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的问题主要是人事调动。李诵知道历史上对淮西招讨迟迟不能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出兵的十几道兵马心不齐，有的节度使存有私心，盼着仗打久一些，盼着朝廷失败，所以要想平定淮西，首先就要想办法调整淮西周围的节度使，而调整节度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扭转一些藩镇的离心倾向。
淮西的南面大镇是山南东道，东面接壤的是陈许，李诵现在要做的就是调整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和陈许节度使刘昌裔。这两人说起来都是人才，于頔以门荫入仕，一开始还比较恭谨，但是贞元十年为苏州刺史后就骄横起来，后来又历经地方中央任职，自从贞元十四年移镇山南东道后，俨然专有汉南之地，凌上威下，骄横不法。刘昌裔多智，贞元十五年时吴少诚谋夺陈许之地，实在是刘昌裔的计谋杀了叛将叛军一千多人才保全了陈许，贞元十九年出任陈许节度使后因为淮西强大，刘昌裔重视和吴少诚的关系，他命边境军士不得侵犯吴少诚境，如吴少诚军士有犯陈许境者，捕捉后都捆送吴少诚处置。对此，吴少诚往往自惭，后来也下令其边境军士不得暴掠陈许。虽然是为自保，但是在朝廷准备收拾淮西的大形势下这种关系就显得刺眼了。
比起官的问题来更麻烦的是钱的问题，平定西川已经使得朝廷重新振作，一些藩镇的嚣张气焰也开始有所收敛，比如于頔，西川平定后言行就恭谨了许多。太子和李吉甫都相信只要方法得当，于頔和刘昌裔都会乖乖入朝，真正的难题是战备问题，换言之，在钱上。
钱的问题是整个朝廷上下都抓狂的问题，朝廷开支要用钱，练兵要用钱，用兵要用钱，粮秣要用钱，安抚藩镇要用钱，皇亲国戚的赏赐开支要用钱，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老百姓，可是对老百姓的盘剥越来越重，逃亡的户口就越来越多，逃亡的户口越多，朝廷的税源就越少，朝廷控制的人口越少，盘剥就会越重，这样下去形成恶性循环，迟早有一天回激化出大起义来，最终导致唐朝的崩溃，历史就是如此上演，所以李诵一即位首先就是免了关中两年赋税，又免除了各地百姓的积年欠税，去年江淮水灾，免了一税还赈灾若干，今年又免了西川东川一年赋税，指望给老百姓休养生息，如此一来，可苦了杜佑和李巽。
赋税免了那么多，商税由十税一降到十二税一，如果换个皇帝换个转运使早就自杀了，还好李诵不但会节流，还知道开源，聚集了全国最多财富的长安自从去年开始拆围墙废除宵禁后，税收翻了一番多，多少抵冲了免税的影响，各地商贾愈加兴旺，税收也增长了不少，但是这一年朝廷用钱的地方也多，钱还是不够用，李诵甚至已经后悔给近卫军装备陌刀了，这玩意威力是大，但是实在太费钱，长矛不也能一样用吗？
两份奏章摆在李诵的面前，平定西川的兴奋早已过去了。李诵觉得这个皇帝当得好无力啊。
两份奏章一份来自陆贽的奏章很简单，就是现在钱少不够用，请求禁止民间私铸铜器。唐朝的主要货币是铜钱，由于商业活动的发展，对钱的需求越来越大，造成铜价暴涨，朝廷是在亏本铸钱，许多大户人家收集铜钱后回炉铸为铜器，再转手，能从中间大捞一笔，铜器越多，流通的铜就越少，铜越少，铜钱越不够，铜价就越贵，私铸铜器的越多。这东西不禁止还罢，越禁止铸的人只会越多。缺钱已经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变相的制约了李诵的税收，李诵极其烦躁的在陆贽的奏章上写了了“再议”。
一份来自正月外放的韦执谊。韦执谊到湖南后牢记李诵“改善民生，巩固国本”的八字箴言，轻车简从，明察暗访，到任三个月已经查撤了十几名官员，废除了多项弊政，湖南面貌为之一新，不过报喜的同时，韦执谊还给李诵发来了一份不伦不类的奏章。
“臣巡视永州，知永州野外有一野产异蛇，蛇剧毒，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垤、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太医以王命聚之，募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乃争奔走焉。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祖、父皆死于是，臣悯之，欲停其役，复其赋税，其大恸曰：‘公欲害吾哉？余三世居是乡凡六十年，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皆以赋税沉重，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公欲救我，勿复吾赋！’臣无言良久，窃以为孔子所言非虚。赋税沉重，流氓（民）日多，欲固国本不可不厚生养民，臣伏惟愿陛下思之。”
赋税沉重啊！已经把自己提前归入英明君主行列的李诵没有想到自己治下的唐帝国在长安繁华的表象下其他地方会如此疲弱，民生凋敝。本以为改变了柳宗元的命运就不会再看到《江雪》看到《捕蛇者说》，不料柳宗元的命运改变了，捕蛇者的命运没有改变，柳宗元去了泉州没有去永州，但是捕蛇者还在永州等别人发现他们的命运。
治理好一个国家不是打打杀杀那么简单，如果这样下去，藩镇被平定的时候，也就是唐朝灭亡的时候了。自己依靠着德宗留下的财富才斗胆免了关中，两川的赋税，现在穿越已经一年多了，营造陵墓，打仗，整军，钱花得如流水一般，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再免除湖南的赋税？起码两年内李诵不敢。湖南如此，江西、浙西、福建、岭南等地只怕也好不了多少。
如果削藩战争一场接着一场，只怕在自己活着的时侯是没有机会了。
这个时候，李诵分外想念柳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