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氏不可能放弃杨侗，即便放弃杨侗，崔氏所中意的对象是秦王杨浩，而不是以关中本土贵族为靠山的代王杨侑。
从皇帝的安排来看，由越王杨侗镇戍东都，不是对越王杨侗的器重，而是对代王杨侑的压制，继而以此为手段，遏制代王背后的关中保守贵族势力。
杨侗目前的处境，就如当年的秦王杨俊，属于纯粹的政治牺牲品。他距离储君的位置实际上遥不可及，功劳越大，死得越快。既然如此，崔氏何必重蹈覆辙，再做无用之功？
从继承顺序来看，齐王杨暕（jian）和他的弟弟赵王杨杲排在前面，两者都合乎继承礼法。燕王杨倓（tan）和代王杨侑排在后面，但代王杨侑合乎继承礼法，而庶出的燕王杨倓之所以有继嗣可能，却是因为得到皇帝的喜爱。也就是说，代王杨侑也是皇统之争的牺牲品，此次皇帝命他留守西京，其中就隐含了“打击”之意。很简单，西京若迟迟不援，责任由杨侑承担；出关支援但打败了，责任还是杨侑的；假如打赢了，建立了功勋，威胁到了其他继嗣者的利益，代王杨侑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韦氏不得不全力以赴，不得不与各方势力进行妥协，但韦氏的优势很明显，以韦氏为首的关中本土贵族集团在皇统上有两个选择，一是齐王杨暕，二是代王杨侑，两者都合乎继承礼法，都具备先天优势，更重要的是，关中本土贵族做为关陇贵族集团的中坚力量，其实力非常庞大，与其合作肯定是利大于弊。
从裴弘策的保守的政治立场出发，从其所属的关陇贵族集团的整体利益出发，从代王杨侑和越王杨侗的未来发展前景来推衍，裴弘策当然更倾向于支持代王杨侑，但从裴世矩的所作所为来看，似乎越王杨侗的前景更好，而目前能了解裴世矩真实想法的只有伽蓝，所以裴弘策必须与伽蓝深入讨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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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顿时心生不祥之感，毫不犹豫地提出警告。
“第一次东征，陛下不过让中枢大臣留守两京，而二次东征却一反常态，不但有中枢大臣留守，还让越王、代王分镇两京，这背后的用意难道不值得思量？”
裴弘策轻轻摇手，不以为然，“不论是越王还是代王，距离储君的位置都很远，毕竟他们是皇孙，而不是皇子。”
“明公，正因为如此，此事才应该慎重，万万不要陷入其中，因为它只会给明公带来噩运，没有任何益处。”
裴弘策摇头，“伽蓝，你也知道，蓟燕大军和东莱水师一旦进入东都战场，局势就会改变，不仅仅对杨玄感及其同党不利，对越王和某等也同样不利，一旦开始清算，主导杀戮的必是裴蕴、卫文升、樊子盖之流，到了那时，局势就会失控，杀戮就会累及无辜。”裴弘策长叹，“汉王之乱，多少无辜之士悲惨而死，你可曾知道？”
裴弘策和韦津、李丹已经达成共识，不惜代价也要保全关陇保守贵族势力，所以，裴弘策没有选择。
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河内司马氏……等等，众多山东世家贵族都是保守势力，这场风暴之后，这些保守势力也会受到打击，尤其崔氏更是首当其冲，跑都跑不掉。正因为关陇保守势力和山东保守势力都是风暴的受害者，所以才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裴弘策、韦津和李丹才有把握胁迫他们签订城下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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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深感疲倦，不是因为残酷的战斗，而是因为纷繁复杂的利益纠葛，如果不是他的记忆深处隐藏着对历史走向的预知，他早已迷失在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利益争夺中，然而，虽然他因此具备了政治上的某些特有的“天赋”，具备了在历史长河中劈波斩浪的能力，却身陷一个又一个激流漩涡之中，随时都有灭顶之灾。
裴弘策始终代表着关陇贵族集团的保守势力。在东都危难之刻，他迫于形势，不得不与崔氏联手抗衡以樊子盖为首的改革派，继而达到了分裂山东人的目的，并成功帮助以杨恭仁为首的东都保守贵族牢牢掌控了主导权。如今，他再次迫于形势，不得不与韦氏联手，试图以平叛之功来最大程度地保全关陇贵族集团的保守势力，避免关陇人在这场风暴中死伤惨重。
但是，困难就在这里。若想以弱胜强，若想在蓟燕大军和东莱水师赶到东都战场之前击败杨玄感，就必须联手西京大军，必须赢得山东人的帮助，而若想联手西京大军，就必须向关中本土贵族妥协，同理，若想赢得山东人的帮助，就必须向山东贵族妥协。
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杨玄感处理不了，裴弘策同样处理不了。杨玄感的错误选择导致了错误结果，裴弘策的错误选择将会导致何种结果？是否有正确的选择？根本不存在正确的选择，除非关陇人和山东人握手言和，但关陇人和山东人各有自己的利益，怎么可能握手言和？
伽蓝也没有选择余地，他是裴世矩的亲信，是皇帝钦点的骁果锐士，他的身上深深烙刻着改革派的印记。崔氏、司马氏、独孤氏、杨氏、李氏之所以与其亲近，都是因为他是各方势力与裴世矩之间的“桥梁”，他们试图通过这个“桥梁”与裴世矩建立某种关系，一种可以在这场风暴中互相利用、各得其利的关系。未来这个“桥梁”可能成长为裴世矩乃至皇帝的股肱，此刻与其保持良好的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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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含蓄拒绝了裴弘策，从他的立场出发，他不能背叛裴世矩，不能背叛皇帝，不能再假借裴世矩的名义向山东人施压，甚至，他还要想方设法阻止关陇保守势力和山东保守势力的暂时结盟。
原因很简单，一旦双方联手，保守势力大增，必能对杨玄感及其同党施加影响力。杨玄感等主谋是没有退路了，但追随他的那些地方官员和中下级军官还是有退路的，还是有理由为自己脱罪甚至戴罪立功的，如此一来，杨玄感的军心大乱，裴弘策和韦津就能寻到机会以弱胜强。一旦平叛大功给保守势力拿到了，那么风暴过后的清算就不是由皇帝和改革派主导了，保守势力完全有能力以自己强劲的优势与他们抗衡到底。
到了那一刻，伽蓝的罪责就严重了，保守势力为了反击改革派，必定把反击之火从伽蓝的身上引到裴世矩的身上，而这把火必定会烧毁伽蓝，裴世矩恐怕也难辞其咎，无法独善其身。
裴弘策似乎料到伽蓝会拒绝，抚须而笑，目露告诫之意。你可以不参与，但你不能背叛我，不能在我背后下刀子。实际上，他找伽蓝深谈的目的就在如此，只有谈明白了，把相关利害说清楚了，伽蓝就会做出正确选择，才不会背叛他。
伽蓝无奈，郑重做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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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营帐，傅端毅、薛德音、西行等人围上来，询问军议内容。
禁军龙卫的攻击位置处在净域寺和金谷之间，承担着配合河内郡丞柳续所率的八百乡勇阻击叛军的重任，确保西京大军和己方主力不会被叛军分隔。西行、江成之、布衣、卢龙等人都很兴奋，摩拳擦掌的，准备大干一场。这一仗若是打赢了，那每一颗头颅可都是实实在在的功劳啊。
“接下来每仗必败。”伽蓝神情冷峻，声色俱厉地警告道，“龙卫统已经折损九个兄弟，伤了三十多个，损失非常大，若是再有伤亡，唯你等是问。”
众皆愣然。每仗必败？那还打什么打？干脆渡河去河阳算了。
“伽蓝，出了甚事？”西行小心翼翼地问道。
“有些复杂……”伽蓝简略分析了一下局势的变化，“以某的推测，明公危在旦夕。”
崔氏肯定对裴弘策的“背盟”深恶痛绝，河内司马氏既不想卷进皇统之争，更不想与皇帝的政敌做朋友，可以预见，双方会谈崩，而关陇人会发出威胁。面对威胁，山东人必然反击，其结果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
“你没有警告明公？”傅端毅焦急问道。
伽蓝苦笑，“明公警告了某，所以……明公即便相信某，但出于谨慎，暂时也不会把我们留在他的身边。”
傅端毅气颓叹息，“明公太大意了。”
“不是大意，而是自大。”薛德音冷笑，“他以为捏住了山东人的脖子就可以生杀予夺，岂不知却是自寻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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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清晨，崔逊飞马赶至禁军营帐。
上午，司马同宪也寻到了伽蓝。
两人讳莫如深，只谈军情，征询伽蓝对战局的看法。伽蓝实话实说，杨玄感会全力攻击，而西京大军不会倾尽全力，要预留后手，假如裴弘策能在侧翼给予其有利支持，这一仗尚能勉强支撑几天，但接下杨玄感会预感到危机的逼近，必然兵分两路，以最快速度杀奔关西。关西空虚，无兵可守，杨玄感必能一击而中，然后战局就复杂了，难以预料。
“何策才能拖住杨玄感？”两人都问了同样的问题。
伽蓝直言相告，“每仗必败，连战连败，让杨玄感坚信，只要他再攻一次就能全歼西京大军，于是他就会持续攻下去。”
崔逊微笑而去。司马同宪则和颜悦色地与伽蓝聊了几句家常，这才告辞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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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逊和司马同宪非常愤怒。裴弘策的“背盟”不是不可原谅，韦津和李丹的胁迫也是情理之中，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关陇人遏制和打击山东人的决心始终如一，任何时候，每一时每一刻，关陇人都在想着、实施着打击山东人的策略。
既然如此，那就奉陪到底，但在反击之前，两人必须打探一下伽蓝的口气，千万不要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破坏了皇帝和裴世矩的整体谋划，那后果就严重了，不堪承受。
二十九日，邙山激战。杨玄感不断向战场上投入兵力，其攻击势头一浪高过一浪。卫文升抵挡不住，首战告败。裴弘策在净域寺方向也遭到了猛烈攻击，全线失守，形势岌岌可危。
当夜，伽蓝求见裴弘策，恳求裴弘策让他带着四个西北狼兄弟扈从左右。裴弘策婉言拒绝。
三十日，邙山战场再度陷入血腥厮杀。
午时，净域寺防线失守，河内军队兵败如山倒。混乱中，裴弘策不幸阵亡。
西京大军的侧翼告破。杨玄感指挥大军左右夹击。卫文升再败，两千人马被围，韦福嗣被俘，其弟韦福奖阵亡。
河内郡丞杨续事见不遐，果断后撤。伽蓝率马军拼死阻截，保护杨续及数百乡勇撤到了大河之畔。
战局一边倒，西京大军不得不倾尽全力与杨玄感的十万叛军殊死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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