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肯定是根据地之一，不过根据目前的情势，不会那么快定下来，还需要花费一些笔墨求收藏，求您诚意的建议）
从崇祯十二年秋十月开始，李定国和西营义军在四川到处纵横驰骋。
张献忠的西营和罗汝才的曹营人马，在观音岩惊走邵仲光，撕开宁昌防线的缺口，进而接连大败张令、秦良玉，突进四川，进逼夔州。
因四川巡抚邵捷春率领大部川军在此驻守，加上夔州地势险要，城池坚固，张、罗联军就仅仅在此虚晃一枪，便绕过夔州，向开县、梁山(今梁平)、新宁(今开江)方向挺进。
攻破这些县城后，张、罗联军已近川北，原来活跃在川北的摇、黄地方土匪武装便伺机出动，响应张、罗联军。达州官军见张罗联军势大，仓皇逃窜，摇黄武装乘势将达州拿下。
张献忠、罗汝才见大势可期，便继续向西，进入达州。达州的黎民百姓在摇黄武装的胁迫下，被迫走上街头，强颜欢笑，欢迎张献忠、罗汝才的人马进入达州。
摇天动、黄龙等摇黄十三家首领满以为张献忠会承他们的情，不念旧恶，能够做到井水不犯河水，不来吞并他们。随后数月间，他们发现张献忠似乎真的承了他们的情，不仅约束麾下将士不去侵犯摇黄武装，还不断给他们馈赠奇珍异宝。摇黄等首领对张献忠的提防之心越来越薄弱。而且看上去西营准备冲出四川返回湖广，不再跟摇黄争夺对川北的统治权，摇黄十三家渐渐地放松对西营义军的警惕之心，甚至还主动帮助西营义军同抗官军。
张献忠、罗汝才联军在达州稍作整顿后，在摇黄协助下，继续向西攻下巴州(今巴中）、广元、昭化，再攻下剑州(今剑阁)。攻下剑州后，张献忠、罗汝才本打算进入陕西，聚集灾民，但见郑崇检亲自坐镇防守汉中，贺人龙领着数万秦兵虎视眈眈，便放弃入陕的打算，转而南攻梓潼，到十月下旬攻至绵州(今绵阳)。
剑州、、临潼被义军攻破的消息传到杨嗣昌耳朵里，他又惊又怒，急忙带着重兵进入四川，进驻重庆，妄图将张献忠、罗汝才堵截和轰赶至蛮边之地。
杨嗣昌刚愎自用，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了，但实际上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当他算盘落空后，他便瞻前不顾后地领着大部官军入川，撇下了一个空虚的湖北。监军万元吉提醒杨嗣昌：“张献忠可能回兵向东突袭，不能不防备。最好派支人马阻止他回归的道路。”杨嗣昌一心想要毕功于一役，听不进去万元吉的良言相劝，命令所有将领都入川追敌。
当杨嗣昌到了重庆，开始秋后算账，对四川将领及入川参战的客将进行了参劾和惩治。
杨嗣昌曾命邵捷春坚守大昌，此时便询问邵捷春用哪些兵力防守，哪些兵力出击，兵力不足从哪里征调，防守兵力有没有补充，邵捷春竟然一问三不知。杨嗣昌见状，便知失地之罪栽在邵捷春身上依然无疑，便添油加醋地写了封奏折呈给崇祯，崇祯勃然大怒，便命杨嗣昌将邵捷春逮捕，继而押解到京城处死，其职由监军道廖大亨接任。大昌守将邵仲光率部逃跑，使得张献忠从观音岩、三黄岭等处突破大昌防线，杨嗣昌用尚方宝剑处死邵仲光。陕西总督郑崇俭也因坐守陕西、增援四川不力而被革职，由丁启睿接任。
在弹劾和惩治了川将和客将后，杨嗣昌命各路将领在那里会师，然而左良玉九檄不至，丝毫都不**杨嗣昌；贺人龙有样学样，盘踞在汉中一带，只要义军不去陕西那四川糜烂到何种模样都不关他鸟事；其他各路将领或是按兵不动，或是虚与委蛇。
而张献忠趁川中无将、杨嗣昌声威大跌之际，和罗汝才一起，统领义军，联合摇黄武装，陆续攻下汉川、中江，席卷什邡、绵竹、安县、德阳、金堂一带，所向披靡，各地守军纷纷弃城逃遁，朱明朝廷治下的四川局势越发糜烂。
杨嗣昌和监军万元吉见四川的仗打成这样，便又对前线将领进行了人事变动，提拔猛如虎为前线总统领，而因其他诸将都不服从命令，杨嗣昌无可奈何地赦免了张应元失掉土地岭的罪行，破格提拔他为副总统领，命其二人节制、协调各镇官兵，追杀张献忠和罗汝才。
杨嗣昌都无力调动其他各路人马，猛如虎、张应元二人更无能为力，只能纠合本部人马和其他一些散兵游勇一起进剿张献忠。官军将领善能拉壮丁，加上杨嗣昌的刻意容许，猛如虎、张应元麾下都扩充到数万人，加上其他暂时依从杨嗣昌的将领，将十万官兵涌入四川。
虽然四川本地驻军都龟缩在大城里，看似胆小无害，但如若杨嗣昌十万大军将义军围拢起来，保不齐那些川军也会仗着胆子蜂拥而上，到时候义军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艰难境地。
张献忠在兴归山区留下二万老弱残兵，分有王应龙等部将统率，化整为零潜伏起来，等待主力人马从四川辗转归来，而张献忠、罗汝才亲领着五万精兵入川。张献忠本想在四川招揽一些人马，但川中百姓，不论贵贱贫富，对于恶名远扬的献贼甚为反感，即便义军打起“均田免赋”的主张，一时之间落不到实处，也吸引不了多少人马的加入，反倒是连番战斗和伤病、水土不服，辗转半个四川，折损了近一万人，到后来出川时，仅只有四万人，其中有一万还是罗汝才的，至于摇黄武装这群土匪山贼朝秦暮楚，反反复复，更不足以信赖。
所以，西营义军即便有三四万人马，也并不足以在四川立足，义军见官军势大，就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
义军每攻破一座城镇，首先就是筹措骡马。凑集的骡马越来越多，以至于后来几乎每人一个坐骑，精锐骑兵甚至有两个坐骑，四万人竟全都变成了骑兵，不过真正能正面对阵的精骑只有一万，其他三万人马都仅靠骡马快速移动，对阵时远靠弓弩，近靠李定国的鸳鸯大阵（那些盾牌狼筅在战略转移时都放在骡马背上）。到后来，义军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北起广元，南到泸州，西起成都，东到巫山、夔州，义军在四川境内到处活动，小城镇都是一鼓而下，大城镇则是能攻下就攻下，攻不下也不勉强，因为已经到了四川盆地中间，成都平原四通八达，没有什么关隘是必须要攻破的，攻不破绕开就行了。实在想拿下的城镇就让一些兵丁冒充上一个城镇的溃兵诈城，诈得下来就诈，诈不下来就转走。
杨嗣昌的大部官军来了，义军就依仗骡马快速转移，如果有小部官军落单就伏击之，将冷战时期的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几乎把跟在后面的官军拖垮。
杨嗣昌率领大部官军在义军**后面苦苦追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时常只相隔三天的路程却对义军无可奈何，一根汗毛都摸不到。张献忠对此非常得意，一次在军营中乘着酒兴，随口溜出一首打油诗：“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杨嗣昌），离我三天路！”
（常欢乐不再抱怨某些读者有眼无珠了，确实是自己的功力不足，写出来的东西味同嚼蜡，只有少数很有耐心很有包容心的朋友才看得进去。啥都不说了，基本功太差了，从此之后，好好练习写作，不再好高骛远地贪图上架卖钱，只求越写越好，功力不断提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