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有史以来所有帝王之中，唐太宗李世民算得上是第一个被百姓真心称颂的人物，固然由于他的丰功伟业，也由于他本身具有其它帝王身上难以发现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也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在世的五十二年当中，太宗总共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帝，他不是华夏历史上得享帝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是在他党政期间，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却是后来人无法企及的。
自十八岁开始，太宗整整经历了三十五年的军事政治生涯。
军事上，在起兵反隋过程中，太宗从太原延东河南下直捣长安。在统一的战争中，更是纵横弛骋数千里，他所表现的卓越军事才能和思想，可以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著名军事家相媲美。称帝登基之后，掩武修文，采取轻徭薄赋政策，关心民生疾苦，使得隋末即告破产的全国经济很快得以全面复苏。
在政治上，更是鼓励臣下进谏，虚心听取不同和反对意见，同时不论出身，大胆选拔起用才能之士，就像魏征，原本辅佐隐太子李建成，甚至几次出谋划策，要置他于死地，可当太宗获胜之后，却不计前嫌，对魏征委以重任，可以看得出太宗的心胸开阔，也正是有了这份胸襟，才有了被后世称颂不止的“贞观之治”。
一方面彻底解决了长久以来的北方外患，另一方面则政治清明，最初全国死刑犯每年不过29人，后来也不过增加到290人。
此外，不论在文化提升，民族融合上，太宗也都有很大贡献，缔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无可讳言，太宗的一生当中难免也有瑕疵，像是“玄武门之变”，对子女的关系几乎重蹈高祖李渊的覆辙，以及晚年的独断、猜嫉和迷信轻向等，但是这些瑕疵并没有使他的丰功伟业因而减色。
对于太宗的评价，《旧唐书》有一句话很客观中肯：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
史书还称：太宗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神莫能测。
然而在杜睿看来，这个评价虽然有逢迎之嫌，然确实不为过。太宗所创造的功业，也确实称得上是千古一帝，若以后世人的眼光来品评的话，还可以再加上一点，那就是：他同时也是一个见识宏远、有勇有谋的军事家、思想家、战略家、政治家。
总管太宗的一生，他初出茅庐，第一次在显贵的视线中出现，是在公元615年，隋炀帝被围雁门，年仅16岁的太宗应募救援隋天子。当时之情形是突厥十万骑兵压境，围困隋炀帝的是其铁骑中的精锐。面对敌众我寡形势，援兵总司令云定兴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对这场救援战，他心里是没有底的。小小年纪的太宗在仔细分析敌情后，献计云定兴，称：“始毕可汗举国之师，敢围天子，必以国家仓卒无援。我军张容，令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焉。”很显然，太宗当时对敌我情况分析是相当精准的，用其计，云定兴果然解了雁门之围。
杜睿倒是觉得，太宗这招与诸葛亮的运兵战略有雷同之处。在冷兵器时代，这种“空城计”既需要头脑异常清醒，对敌方和己方的实力判断正确，也需要大气魄，有心理上的绝对优势，不然战争最后的结局就会要改写，但是历史证明太宗的决策是正确的。
太宗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不仅聪慧过人，而且在青年时代就显露出了自己的“宿志”，拿后世的话来说，太宗小小年纪就有做国家元首的宏伟志向。
其父李渊在太原为地方长官，人脉资源很广，他就利用这一局面就广交朋友，礼贤下士，当时的“群盗大侠，仰其名，纷纷投奔于他”。也就是这群豪杰，随同太宗出生入死，协力同心，逐一把隋末的地方割据势力剿灭殆尽。
可以说，太宗在青年时代，就在为自己将来能做帝王做好了人才储备的铺垫工作，这是有为之君的远见之处。人们常说：得人才者，得天下。环顾当今之世界，国与国之间、省与省之间的人才争夺，其长远意义不也是如此吗？
太宗对于认准了的事情，就会执著地做下去，原则的方面毫不含糊。太原起兵后，其父在霍邑受挫，粮尽欲退兵太原。太宗据理力争，认为：既然扛举义旗，目的也在于挽救苍生，现在应该进入咸阳，号令天下，哪有刚刚遇到一点小挫折，就半途而废的道理，更重要的是，此刻退兵，响应义旗号召组成的大军就会立即解体。退兵太原，显然是自取灭亡之路。
太宗的分析入情入理，可是李渊还是不予采纳，下令大军返回太原。此种情况下，太宗推出绝招，洒泪苦谏高祖李渊。李渊行军帐内传入太宗的阵阵惨凄哭声，召问其故，太宗对答：“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
太宗的话，让李渊醒悟过来，立即撤销了退兵令，决定与宋老生展开决战。结果是反败为胜，斩杀敌军主将宋老生，平定了霍邑城，为唐军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后来平定地方割据势力时，太宗长远见识又一次得到印证。唐建国之初，宋金刚兵锋锐利，连陷许多州县，首都长安受到巨大威胁。这种情况下，李渊与群臣商议，认为：敌人来势凶猛，很难对付，黄河以东的地盘应该放弃，守住潼关以西的地方就可以了。
太宗则上表分析指出：“太原是王业的根基所在，国家的根本，黄河以东的物产富饶，是首都长安的依靠，放弃它们，实在是让人感到愤怒不已！给我几万精兵，我一定能够剿灭他，平复丢失太原等地。”
最后李渊采纳了太宗的建议，让太宗亲征宋金刚，最终大胜而归。
武德七年，突厥颉利、突利二汗乘唐王朝立国未稳，国势不强，率兵侵扰关中一带。面对强悍的突厥势力，唐帝国大臣们又一次忧心忡忡，劝说李渊火烧长安，迁移都城于它处。李渊对此深以为然，拟采纳之。此时，也有一部分大臣，认为移都不可取，但又不敢触龙颜、逆圣听，只能干着急，独有太宗上表指陈其厉害，言语间豪气万丈。李渊为此还大发脾气，但是太宗始终不为所动，坚持己见，直到李渊做出让步为止。
太宗在被立为皇太子之前，东征西讨，参加的大小战役无数，可谓战功赫赫。其亲自指挥大战役有克薛仁杲、破宋金刚、擒窦建德、降王世充等。这些战役充分展示了太宗的杰出的军事才华。在多数情况下，太宗都能出敌不意，以少胜多。他指挥的战役之所以大多能获得胜利，究其原因，在杜睿看来，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一群能征善战、不贪生怕死的高级将领，上下能故同心合力。另一方面，太宗作为统帅，身先士卒，分析战况丝丝入扣，察敌情于微里。
太宗的战略战术原则类似于杜睿前世所在共和国的毛太祖，大抵上也是围绕，敌进我退，敌退我扰，敌疲我打的原则进行。
如克薛仁杲一役，将士们对太宗出奇制胜深为惊异，有将士问：“您在敌人守城不出，攻城器械又缺乏的情况下，却发动骑兵主动出击，此时步兵尚未跟进，大家都认为攻城困难，想不到的是您把它攻下来了，原因何在？”
太宗答曰：“我这是以计迫敌，让他们来不及考虑发兵，所以赢了。”
太宗还进一步分析道：“往年，敌人打了很多胜战，养精蓄锐已久，很久不见我军出击战斗，突然间见我军主动出击，必然会率全部势力与我们争斗，后来虽然为我军所败，但是擒杀之敌并不多，此时若不穷追猛打的话，敌方的士兵多为陇西人，其回逃的话，必将是后患无穷，我军若急追不舍，敌人当畏惧请降。”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太宗每次大战总会在了解敌情后立即做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战斗对策。
如擒窦建德一役，太宗观察敌情细致入微，牢牢地把握了战争的机遇。在敌人饥疲至极，敌方将士们争先抢夺饮水的时候，太宗亲率骑兵如天兵降至，让对手防不胜防。这次战役结果是，包括敌军主将窦建德本人也做了俘虏，王世充受震慑，也主动请降，山东割据势力就此彻底剿灭，唐王朝的后方解除了后顾之忧。
关于他的战术原则，杜睿替太宗总结了四点：一是坚壁挫锐。二是准确利用骑兵，在敌后打反击战。三是勇追穷寇，以绝后患。四是亲自侦察，细致部署。
并且太宗其他方面的经验也有很多，特别是作战时身先士卒，休息时与将士同吃同行，同甘共苦，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这对于战役的胜利至关重要。
太宗之所以能在年轻时代纵横天下，登基称帝之后，将大唐打造出了一个贞观盛世，出了他本身的英明神武之外，还因为他的手下，谋臣如云，猛将似海。这些将帅们随同太宗东征西讨，剿灭各地割据势力，平定地方内乱，震慑周边各国，可谓是战果累累、战功赫赫。毫无疑问，这群贤臣良将是太宗的重要参谋和帮手。
太宗在太原起兵之前，就广结地方豪侠为己所用，战争过程中他更是大胆使用和提拔那些有德有才的将领。其用人的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例如宋金刚战败后，猛将尉迟敬德来降，为太宗所器重。后来与尉迟敬德同降的另一将领反叛，太宗周围的将士认为降将敬德必反，不问青红皂白，将其囚于军中。
屈突通等将领还劝说太宗：“这个人勇健非常，刚刚归降我方，又被我们猜忌，留下来养痈遗患，不如把他杀了。”
太宗却说：“你们不要说了，以他的个性，要反的话，早在他人之前了，怎么还会在别人造反后再反呢？”
不仅派人放了尉迟敬德，还让他来到自己的卧室，赐予金银，安慰他说：“大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
太宗这些推心置腹的话，让尉迟敬德感动不已，下定决心要报太宗的知遇之恩。就是这个尉迟敬德，在接下来的大战王世充之役中，拼死命救下了太宗。
隐太子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前，欲买通太宗身边的这员悍将，以为内应，他亲自写信给尉迟敬德，并赠送他一车金银，为其所拒。
尉迟敬德还将此事通报了太宗，表示自己没有二心，太宗安慰他说：“公之素心，郁如山岳，积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来但取，宁须虑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阴计，足为良策。”
通过对待尉迟敬德，就可以看得出太宗用人，可谓用情正，用情实，玄武门之变，正是尉迟敬德死命相保，才有太宗转危为安！
太宗继位之后，高祖留给他的并非是一个强盛的帝国，概因大唐帝国建国之初，四面临敌，尤其北方突厥势力虎视眈眈，让太宗寝卧难安。
太宗以史为鉴，认为中原和突厥之间的势力是此消彼长，抗御北方势力最好的办法是“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于是每天都有数百人在殿前操演，随后士兵的战斗力逐步提高，成为精锐之师。
太宗还时常与重臣探讨治国理政之道，以隋文帝为例，认为天下之广，一人独专，虽劳形苦神，也不能尽善尽美，因此要选天下优秀人才，为天下之务所用，委任责成，各尽所用。也就是选拔优秀人才，组成一个团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所用。
为得天下之人才，太宗皇帝两次昭布天下诸州，要求各州举尽举孝悌淳笃、文章秀异者。同时他还实行开科取士，尽揽人才。这才有了后来那句很有名的诗句一一太宗皇帝真长策，赚的英雄尽白头。
只要是人才，不管是前朝遗老，还是以前的敌手，太宗都能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们。尉迟敬德，以及贞观名臣魏征得到重用就是很好的例子。
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基本上能做到人尽其才，扬长避短。如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的使用就是一个典型，房、杜二人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太宗让他们官拜宰相，站在宏观层面治理国家。戴胄等人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在微观层面做出业绩。
特别是对待杜睿，太宗敢在杜睿冲龄之时，便委以重任，虽然杜睿几起几落，但总归在太宗晚年得到了绝对的信任，这才使得杜睿能够从容的应对几次政变，用雷霆之势，将其破灭，避免了大唐的动荡，挽救了来之不易的大唐盛世。
太宗在位期间，社会安定、政治清明。这与他吸取隋亡教训，大力推崇节俭的做法是分不开的。
在节俭方面，他首先以身作则。如贞观二年，大臣们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移一阁一居之。”
太宗对曰：“朕有气病，岂宜下湿。若遂来请。靡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
对大臣的建议，太宗表示了拒绝，这为群臣开了一个节俭的好头，这才使得上行下效。
而且每当太宗奢欲上来，大臣反对，太宗总能从谏如流，立刻制止，作为一个君王，尤其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反思。
公元630年，太宗突然下令让人修缮洛阳乾元殿。大臣张玄素听说后，当即反对，上表说：“陛下当初平定洛阳时，很看不惯隋炀帝奢靡淫乱的生活，曾下令放火烧掉洛阳一切豪华宫殿，并告诫后人要引以为戒，现在您当政不到十年，难道忘了当初自己说过的话吗?”
太宗听后，虽很恼怒张玄素将自己和隋炀帝扯在一起，可他还是克制了奢欲，下令立即停工，并对手下人说：“以后有事要去洛阳，就是住在露天，也不会再干劳民伤财的事情了。”
治国理政难免有糊涂的时候，关键是能否听取别人的建议，从别人的建议中得启发、受教益呢？
太宗就是这样的人！如魏征所谏两百余事，多为采纳，为求谏言，数次引魏征入卧内，访以得失。纳谏一次可以，数次如此，需要何等胸怀？一个帝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遍览史册，肯怕也只有太宗这一人而已。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贞观年间，社会太平，君臣和谐，毫无疑问与太宗能够吸取隋王朝的败亡的教训，肯于纳谏，从善如流有关。
张玄素敢于直谏其奢侈，甚至把他和隋炀帝扯到一起，要是遇上一位不开明的君王，脑袋早已搬家了。
即使事情放到讲究民主的后世，人们大概也会感叹有忠心没有忠胆。
原因何在？
但凡上位者，一般都习惯听好话，好话让人心情舒畅，上下一团和气。若有下属对上官敢提异常尖锐的意见，首先的前提就是这个上官有接纳意见的宽广胸怀，否则不是流于形式，就会恼羞成怒，耿耿于怀，反过来让那个进谏的下属“难受”一番。
恰如魏征所言：“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可谓一语破的，从这一层面来看，大唐帝国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强的国家，就是因为有太宗这样心胸开阔的帝王而使然。
总管太宗的一生，其智勇双全，战功赫赫，打天下咸服对手，其虚心纳谏，宽厚爱民，治天下军民同乐。
在他治理下的大唐，才会有如今这般盛世景象。在后世人们谈到济世安邦的伟业君王时，会很自然地想起太宗皇帝。谈到虚怀若谷的帝王之时，人们同样会习惯性的把标的立即指向太宗。
当然，太宗是人不是神，也不是一个完人，处理家事方面，史书说他“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在外交和军事层面上，晚年也是失策频频，特别晚年纳谏不如贞观初年，奢侈之风有所抬头。
当然，人们不会因为这些瑕疵而否认太宗皇帝的伟业。旧唐书说的好：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世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后世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即便是站在杜睿这个后世人的角度，也可以说一句：伟哉，千古一帝唐太宗，他的出现是经历了隋末战乱，困苦时代的华夏子民的大幸，即便是后世人，也没有理由不羡慕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
如今这一切都到了要盖棺定论的时候了，一代圣明英主即将告别人世，对于他的是非功过，也只能交由后世人去评说了。
杜睿想来，大概也正是因为太宗的身上存在着瑕疵，他并非是一个圣人，这才使得后世人们对他这位华夏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皇帝念念不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