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任节度使李庸和大都督府长史韩泰先后到任，韦丹遇刺的案件却迟迟没有侦破李庸和韩泰最大的贡献是迅速稳定了淮南的局势。李庸现在已经开始调集工程队和民夫继续韦丹未竟的事业――开塘了。历史上，这两口塘本来应该由李吉甫完成，一个名字叫固本，一个叫富民。
事实上，自从刘昌裔到了洛阳，韦丹的案子的侦破就有了眉目。但是侦破却故意地被延缓或者说中止了。而朝野的舆论都把目标指向了淮西。理由很简单，吴少诚的目标是劫掠淮南，而偏偏就在他想东进的时候，韦丹遇刺，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就是傻子也能想到是怎么回事。
而韩泰在扬州的调查显示，韦丹遇刺前查的一个大盐商的幕后老板正是淮西，这个消息被一个叫牟介的淮南小官透露给《今春秋》以后，朝野愤怒的口水滔滔不绝地喷向了淮西。淮西方面的否认被认为是故意的掩饰。其实吴少诚真是冤枉无比，他相信实力决定一切，根本不屑做刺杀这种事情。但是看起来这个黑锅他是不得不背了。
放眼大唐，谁喜欢搞歪门邪道，李诵心里很清楚，刘昌裔的调查不过证实了他的想法。只是如果把结果公布出来，陷入被动的会是朝廷。待到削平淮西，时机成熟，李诵自然会去找罪魁祸首算账。但是这一片苦心，有人理解吗？
起码年轻的白居易不理解。白居易三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事业心最强的时候，敢于任事，敢想敢说。由于本身兼着翰林，太子在洛阳的机要都由他和崔群服负责，因此知道许多机密事情。白居易对朝廷，对李诵遮遮掩掩，拖拖拉拉的态度非常不满，甚至可以说是异常愤慨。十天之内，接连三次上书，严厉批评皇帝和执政的拖延侦破速度，故意放纵凶手的恶劣行径。由于白居易和《春明外史》的密切关系，导致了舆论的哗然。盛怒之下的李诵问李吉甫怎么办？
暴怒的李吉甫道：
“贬。”
李诵问李绛怎么办？
李绛慢条斯理地说道：
“贬！”
不管那个时代，政府的威信都是不容挑衅的。不管是李诵，还是李吉甫，甚至以待人温和著称的裴垍、李绛都不能容忍白居易破坏朝廷大计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李诵在内阁会议上说：
“愚蠢的清醒，不如聪明的糊涂。”
其实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由自己的性格决定，比如白居易就是如此。李诵不想见到只想写闲适诗的白居易，就对白居易的直言敢谏，嫉恶如仇的性格加以了保护，甚至可以说是纵容。有时候白居易的话说过分了，李诵也只是微微一笑。两年多下来，白居易说话的胆量直追韩愈。不过韩愈现在在长安久了，也到了一定的高位，毕竟老成了许多，知道李诵的想法和难处，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白居易还是年轻啊。
年轻不是不负责任的借口。既然朝廷不会有错误，那么总要有人来承担错误。白居易兼着左拾遗，上书激谏是职责所在，不能说他越职言事（元和八年，任东宫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因为武元衡遇刺，上书激谏追捕凶手，被宦官以越职言事贬江州司马），就只能说他妄自揣度了。
五月，因为白居易言论失当，妄议君父是非，贬白居易湖南永州司马。历史上柳宗元做过的官。诏书责令其立即动身。白居易不得不放下正在筹办的《时闻》，怀着满腔悲愤往湖南去了。临行前崔群抽出时间给他饯行，席后颓丧的白居易长叹“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诗歌传出以后，舆论一片同情，但是李诵的评价是“顾影自怜”。白居易被贬后，王涯随即被派往洛阳，辅佐太子。
由于大旱，占城稻的推广速度加快，柳宗元慷慨地卖出了三万斛稻种给两浙、江西、湖南等地。夏收之后，来自两浙、淮南的新米堆满了洛阳的官仓，然后运往关中，来自江西、湖南、岭南的新米汇集江陵。然后沿汉水而上，到达金商。
旱情较轻的关中、河中、河东获得了丰收。兵精粮足，正是舒活筋骨的大好时机。夏收之后，洛阳等地集结的军队严阵以待，防备淮西贼的抢劫。今夏淮西欠收，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吴少诚又不得不加重赋税。淮西已经陷入赤贫的状态，百姓像乞丐，军队像土匪。田亩锐减，人丁凋零。和朝廷的长期对抗使得淮西已经陷入了绝境。陷入绝境的人会怎么做？铤而走险，以命博命。淮西军本就强悍，现在更像是饿极了的野狼，眼中闪烁着绿光准备伺机扑食猎物了。
但是狼也有很多种的，有的野性难驯，狼性不改，有的就喜欢和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驯化成了狗??????
就在吴少诚焦躁不安终于向洛阳派出使者的时候，太子的车驾却离开了洛阳，不过不是回长安，而是去开封。开封有个包青天那是宋朝的事情，现在管着开封的是汴宋节度使韩弘。自从太子驻跸洛阳后，南面的北面的各镇节度使都跑到洛阳去晋见太子，顺手捎带点美女什么的。当然都被太子忍痛拒绝了。作为对这些节度使忠诚的赏赐，李纯每人送了他们一件眼下还属于稀罕物品的棉布单衣。连远在郓州的李师道都派出了高沐来见太子，领着几件棉布衣服回去了，只有韩弘，上表称自己患了足疾，难以移动，派出了儿子韩公武去见太子。李师道远在淄青，而受封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高官的韩弘却在开封，称病不见太子。这让郑余庆、刘昌裔等深为不满。不过李纯却混不在意，对郑余庆们道：
“他不来见寡人，寡人自去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