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国富?民富?

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革派和保守派的争论焦点就是“国富”还是“民富”,就具体策略而言,就是“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抑兼并”。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其实际动机则多是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以充实国库。

历史上历次大规模的抑兼并运动,都是在王朝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从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

从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

但贫苦百姓对这样的“右贫抑富”毫不领情,他们纷纷投到富民那里去反抗官府,比如王小波、李顺,还有宋江,都是富人,都是庄主带领庄客造官家的反,所以说,多数王朝的崩溃都是朝廷“汲取能力”过分强化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

王小波、李顺造反,其真实原因就是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之争,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反对统购统销的大变乱。当时朝廷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实行博买政策,就是茶丝帛由官府统一购销,官府低价强购,不卖给官府不行。这样一来,茶丝帛商就赚不到钱了,农民卖的价格也很低。四川茶商茶农非常多,他们利益损失最大,于是就激起了四川茶农一致反抗。李顺就是四川青城有名的茶叶贩子。

宋江造反的原因是一样的。朝廷增设了西城刮田所,西城刮田所是当今皇帝和蔡京等人搞出来地新政,一般老百姓只准有多少多少土地,其余的土地一律归公,然后派出很多人去刮田,这些多余的土地、山林、湖泊统统收归国有。

这个政策听起来也很不错。但贪官污吏太多了,他跑到一个地方,你不给他贿赂,那你即使土地很少。他也说你是大地主,于是土改扩大化了。很多中农,甚至是下中农,因为贿赂太少。或者没有贿赂,他就把你的土地给拿走了。当然了,如果你是大地主,有钱贿赂,他也不会没收你的地。

宋江是梁山泊边的一个庄主,因为梁山泊“公有”了,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有活路了,于是造反了。而起因就是国家搜刮百姓,与民夺利。

类似于博买务。西城刮田所地国家搜刮机构现在很多。比如造作局、苏杭应奉局造作局、苏杭应奉局等等。它们在南方。是为搞花石纲而设地。

司马光“不抑兼并”地道义理由则是所谓“官不与民争利”。然而真地实行起来就大有奥妙了。

“官”与“民”是一对对立范畴。有双重含义。“民”可以表示与国家或朝廷相对地私人或“臣民”之意。司马光所谓“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即指此义。另外。“民”也可以表示与权贵势要相对地下层平民或“庶民”、“下民”之意。

显然。司马光所谓“在官”实指在官府或“公家”。除此以外地一切私有财产。从平民百姓到权臣、贵戚和强藩大将之私有者。都算是“在民”地。也就是说。国家不与私人争利。

他为什么反对“抑兼并”?实际上就是害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地利益。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齐民”之上地私人特权。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不抑兼并”。说白了就是要求国家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

如果说。“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地话。“不抑兼并”地结果则通常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什么人称之为官?权臣,贵戚,近幸,强藩大将……官富了,“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其极端后果就是王朝崩溃,就是天下大乱。比如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就是典型地例子。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扩张,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膨胀,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直到危机日重而濒临崩溃。

看看本朝历史,你就知道官与民为了争夺财富,厮杀到了何种惨烈的地步。

自熙宁以来,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几度易位,忽而“变法”,忽而“改制”,忽而“更化”,忽而“绍述”,忽而“建中”,忽而又“崇法熙宁”,来来往往,不亦乐乎,然而,大宋的危机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越来越严重了。

自蔡京主政后,旧党一派因“元党人案”被镇压,至今没有翻身,“新党”因此得势十几年,大肆实施“抑兼并”之制。有人说“新法变质”,说王门后学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其实,从王安石那种“人主擅操柄”、“取予皆自我”地“利出一孔”思想发展到后来西城刮田所、苏杭应奉局式的“汲取”之政,本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搜刮民财以充国库,何来“变质”之说?

只是,以蔡京为首的新一轮改革同样没有化解大宋的危机,反而让危机愈演愈烈了。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

说白了,“抑”与“不抑”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个国政问题,深层次看,却是儒学之争。

自汉以后,“独尊儒术”一直与“汉承秦制”互为表里,儒学已成为杂糅诸家的混合体,而纯儒、纯法都已消失。

王安石虽然师法商君、申韩,但更尊崇孔孟,他实际上是一位带有法家色彩地儒,而司马光的放任主张与其说源自孔孟,不如说更多地来自“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地黄老道家传统,他可以说是带有道家色彩的儒。所谓儒法斗争,从汉代以后,已经演变为儒家内部的“法儒”与“道儒”之争。

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所谓的“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道儒主张“不抑兼并”,反其道而行知。

这两者的主张归结到经济政策上。就是法儒坚持“统制经济”,而道儒坚持“放任经济”,也就是自由经济。把话说回来,王安石变法地根由是什么?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大宋实行地是“放任经济”,但由此造成了吏治腐败,“三冗二积”,继而国力孱弱。当今皇帝主政后,以蔡京为相。再实新政,按道理用“统制经济”应该可以充实国库了,为什么危机反而越来越厉害?

原因就是变法,变法导致政争,党争。自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新旧两党互相厮杀。几十年下来,大宋国库不但没有充盈,“三冗”等积弊却发展到了极致,蔡京即使有通天彻地的本事,他也无力回天了。

为什么官多?一是科举取士越来越多。科举是文人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径,你敢改?二是按照“恩荫”法,恩荫授官的人数量极大,这些人包括皇族宗室和大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乃至门客。这个你敢改?

本朝初年。朝廷内外官员不过数千人。到真宗朝。官员大约万人。到了仁宗朝,增加到一万七千人。到现在。你可以估算一下,大宋有多少官员。还有,正官以外等候官缺地人数同样非常多,这些人也是拿俸禄过日子的。另外,受禄的宗室吏员有好几万人,不受禄而以贪污受贿为生的吏员更是不计其数。

本朝高、中级官员地待遇比较优厚,有俸禄、职田、祠禄、恩赏等。俸禄又分为正俸、添支、职钱、禄粟、衣赐,甚至包括随从们的衣粮,等等,还有酒茶、厨料、薪炭、饲刍之给等。待遇最高的宰相、枢密使,月俸三百贯,月禄粟百石,春、冬衣共赐绫四十匹、绢六十匹,冬绵一百两,人的衣粮七十人,另外每月给薪一千二百束,每年给炭一千六百秤、盐七石。这样,一个高级官员一年的开支总有万贯以上。

官多了,朝廷付出的不仅仅是俸禄和相关待遇,还包括他们的职务消费,这是一个无底洞。据估计,目前所有官员、官署,每年的开支大约在千万贯以上。

至于“冗兵”,那就不要说了,禁军加厢军,一百多万人,每年的军费开始大约在四千万贯以上。

如此同时,皇室地耗费也日益增大。真宗皇帝朝,举行大享明堂礼的时候,一次就耗费一千两百万贯。至于当今皇帝,那就更不要说了,穷奢极侈,耗费之巨,难以计算。

苏辙曾经在上奏中说过,本朝内有养官养兵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人的奉赠,如今皇帝又给自己挖了个大坑来耗费其余。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国库若想盈余,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而国库之所以空虚,都是因为“三冗”,“三冗”问题不解决,根子不解决,这个危机永远没有扭转的时候,但“三冗”又直接关系到国祚利益,皇帝利益,新旧两党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两派都不愿意在这方面实施大地变革,于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大家都拼命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试图用更多的钱来解决问题,尤其到了蔡京手上,更是把“统制经济”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事与愿违,新政实施的结果和他那些前辈们的初衷根本就是背道而驰了。

至此,大宋内部的危机终于走到了足以威胁到国祚危亡的境地。

李纲说了很长时间,末了,问了一句:“使相,这个理由可以吗?”

李虎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西瓜已经烂了,还能吃吗?”

李纲微微一笑,非常自信地回道:“大宋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虽然树根已经烂掉一半,但只要细心呵护,它会长得更加高大。”所实行的新法的继承。

建中、崇法熙宁:宋徽宗地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倾向性很明确:“建中”就是在新旧之间不偏不倚,做到大公至正;“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是压倒一切地头等大事。倘真长此以往,其后政局恐怕另是一番气象,可惜他转眼就改初衷。次年即改元崇宁,表明将崇尚熙宁之政。他与宰相蔡京尽管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所作所为,与熙宁新法已了无关系,诚如王夫之指出,王安石精心擘划地新法“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

人:qian人即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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