染病的担忧让他只能一周渡海来斯皮纳龙格三天。他不得不给自己一个搏斗的机会。他在这里的责任是一项事业，他觉得有义务追随，可是他担心免遭病袭的几率和长期玩俄罗斯轮盘赌的家伙想长寿的几率也差不到哪里去。
拉帕基斯现在确实有了帮手。病人们每天一瘸一拐地上山来看病，有些只是来换绷带纱布，有些一来就待上好些天，他无法应付得过来。正好在这个时候，阿西娜·玛娜基斯来了。她在雅典曾是医生，发现自己得了麻风病后，主动进了麻风病院，然后与雅典的“反叛分子”一同被送到了斯皮纳龙格。在这里她有了新责任。拉帕基斯想不到自己运气竟这么好：不仅有人愿意生活在医院里，而且还有着全科医学知识。斯皮纳龙格的居民并不会因为是麻风病人，就不会得上其他疾病—如流行性腮腺炎、麻疹或一些简单的耳痛，这些病症通常无人问津。阿西娜·玛娜基斯有二十五年经验，除开睡觉之外，她愿意每小时都工作，这令她的价值无法估量，她把拉帕基斯当成小弟弟，觉得他还要继续培养才能成材，对此拉帕基斯毫不介怀。如果他信上帝，他愿意诚心诚意地感谢他。
现在，晴天霹雳—不，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十一月的阴天霹雳，在大海和天空竞相乏味时—尼可拉斯·克里提斯来了，还问能不能让他经常来。拉帕基斯欣慰得几乎长泪难禁。他长期孤军奋战，费力不讨好，现在这种孤独状况要结束了。每天他最后离开医院，在威尼斯人的兵器库（现在用作消毒室）中清洗自己时，不再抱怨力不从心了。这里有阿西娜·玛娜基斯，现在克里提斯偶尔也会来。
“来吧，”他说，“想来就来。我无法告诉你我听到这个消息有多开心。跟我说说你正在做的吧。”
“好。”克里提斯说，他脱去外套，小心地搭在椅背上，“在麻风病研究领域，有人肯定很快便要治愈麻风病。我与雅典的巴斯德研究机构还保持着联系，我们的项目总指挥急于尽快推进进度。想象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吧，不只是为了这里的几百人，而是为了这世间成千上万的人—而在印度、南非甚至有上百万麻风病人。治愈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我保守地估计，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是每件证据，每个病例研究，都描绘出一幅我们有能力阻止此病蔓延的蓝图。”
“我想你错了，路不会太长了。”拉帕基斯回应说，“这些天，在用不用江湖术士的药方这个问题上，我压力很大。这些人十分脆弱，他们想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特别是那些付得起钱的人。所以，你在这里的计划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需要几十个病人，如果可行，接下来几个月，甚至几年，我要密切监控他们。我在伊拉克里翁只作诊断，确诊后，我就失去了病人，因为他们全被送到这里来了！照我看来，这样对他们更好，可是我需要作一些追踪调查。”
拉帕基斯笑了。这种安排对他俩都公平。沿着他办公室的一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一排排全是档案柜。有些装着现在每位活着的岛民的医疗病例。他们死后，所有病例转到另一些柜子里去。拉帕基斯志愿上此岛工作之前，没有任何文件保存下来，几乎没有治疗措施值得记录，唯一的进展便是疾病的持续恶化。让人记住隔离区头几十年里的麻风病人的，只有一个黑色的大登记册，上面记有姓名、到达日期和死亡日期。他们的生命缩减到只是死神生死簿上的一条记录，现在他们的骨头乱七八糟，不加区分地堆在小岛最边缘公共墓地的石板之下。
“自从我一九三四年来这里之后，我为这里的每位病人作了记录。”拉帕基斯说，“我详细记录了他们来时的状态，以及其后发生的一切变化。病例是按年龄排序的—这样似乎更有逻辑。为什么你不去抽调一些你想看的看呢？你下次来时，我可以提前跟他们约好，让他们来见你。”
拉帕基斯用力拖开离他最近的柜子顶层抽屉，抽屉很重，一打开，里面装满了文件，他挥挥手，邀请克里提斯过来随便翻翻。
“我把它留给你了，我最好还是回病房去，有些病人还需要照料。”
一个半小时后，拉帕基斯回到办公室时，地上一堆文件；最上面的档案封面上写着“伊莲妮·佩特基斯”。
“你今天早上遇见过她丈夫，”拉帕基斯说，“就是那个船夫。”
他们把所有选出来的病人作了记录，对每个病例进行讨论，然后，克里提斯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该走了。当他进入消毒室给自己喷洒消毒液前—虽然他知道这种限制病菌扩散的手段多是徒劳—两个人紧紧地握手。拉帕基斯送他下山，到了地道入口处，克里提斯独自继续走到码头，吉奥吉斯正在那里等着，准备送他走上回伊拉克里翁的漫长旅行中的第一程。
他们在回克里特岛的途中没讲几句话，似乎在来路上已把话说尽。不过，当他们到布拉卡时，克里提斯问吉奥吉斯下周同一时候能不能还在这里，再送他去斯皮纳龙格。吉奥吉斯不知为何，感到很开心，不完全是因为路费。正如吉奥吉斯想的那样，他知道这位新医生还会回来，他觉得很高兴。
苦寒的十二月、极地气温的一、二月，以及大风怒号的三月，尼可拉斯·克里提斯每周三都来斯皮纳龙格。他和吉奥吉斯都不是健谈的人，可他们过海去斯皮纳龙格时，开始了小对话。
“佩特基斯先生，你今天怎样？”克里提斯问。
“如无意外，我可以说很好。”吉奥吉斯会谨慎地回答。
“你妻子怎么样？”医生会问，这问题让吉奥吉斯觉得他也过着正常的已婚生活。他们俩都没多想这有多可笑，提问的人比谁都知道答案。
吉奥吉斯盼望着克里提斯的来访，十二岁的玛丽娅也一样，因为他的来访带来一丝乐观，让她能看到父亲微笑。虽然父亲什么也没说，但有东西她能感觉得到。傍晚，她会去码头，等他们回来。她裹紧羊毛大衣，坐在那里，看着小船在灰蒙蒙的黄昏中逾海而来。她接住父亲扔过来的绳子，很专业地把绳子绑在系缆桩上，把船固定在那里过夜。
四月，大风不再刺骨，空气中有了微妙的变化。大地暖和过来，紫色的春银莲、淡粉的兰花绽开了花朵。候鸟过完冬天，一路从非洲飞回，飞过克里特岛。每个人都在迎接季节的变化，热切期盼的温暖现在要来了，可是空气中还没什么明显的征兆。
战争席卷欧洲有一段时间了，就在四月，希腊被侵占。克里特岛的人现在生活在达摩克利斯之剑下；隔离区的报纸《斯皮纳龙格星报》定期刊登当前局势的公告，随着每周电影一起播放的新闻短片也让人们焦虑。他们最恐惧的终究发生了：德国人的目光投向了克里特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