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二日，科济奇出现在伦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宣称在遭到德军胁迫的情况下才辞去了南斯拉夫总统职务，因此并不具备法律效应，他依然是南斯拉夫的民选总统，即南斯拉夫的合法领导人。
这下，巴尔干战争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次日，克罗地亚加盟共和国总统尤戈维奇宣称，只承认科济奇领导的联邦总统，特雷昂政府非法。
克罗地亚加盟共和国带头造反，局势立即失去了控制。
对德军来说，这意味着巴尔干战争由一场小规模军事行动演变成了大规模地区战争。
显然，此时的德军已是骑虎难下。
为了支持特雷昂政权，德军不得不继续向南斯拉夫增派兵力，并且对南斯拉夫国防军进行改编。
问题是，反德武装力量也在行动。
从八月下旬开始，自称为“克罗地亚民族救亡军”的反德武装力量就开始袭击克罗地亚加盟共和国境内的德军。
只不过，这是一场实力相差极为悬殊的战争。
虽然像克罗地亚民族救亡军这样的抵抗力量，大多由前国防军的官兵组成，而且拥有不少的重型武器装备，但是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德军，而且没有获得任何外来援助，也就很难在战争中取胜。
到一九八二年底，德军几乎扑灭了南斯拉夫境内的反抗力量。
在最艰难的时候，大部分抵抗力量都躲进了群山里面。在远离城镇的偏远乡村活动，而且同样得应付德军的围剿行动。
显然，中国必须采取行动，不然反抗德军的武装力量就会被彻底剿灭。
只是，中国不能直接出面干预。原因就是，早在危地马拉战争期间，中国就跟德意志第二帝国签署了秘密协议。以不干预巴尔干地区换来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再直接支持墨西哥介入危地马拉战争。
所幸的是，这并不妨碍中国采取秘密行动来支持南斯拉夫的反德武装力量。
这其中，阿尔巴尼亚扮演了关键角色。
阿尔巴尼亚原本属于南斯拉夫。只是在大战结束之后，因为阿尔巴尼亚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所以按照民族自决原则。没有并入南斯拉夫，而是成为独立国家，也是欧洲唯一以伊斯兰教徒为主的国家。
显然，阿尔巴尼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
战后，阿尔巴尼亚奉行的不是亲德政策，也没有过分接近意大利，而是走上了与中国亲善的道路。
主要就是，中国在战后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与伊斯兰世界保持着良好关系。
此外，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也是伊斯兰国家。而且是中国的盟国，有着大量伊斯兰教徒的马来西亚同样是中国的盟国，而文莱苏丹能够从印度尼西亚独立出来，也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
总而言之，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非常不错。
显然，做为伊斯兰国家，阿尔巴尼亚没有理由不跟中国合作。
虽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恶化，德意志第二帝国则抓住机会开始笼络伊斯兰国家，但是阿尔巴尼亚奉行了二十多年的亲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与中国决裂。更重要的是，在二十多年的合作中，阿尔巴尼亚接受了中国的大量援助，其主要的国家基础都依赖中国，特别是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贸易是阿尔巴尼亚的命脉。
也就是说，阿尔巴尼亚并没有因为第三次中东战争与中国决裂。
当然，这也是包括沙特、埃及在内的众多阿拉伯国家在八零年代开始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根本原因。
说得简单一点，即便中国支持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也不可能跟中国决裂。
也正是如此，阿尔巴尼亚在巴尔干战争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
九月十日，狙击手部队转驻都拉斯。
中国在阿尔巴尼亚有三座军事基地，即都拉斯军港、罗东角空军基地与圣吉尼陆军地区司令部。
按照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在战后签署的协议，中国以极为微小的代价，获得了这三座军事基地四十九年的使用权，租期到一九九九年。当时，中国海军在都拉斯部署了几艘战舰，空军则在罗东角部署了十多架侦察机，驻扎在圣吉尼的陆军部队不到两千人。主要就是，这三座军事基地的规模都不是很大。
所幸的是，对在巴尔干地区进行的秘密行动来说，这三座军事基地已经足够用了。
九月中旬，狙击手部队执行了第二次秘密任务，即前往南斯拉夫，把各个抵抗组织的领导人接到阿尔巴尼亚。
显然，这依然是由军事情报局主导的秘密行动。
事实上，在整个巴尔干战争期间，军事情报局都是干预行动的主导者，中国军方并没有直接派遣军人参与行动。
当时，军事情报局与南斯拉夫的几个主要抵抗组织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即军事情报局为各个抵抗组织提供武器弹药，并且进行特种作战培训，而抵抗组织必须尽快形成一支联合作战力量。
到一九八二年底，南斯拉夫的抵抗力量实现了初步统一。
这就是，以克罗地亚民族救亡军为核心，组成“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阵线”，联合对付入侵的德军。
进入一九八三年，狙击手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抵抗组织提供人员培训。
当然，让狙击手去培训游击队员，可以说是大材小用，所以到一九八三年第二季度，这个任务就移交给了军事情报局控制的其他特种部队。主要原因并非狙击手部队不适合参与培训工作，而是有更加重要的任务需要狙击手部队去执行。这就是，巴尔干战争并非当时唯一的热点。
一九八三年，最重大的事情不是南斯拉夫的少数民族起兵反抗，而是发生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一场革命。
这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一九八三年四月四日，德黑兰的示威游行演变为武装冲突，刚刚结束软禁、获得自由的伊斯兰精神领袖霍梅尼宣称伊朗国防巴列维的所作所为违背了真主的意志，号召所有伊朗人起来反抗国防的统治。
当天，德黑兰的流血冲突导致数千人伤亡。
紧接着，反对国王的游行示威在全国各地展开，而且在多处地点演变成流血冲突。
由此，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全面爆发。
这场革命，直接把中国的注意力由巴尔干引到了伊朗。
对中国来说，一千个南斯拉夫也比不上一个伊朗。
说白了，在中国的战略框架中，伊朗是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之一，是中国在中东与海湾地区必须控制的国家。
在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中，伊朗国防巴列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坚持在伊朗推行世俗化政治的巴列维是中国的忠实盟友，而由其控制的伊朗更是中国在该地区的基石。
没有伊朗，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
当然，巴列维奉行亲华政策，除了希望把伊朗建设成为发达的工业国之外，还与其自身的经历有关。
这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巴列维曾经在中国旅居十多年。
在中国生活期间，巴列维不但接受了系统的教育，特别是军事教育，更加见识到了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别忘了，巴列维在中国生活期间，中国率领同盟国集团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讲，正是强大的工业实力，让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中华民主共和国成为了世界性强国。
对巴列维来说，中国就是学习的对象。
此外，巴列维能够回到伊朗，并且继承王位，也与中国有关，即正是中国军队击败了占领伊朗的英国军队，才使得巴列维王朝能够在伊朗复辟，也才使得年轻的巴列维能够在父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
说白了，就是中国军队把巴列维送回德黑兰，送上伊朗的王座。
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也就不难理解，巴列维为什么要坚持奉行亲华政策了。
事实上，在一九七零年之后，巴列维因健康原因，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中国接受治疗。
只是，巴列维奉行亲华政策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让伊朗成为工业强国。
可以说，年轻时的流亡生活，让巴列维清楚的认识到，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伊朗成为强大的国家，才能阻挡外来入侵。自从人类文明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所有强国都是以工业化为基础。
巴列维希望伊朗强大，希望伊朗成为强国，因此就必须在伊朗搞工业革命。
问题是，巴列维需要面对其他国王不会遇到的问题，即宗教影响。
虽然巴列维也信奉伊斯兰教，但是长期的流亡生活，以及与外界文明的接触，让他根本不像一个伊斯兰教徒。在很多方面，巴列维更像是一个怀揣着民主梦想，又深受东方文明影响的伊朗人。
显然，巴列维意识形态与伊朗社会格格不入。
这也成为了巴列维在伊朗推行世俗化改革的死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