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当然是不辛苦的，作为一个公司驻苏联代表处的负责人，这种事情是非常公平的，干多少活赚多少钱，某种意义上比苏联用行政手段强行把各种工作拉成一个阶级更有积极性。世界总是这么矛盾，要平等就要限制某些人的个人能力，个人能力全部体现就会造成人和人之间的不碰等，某些情况下只能在其中选择一个。
任何地方人们都有等级的存在，苏联虽然在行政和制度一直致力于消灭等级的存在，但和一个高级干部和一个普通民众所获得待遇仍然是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都是这样，索性六十年代的干部还不像二十年后这么嚣张。现在苏联干部老实本分并不是苏联人觉悟多么高，而是另外一个原因，在大清洗和强调阶级的环境中，克格勃封闭了整个苏联对外的来往渠道，苏联在大清洗之后的干部还比较单纯，没有学会如何利用半合法的手段来谋取利益，再加上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干部阶层一直不稳定，也没空想这些问题。
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有所不同，干部阶层的稳定让各地的干部开始有充裕的时间来想办法如何绕过等等的规章制度来为自己的生活打算，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来谋划，不用担心莫斯科一道命令下来撤了他们。
但在接触当中仍然会显露出来这种差别，让藤田这个一个办事处的负责人来找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来谈判，还是超出了这个日本人的能力。在从滨海边疆区的地方党委大楼出来之后，藤田往东京方面去了一封电报，不出预料的收到了一封以八嘎开头的回电，严令藤田要解决这个问题，无视本来是东京总部非常认可的压价建议，打工仔的悲哀命运就来源于此，资本主义不讲感情。
在藤田受夹板气准备去莫斯科的时候，谢洛夫在参谋完今年的宿舍扩建计划后，非常有效率的严令在九月份之前必须把地基弄好，明年就要解决所有下属同志的住房问题。是明年解决，因为今年剩下的时间只够打地基，苏联因为纬度的关系，一座平房必须打一米深以下的地基，要想建设集体宿舍大楼，必须需要考察当地的条件，挖出来深度十米到二十米的地基，这个过程必不可少，完全是常识。
如果省略这个步骤，很可能就是第一年新家第二年危房，和一般人认为苏联一年四季都很冷不同，苏联的夏天虽然短暂但还是存在，温度足以让冻土开化，如果省略了打地基的步骤，热胀冷缩这个基本原理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是学习美国人用木板搭建房子，估计西伯利亚的苏联人第二年需要克格勃派军队过去收尸。
打地基还要考虑地下水的渗透问题，以及当地地质的问题，不是谢洛夫大嘴一张用命令就能解决的，如果当上克格勃主席的谢洛夫学赫鲁晓夫的为意志论，估计就是另一个玉米运动，第一书记能扛得住不代表他也能扛得住。
卢比杨卡广场十一号的克格勃主席办公室内，这对于总部的干部是一个神圣之地，至少现在是这样的，在内务部被拆解了很多年之后，克格勃的主席终于变成了通常意义上的自己人，谢洛夫的上任不会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状况，让所有安全体系干部都很满意，在住房令下达之后，就变得更加满意了。
谢洛夫要在勃列日涅夫彻底稳固地位之前，把一切自己经历过的东西全部提供出来，整个苏联当然是有难度，但单独在一个部门推行倒也不是多么困难。省的安全体系的干部被别人拉拢，稳固住自己的基本盘在想别的。
当然本职工作还是要做的，情报部门主管还是要进行情报工作，给本部门同志发福利只是额外工作，如果说英国和美国算是苏联克格勃的强劲对手，那对面的阵营也不是没有薄弱点，这个薄弱地点的所在，就是骄傲的法国人。
冷战时期克格勃在法国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就是打人法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克格勃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中活动着一个代号为“蓝宝石”的小组。第一总局领导人亚历山大?萨哈托夫斯基手头有一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完整计划，该计划是由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负责人波列?格罗林将军制定的。
萨哈托夫斯基还定期收到该机构这一报告的副本。戈利岑也提供了一些有利于逮捕审叛乔治?帕克的材料，这使他的证词听起来更加可信。他还透露，克格勃已经知道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准备成立一个在美国收集科学情报的分部的计划。该部于一九六二年开始行动。但是戈利岑只有一些关于克格勃在法国行动的断断续续的消息，大部分情报都不涉及具体问题。即使是那些促成逮捕帕克的消息，实际上也只是将最初怀疑的圈子缩小到七人而已，后来也是在对这七人进行监视之后才查出了帕克。
戈利岑的坦诚在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广为人知，因此不可能像对帕克那样对他进行长期的秘密监视。戈利岑作了上述声明之后，一种阴谋理论得到传播，使调查进一步受阻。在美国类似的理论使得詹姆斯?恩格尔顿开始怀疑中央情报局“社会主义国家”部的领导人大卫?梅尔弗。
在英国则导致彼得?怀特等人对军情五处处长罗杰?霍利斯爵士的怀疑。同英美相仿，法国的“阴谋”理论发明者在许多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文献表明，尽管“蓝宝石”小组最后被查出，但“大鱼还是溜走了”，所以法庭并没有就此作进一步的调查。
战期间法国没有公开揭露一个苏联间谍，但这并不说明苏联间谍在法国的活动不积极，恰恰说明了法国反间谍机构的软弱无力。反间谍毫无结果的原因，部分在于法国没有破译出标志着“五杰”和原子间谍时代结束的维诺纳密码。帕克案件之后，六十年代中期，美英两国重新分析了“维诺纳”联络中出现过的全部有一一关法国的材料，分析的结果转交给法国国土安全局（法国反间谍机构）。
这些材料表明，战前法国航空部中活动着一个苏联间谍小组，其成员都是三十年代招募的。在法国沦陷前的几年中，他们在情报总局的间谍亨利?鲁宾逊控制下工作。作为组员之一的学者安德烈?拉巴特，开始主持几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的工作。他是首批加入戴高乐将军在伦敦领导成立的“自由法国”协会的成员之一。有几个月他出任戴高乐将军武器储备部门的负责人，但因为同戴高乐的近臣们不和后来退出了“自由法国”协会，在伦敦创办了《自由法国》月刊。后来他还负责bbc对法广播的工作。他在伦敦曾给一个化名叫阿尔贝特的苏联人发送过政治军事情报。拉巴特出任设在阿尔及尔的“自由法国”临时政府的新闻部部长，乔治?帕克当时领导“自由法国”电台的政治新闻工作。战后巴特主要靠从事新闻工作谋生。
维诺纳密码早已经被谢洛夫更换，所有在三十年代被苏联招募的间谍全部处在蛰伏当中，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间谍已经功勋卓著，谢洛夫不想这些人暴漏，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人的年龄已经很大，克格勃需要新一批的间谍。
法国从民族性来说就非常有反抗精神，这点从巴黎公社和各种运动当中就能看出来。苏联在法国吸收间谍的工作从来都不困难，受阻的力度远没有在英美两国这么大。
这种工作是准备另一个历史上的知名事件，法国在几年之后的五月风暴，谢洛夫的最大愿望当然是社会主义政党上台，当然这不太可能，那么塞进去几个特洛伊木马也是可行的。
在后世中国的网络上，某些人认为是中国因素影响了法国五月风暴的发生，但实际根据苏联这边的文献，法国五月风暴最大的力量其实是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第四国际在赫鲁晓夫时期也只是不在公开打压而已，何况五月风暴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已经上台，可想而知对法国五月风暴什么态度。
在整个法国五月风暴期间，苏联完全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方面就是因为、五月风暴的主要力量是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谢洛夫召见了法国部门的负责人，还专门对三个法国高级间谍授予了勋章，在午饭过后，缓和的说道，“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公平，我们的思想远非完美，但也不是完全的不切实际，对于其他的革命力量我们采取合作的态度，到了合适的时机，我们要团结在一起合作，先战胜资本主义这个敌人，我们的内部矛盾可以押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