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感谢eagle周、乾元亨利贞、sunnyson的打赏。
九月十日，岐王李茂贞在门下侍郎韩渥的陪伴下，来到了东都洛阳。李诚中率文武百官郊迎十里，将这位近二十年来赫赫有名的大藩镇接进了洛阳城。
至乾元殿参拜天子李祚之后，李诚中留李茂贞到皇城内的天策府详谈，座中有天策府长史韩延徽、司马李振二人。
茶汤奉上，闲谈几句，李茂贞便将话题引到了自己最关心的事情上：“听闻监国欲革台宪之制，重塑御史权柄，却不知究竟要如何行事？”
对于御史台改制的事情，韩渥在路上也曾经向李茂贞做过一番介绍，但改制尚未施行，在他受命前往凤翔的时候，甚至就连具体的改制条陈都还没有出台，故此其间也语焉不详。相比于留在关内去担任荣勋院的院首，李茂贞对执掌御史台的兴趣更大一些，说到底，无论什么职位，实权才是最重要的。虽说韩渥没有能够解说详白，但担任御史大夫总归更有诱惑力。
本朝御史大夫掌台宪，为正三品，与中书、门下副职相当，或与各部尚书同阶，但职权和威势却要大得多，按照朝廷制度，御史大夫“掌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可入政事堂“听议”。御史台副职为御史中丞，协助御史大夫处理台务。
御史台下设三院，即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任职。需要注意的是，三院御史不是一个上下等级层次分明的办公机构，而是近似于后世的“委员会”制度。
比如负责纠察中央官员的侍御史，少则十数人、多则数十人，相互间都是平级的，可独立开展纠劾工作，你管不了我。我也管不到你。同样的案子，张御史不想管，那么还有王御史，王御史管的时候觉得困难搞不下去了，还有李御史继续努力，甚至很多重大的案子，会有多个御史在同时接手。或是联合调查，或是独立弹劾。
作为台宪长官的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来说，他们可以联合组织大型调查，也可以在调查中对各个御史施加影响，但却没有权力命令某某御史应该怎么干，不应该怎么干。当案子接手的时候，就算是从八品的小小巡察御史，在权责上与高高在上的御史大夫也是对等的。台宪长官们当然可以用别的手段干扰案件的调查进展，比如罚俸、参劾、调职等等，但如果遇到一个强项的小御史，台宪长官们在干扰案件的同时，也要做好被反噬的风险。而且风险很大。
这种近似于独立调查官的制度，直到千年之后才在某些国家出现，并且成为司法独立的重要标志。后人所说的官僚制度到了唐代已经几乎臻于完美，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的制度，哪怕放到后世，也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
可惜天宝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御史台近乎废弛，御史官衔往往只能作为对官员的加衔来使用，与散阶荣衔没有什么区别了。
因此，李诚中在详细了解了大唐的御史台制度后，当即感觉很赞，准备沿用这一体制，也就是李诚中提出的重塑御史台。
李诚中准备留给李茂贞的官职就是御史大夫。总掌监察事务，负责纠劾百官。但考虑到李茂贞的学识水平，特意从幽州调了两个原燕王长史府主管法令的官员来辅佐他，出任御史中丞。
御史台需要依法办事。可是大唐只有一部《永徽疏律》，如果依照后世的标准来看的话，《永徽疏律》包容万象，却失于细则，也就是说，有原则没标准，有依据没措施。同样的案子，可以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诠释，而且都说得通，这样的法典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人为因素在判案上占据了很重要的比例。
针对这种情况，早在营州时代，李诚中就组织人手将永徽律进行拆分，拟定各方面的专用法律，充实和扩大法律的内容，尽量缩小认为因素判案的空间。如今的幽州，以“法令”、“条令”、“准则”为后缀的法律已经多达数十部，只要将这些东西搬到洛阳来，修改一下名称，大唐的法律体系就算基本上搭建起了框架——除了缺少宪法，这一点，李诚中已经让吴中佐自幽州起身赶赴洛阳。
除了重塑御史台外，李诚中加在李茂贞肩上的担子不小，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改制御史台。御史台分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掌纠察中央百官，殿院掌纠察官员礼仪，察院则负责巡察地方官员。这样的机构划分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分权，防止御史台形成一言堂。但李诚中觉得，有了各个御史并立查案的“委员会”制度，再这么分权就很没有必要了。所以他打算三院合一，令御史台以一个完整而统一的面貌出现。
在御史台下，按照各道分别划分有司，另外追设一个中枢司，专门负责监察中央官员的任务。各司向所负责的片区派出御史，将职权和范围相对明确下来。
过去的御史台，也向地方派驻御史，一道设一观察，数州设一巡察。但这种方法有几分高高在上的意味，不是很接地气。巡察御史在某一州县待个半年，然后就立刻换地方，到下一个州县再待半年，对于地方官员的威慑效果确实有，但实际纠察力度却不大。另一方面，高高在上的观察使又权力过大，很容易造成干扰地方政务的现象，天宝以后，很多观察使实际上成为了一道的最高政务长官，甚至演化成为节度使，反而将自己的本职给丢掉了。
李诚中的改制主要就是针对这一点而来的，总体而言，就是六个字：常驻、轮换、专一。比如河北道，专设河北观察使衙门，道以下，各州再设监察使衙门，乃至各县均设巡察使衙门。这就是常驻的意思，也就是让御史台从中央和道一级，直接常设到县，这样的举措，与李诚中在河北的官制是一脉相承的，核心思想就是处置权下移。
为了防止御史台衙门在一地时间太久而与地方官员勾结，每三年一轮换就成为了必然，从一道观察使开始，直到县里的巡察使，无论品级大小，三年必然调换一个地方，这就是轮换制度。
至于专一，言简意赅，就是专一于监察事务，而不可参与地方政务，说白了，御史就要专心干御史的工作，别想着对地方事务指手画脚，否则监守自盗起来，监察事务就成了摆设。
在常设御史衙门内，同样施行独立办案的制度。比如河北道观察使，下设多名“同观察”，少则三人，多则五人，均可独立接手案件而不受衙门长官挟制，保证了监察机构不会成为一言堂。
李茂贞最后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紧要的部门，会放心交给自己这么个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对此，李诚中笑着做了解释，无非三条而已：其一，李茂贞为岐王年久，家财巨富，相较而言，不太容易为了财帛而耽误职责；其二，李茂贞是大老粗，反而不容易被文官系统这个大染缸所侵蚀；最后，国家制度只要完善，其实谁当御史大夫都一样。
这样的回答很直白，让李茂贞面皮稍红，不过却也就此安下心来。李诚中又告诉李茂贞两条原则：不可以公器而结私利——这是御史台查案的最主要标准、只可查劾而不可判决——判定案子必须由大理寺来完成。
李茂贞心满意足的离去后，吴中佐也抵达了洛阳。召吴中佐来洛阳的原因只有一个，建立如幽州一样的法院体系，当然，李诚中沿用了本朝的制度，就是恢复大理寺。
大理寺的前身是汉时的廷尉，至北齐时始为专署。本朝年间，大理寺专司重大案件的判罪，所谓重大案件，皆有官员参与其中，故此，大理寺又成了专司官员案件判决的机构。但大理寺职权不高，断案需刑部审核，很多时候还要引入御史台同断，即所谓的“三司会审”。
由国家行政部门来断案，是中国历史绵延数千年的制度，判决权在于刑部，对于司法独立来说是一个绝对的桎梏。李诚中所要改革的，也就是扩张大理寺的职权。
九月十五，李诚中以监国名义下诏，升大理寺正卿为正三品官衔，位比御史大夫，与御史台一样，不受政事堂节制。同日，诏命吴中佐为大理寺正卿，重组大理寺。
新的大理寺扩充为一个从中央直到地方州县的系统性衙门，下设各职能司，同时加设巡回司。地方上，设都院、总院、分院三级法院体系，分别审理道、州、县三级地方的案件判决。大理寺内设的巡回司负责派出巡回法院，在各县之间巡回，以待不服判决的申诉。
法院体系的建设，李诚中给出了一个时间表，要求吴中佐在三年内完成整个框架的搭建，三年以后，原属刑部的判决权，将全部转交给大理寺，届时，整个大唐将只有一个判决机构，以达成判决标准的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