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正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不久。坐在轮椅上的罗瑞卿，一见到他们便问：“‘真理标准’的文章，你们看了没有？这是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好文章，提出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听说有几位秀才还不大赞成，我想劝劝他们。”
罗瑞卿称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比喻深刻而形象。
罗瑞卿还指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从现代迷信中走出来，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姚远方还向笔者谈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从吴江手里交到他手里的内情：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之后，当天晚上，罗瑞卿就给姚远方打电话，要求《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组织发表宣传文章。姚远方顿时记起吴江正在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正适合《解放军报》发表。
姚远方跟吴江是老战友。姚远方记得，1939年，他和吴江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学。他们曾一起通过封锁线，前往五台山。前些日子，姚远方见到吴江，在聊天中，吴江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接到罗瑞卿电话之后，第二天上午，姚远方就驱车赶往北京西北郊的中央党校。到了中央党校，已是中午。吴江正在午睡，姚远方把他叫醒，向他转告了罗瑞卿的意见。
吴江正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无处发表，眼下《解放军报》主动向他约稿，而且还是罗瑞卿的意思，当然求之不得。当场，吴江就答应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交给《解放军报》。
几天后，姚远方就收到了吴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华楠和姚远方看后，非常重视，当即报送罗瑞卿。
罗瑞卿对于“两个凡是”深恶痛绝，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拍手称快，是有历史根源的。
罗瑞卿，1906年生于四川南充县。1926年，20岁的他加入中国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8年，罗瑞卿加入中国，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罗瑞卿个子很高，外号“罗长子”。在长征中，他跟结下深厚友谊。那时，罗瑞卿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经常随红一军团一起行动，罗瑞卿非常尽心地保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总是亲自负责的安全工作。他还担任过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在1955年，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
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提出所谓“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罗瑞卿反对的“顶峰论”及“最高最活”。罗瑞卿说：“难道马列主义、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违背了思想。‘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知道了也不会同意。”在高喊空头政治时，罗瑞卿抓部队的群众性练兵活动。
深恨“罗长子”，终于在“文革”前夕——1965年底——给罗瑞卿加上“反党篡军”的罪名。1966年5月，又被打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
一心要置罗瑞卿于死地，罗瑞卿受到严酷迫害。1966年3月18日深夜，罗瑞卿怀着满腔悲愤，从楼顶跳下，跌断了腿，却没有死……
正因为罗瑞卿对于所谓“立竿见影”、“走捷径”之类“左”的一套深恶痛绝，所以在他复出之后，坚决反对“两个凡是”。也正因为这样，罗瑞卿1977年10月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征路上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思想，不能用片言只语骗人、吓人，不能把思想当做僵死的教条。当罗瑞卿读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理所当然地为之叫好。
罗瑞卿说，“两个凡是”其实就是所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照“两个凡是”办，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现代迷信，不打倒不行。
罗瑞卿要求《解放军报》加强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也正因为这样，罗瑞卿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清样，理所当然鼎力相助。
罗瑞卿还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清样送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审阅。韦国清也表示赞同。
尽管作者吴江、孙长江是“地方”上的，罗瑞卿却决定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发表。
罗瑞卿以为，署“《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
《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并肩作战
罗瑞卿看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给姚远方打电话说：“文章很好，但是应该把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进去。要把反对本本主义和有关实事求是的论述引进去，做到无懈可击。”
姚远方记得，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罗瑞卿给他、给华楠打了七八次电话，其中好多次，都是在深夜打来的。
罗瑞卿亲自动手，两次修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为了这篇文章，罗瑞卿给胡耀邦打了6次电话，交换意见。为了这篇文章，罗瑞卿给《人民日报》也打了多次电话。
罗瑞卿在给胡耀邦的电话中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副总编李庄回忆，罗瑞卿在1978年6月23日22时至24日凌晨2时之间，便打了3次电话！《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安排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罗瑞卿为什么给《人民日报》打电话呢？原来，其中有一个特殊的考虑：
《解放军报》虽然是中央两报一刊之一，但是毕竟只限于军内发行，一般的读者读不到《解放军报》。所以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影响，必须借助于《人民日报》的转载。
按照惯例，总是《解放军报》先发表，《人民日报》在翌日转载。可是，在那特殊的时刻，却不能按照这样的常规去做。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长达1.6万字的“重磅炸弹”，而且是汪东兴三令五申“下不为例”的情况下推出的，很可能《解放军报》一发表，当天就会引起注意，马上下令不许转载。这样，《人民日报》在第二天极有可能奉命不能转载。
在那特殊的时刻，《人民日报》采取了特殊的做法，即在同一天转载！也就是说，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在《解放军报》发表的同时，《人民日报》在当天转载。这样的“当天转载”，其实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同步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发表。这样，《解放军报》不能不与《人民日报》不断联络，协同作战，商量着在哪一天一起推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这一日子当然首先由《解放军报》确定。他们定下在6月24日发表。
罗瑞卿关切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发表。在23日夜10时，罗瑞卿亲自给正值班的《人民日报》副总编李庄打电话，询问《人民日报》在24日同时推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有无困难。
李庄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那时罗瑞卿是抗大副校长，所以与罗瑞卿有着师生之谊。据李庄回忆，罗瑞卿在电话中问，如果24日的《人民日报》没有合适的版面，《解放军报》可以推迟几天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李庄回答说，24日可以发表。罗瑞卿放心了。
午夜，罗瑞卿又给李庄来电话，询问他们在校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时，如发现什么问题，随时告知，以作最后的修改。
24日凌晨2时，罗瑞卿第三次给李庄来电话，询问版面如何安排。李庄告诉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开头部分拟放在第一版的下半部，大约占2/5版面，通栏标题，文章用5号楷体字排印。罗瑞卿问，头版上面登什么文章？李庄告知，登的是华国锋会见阿曼外交大臣的消息和照片。罗瑞卿听罢，认为这样安排合适。罗瑞卿又叮嘱对文章作仔细校对，无论如何不能出现错别字……
后来，人们才知道，当时罗瑞卿是忍着双腿的剧痛打电话的。
不久，罗瑞卿飞赴德国动手术，姚远方到机场给他送行。姚远方记得，罗瑞卿见到他，问道：“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有什么‘麻烦’吗？”罗瑞卿重申那句话：“如果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不料，姚远方跟罗瑞卿竟是永诀。
罗瑞卿到德国不久，便离开了人世——那是1978年8月3日，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发表只有40天！
罗瑞卿去德国，是为了做左腿手术。他从1966年3月18日起，丧失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如今，他重新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要不断前往各处军营视察，老是坐着轮椅极感不便。由于被德国专家告知，那里可以进行手术，使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能够独立行走，这样，罗瑞卿在1978年7月15日飞往德国，住进距波恩200多公里的海德堡医院。
8月2日早上，罗瑞卿被推进了手术室。德国医生很认真地进行手术。手术顺利。
傍晚，罗瑞卿从麻醉中苏醒，尚一切正常。
不料，8月3日当地时间凌晨2时40分，罗瑞卿突发心肌梗塞，从此离开了人世……
据一位深知内情的人士告诉笔者，罗瑞卿之死，其实死于当时的医疗保密制度！因为当时对于中央首长的健康状况是严格保密的，尤其是对于外国医生。罗瑞卿去德国，是为了治腿病，有关部门只向德国提供罗瑞卿腿病的病历，却没有透露罗瑞卿的心脏疾病。
德国医生也就没有注意罗瑞卿的心脏病。德国医生在罗瑞卿死后得知真情，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运送罗瑞卿遗体的专机从德国飞回北京，邓小平到机场迎接老战友的灵柩。姚远方怀着沉重的心情，也去迎接老首长的棺木。只见罗瑞卿身上覆盖着洁白的被单，四周点缀着几朵鲜红的玫瑰。
“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人们深深怀念罗瑞卿，传颂着罗瑞卿为了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时对胡耀邦说的这句话。
姚远方一片深情，吟成了一首含泪的诗，献给故去的总长：
良师乘云去，
今夜宿谁家？
太行麾下卒，
哀哀泪如麻。
批判“两个凡是”的又一记重锤响鼓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时，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这一回，又一次借用“特约评论员”名义，也就绕过了向汪东兴报审这一关！另外，毕竟是《解放军报》，有罗瑞卿支持，汪东兴也不便吱声。
当汪东兴见到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时，文章已经同时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批判“两个凡是”的又一檄文。虽然文章批判的是“两个凡是”，然而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样，在当时不能不避开正面冲击，通篇没有一句提到“两个凡是”。文章巧妙地借用华国锋的话，批判华国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开头，就引用了华国锋的话：
华主席在去年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曾着重地指出：“教导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同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的坏作风作了一辈子斗争……、陈伯达、‘四人帮’这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把党的优良学风给破坏了。我们必须用大力气把它纠正过来。”
文章接着引用了叶剑英“在同一场合，在同一问题上”的一段论述，然后笔锋一转，切入正题：
我们如果把华主席和叶副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看做是无的放矢，或者泛泛之论，那当然是大错特错。这些指示是切中、“四人帮”所造成的时弊的。、陈伯达、“四人帮”这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许多基本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颠倒：一个，是在政治上根本颠倒敌我关系；另一个，是在思想上根本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前一个颠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十分清楚。后一个颠倒也绝不是一件小事情，这种颠倒是从根本上干扰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根本上毁坏思想，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混乱。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不能不从这里开始。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详细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尖锐地批判了某些人的责难——亦即回敬了“两个凡是”派：
有些同志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把思想、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呢？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的可供他们思考以外，这里，只需要反问他们一句：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新民主主义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把的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的教导办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要好好学习……、“四人帮”肆意篡改思想，打着的旗帜，贩卖他们的黑货，我们不少人受过骗上过当，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指出，“关于思想的根本观点，邓小平同志最近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极其精辟的阐述”。文中引用了邓小平报告中三段重要的阐述之后，称赞邓小平“说得多么中肯、多么深刻、多么好啊！”
文章有力地驳斥了“两个凡是”派所谓的“砍旗论”：
正如邓副主席所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有的人甚至不准别人坚持实事求是，只要求躺在马列主义、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照抄照转照搬，而不顾实际情况如何。甚至不允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允许讲冲破、“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仿佛一讲实践标准，一旦冲垮那些“禁区”，马列主义、思想就会站不住，就会大祸临头似的。真是怪事！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马列主义、思想？马列主义、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思想体系，是经过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它可以战胜一切倒退的、反动的思潮而决不被它们所战胜。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
这里所说的“照抄照转照搬”，正是“两个凡是”的生动写照。
文章最后指出：
我们有些同志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熟读《实践论》，但一听到实践标准，就如临大敌，究竟为了什么呢？应当认为，这是目前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思潮。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又一记重锤响鼓。这篇文章的发表，在“两个凡是”的大堤上炸开了又一个大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