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载泽的不知所措，皇帝有些孩子气地笑了起来。真不是说说这么简单。
“朕很是认真地考虑了一番，觉得主要原因有三点。”皇帝比较耐心地阐述自己的立场——毕竟这是一套连自己都需要加以熟悉的思考逻辑，“其一，战争打到现在，日本支撑不下去，中国也是勉为其难，没有金融上的妥善安排，难道不死不休，拼个两败俱伤？这场战事本来就是日本强加给我们的，只要体面地结束了战争，收回了胶州，成效已经显著，再打下去既没有必胜的把握，也没有死缠烂打的必要，何必勉强呢？其二，倘若因一时之愤而不顾大局，一旦日本金融崩溃，我们难免遭受池鱼之殃，到那个时候，日本的军阀、财阀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矛盾，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对外发动战争的，目标当然是中国，岂不是无妄之灾？其三，现在欧战正酣，列强对于远东商品需求极大，对于远东维持和平局面抱有很高的期望，如果帝国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工商发展上去，收益远较战争来的可观。”
“皇上圣明。”载泽听了这番解释，脑筋一时还转不过来，但“圣明”还是要称颂的。
“载泽，你是明白人，你看看现在铁、煤、棉纱、粮食是什么价，战前又是什么价，中日两国难道有钱不赚，白白便宜他人？日本虽然工业基础强于帝国，加工、生产、制造的水平也高于帝国，但却严重缺乏资源。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要帝国控制了原材料的价格，就可以从日本地利润当中割下一大块来。”皇帝谈起这个就眉飞色舞，“弄得好就是大家发财，有必要和饿虎争食么？”
载泽恍然大悟，这才是谋求全局的大智慧，“只是……”他喃喃地说，“日本方面肯就范么？”
“日本要这么听话，朕还要你们这帮股胘大臣做什么？”皇帝趁热打铁。“这事与帝国而言是纯收益，区别在于获益大小，对日本而言。是利弊相间，得失各有的情况。能不能让他们认清形势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一环。梁敦彦要做朱尔典的工作，你便要做日本方面的工作，只要这事成了。你便是首功。”
“皇上，国防军会不会戳臣的脊梁骨，骂臣是卖国贼？……”载泽不无忐忑，“乘胜求和自古都是大忌，几十年前李少对法国人弄出这样一桩公事来，到现在有人都不放过他。
”
“不碍事，不碍事……”皇帝摆摆手，“有朕给你们撑腰，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做。铁良不会有想法的，他本人也赞同有限战争的目标哩。”
经过皇帝地一番开导。载泽虽然仍然疑问满腹，但毕竟有了头绪，有了可以充分思考的空间。
其实。有些事情是不能猜测的，往往你猜测了也只能得到一个错误地预测。或者说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尾。皇帝看得很准确，虽然中日两国并不是相互依赖的经济体，但起码现在挽救日本地汇率和金融体系，不仅对日本有好处，对中国也是必要。何况，皇帝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没有告诉载泽——这不是皇帝故意要显示自己的高明而留一手，相反，却是为了更好地办成事情。因为，以当时人类地智慧，即使聪明如载泽等人也很难理解这中间的奥秘。这个奥秘说穿了一文不值，其实就是汇率与生产力的关系。
诚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汇率都是和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汇率是货币的国际价格，生产力要得到体现，必然需要交换，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决定货币内在价值的根本衡量——因此，其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汇率是生产力在货币领域的体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高，他的汇率指数（指相对指数，不是指绝对数值）就高，一个国家地生产力水平不高，他的汇率指数肯定不会高。
个中逻辑非常简单：生产力水平高＝制造能力强＝等于商品种类丰富、技术含量高＝等于富有市场竞争力、市场需求大，为了换取生产力水平高国家的商品，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地国家只能千方百计地获取高水平国家的货币以便完成交换，而一旦对高水平国家货币地需求超过平衡点，就会推动该国货币的稀缺，反映在金融市场就是汇率的上扬（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需要制造2条裤子才能换回一家波音客机，如果以劳动时间来衡量是无法想象的）。
这个关系如果反过来推导，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在生产力水平一定期限内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汇率水平与商品竞争力成反比，高汇率容易窒息以该种货币作为本币计算的单位商品的核心竞争力。
当然，汇率和生产力水平决不是等价的。前者只是后者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客观反映，有可能真实，也有可能有所扭曲但决不是生产力水平本身，总体而言是一条上下波动频繁，长期平均时间内保持稳定的曲线，不能认为高汇率指数就等价于高生产水平，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汇率能与生产力水平截然分开。比如在战争这种极端条件下，汇率就显得没有用处，一旦实行价格管制，汇率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对应反射将很快失真。
以林广宇穿越时的世界为例子，在和平时期，美国本土是不可能生产廉价服装的，从汇率的角度来说那样远远不划算，本土2元可能连条裤腿都做不出来而如果进口2元就可以买一条裤子了，但在战争时期，货币只有纸面上的意义，
果需要这种物资。不要说2元，让他用20元自己都行——一切为了打赢！可如果没有国际交换，叫20美元还么区别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美国和新加坡都是所谓的高汇率指数国家，但在战争条件下，前者可以大量用国内生产来替代因战争而绝迹地进口产品，而后者却没足够的原材料、能源与人员来实现这一点，只能发傻！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战争条件下。美国是生产力发达国家，新加坡是生产力落后国家，甚至要比大多数国家都要落后。决定战争成败的。是工业化基础，是制造能力但不是汇率水平和金融发达程度。
但极端的条件毕竟是少数。因为即便在战争条件下交战国仍然可能存在进出口业务，要想完全封堵、断绝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汇率就发挥出对于生产能力的调控作用——高汇率指数国家制造能力、生产能力竞争性开始下降。低汇率指数国家相应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商品竞争力开始上升。皇帝的脑子里记得很清楚——在他所处地时空中，广场协议后的日元汇率大幅提高，原本日本老百姓用于购买1辆进口车的日元过了没多久就可以变成2，日本地资本能力、金融权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很快问题就来了，因为日元计价水平地提高，日货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虽然能够通过强化本国市场予以巩固提升，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却一落千丈，一大批专职从事外贸的企业倒闭或者转型，大型地工业企业纷纷将自身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中国等落后国家进行再发展。本土的工业制造业大幅萎缩，金融业和有价证券市场畸形发展——虽然日本掌握了金融优势，也没有丧失科技优势。但制造能力却在下降，并进而造成后来长达10余年的衰退。
从这个例子反过来理解。中国固然能够依靠投机资本的力量和山东战场的利好消息大幅打压日元汇率水平，但强制降低日元汇率水平的结果只能是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度增强日本的工业品竞争力和制造能力。原本出口1亿条裤子的能力因为汇率变化可能成了2亿条，或许计算上仍然是一致的，但生产能力却结结实实地增长了1倍。如果将这层顾虑告诉内阁，绝大多数重臣都不可能理解，在他们看来，将日元汇率降低到一个较低水平带来的利益极大——日元大幅贬值，中国以日元为单位计算地贷款便能大幅下降，等于中国可以获取巨额的汇兑溢益；日本本国因为货币贬值，就需要在偿付外债的时候付出更多，等于大幅降低日本地财政实力和综合国力；中国企业可以凭藉较高的汇率水平购买自己不能制造地日货，等于可以降低成本，提升利润。如何计算中日两国的彼此收益呢？他们选择的必然是货币，或者干脆就是黄金——这是重商主义的理念，但却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只是很可惜，这却会蒙蔽太多人的眼睛。
在皇帝看来，这样做的最危险之处就是不恰当地提升日本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化制造能力，如果对方铤而走险，那什么负债和资本融资都不是什么制约——打赢了，债务自然一笔勾销；打输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笔债。
另一个时空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原因，但伊拉克因为在两伊战争中欠了科威特大笔外债却是诱因，萨达姆侯赛因的算盘打得不错——只要吞下了科威特，那什么样的债务都可以一笔勾销。这个目的几乎就要达成了，却因为国际环境的制约而无法实现。只是现在这个时代，弱肉强食却是天经地义。
日本这个国家的危险性在于，它的工业实力、制造业水平每增长一分，它对外侵略扩张的危险程度就增加一分。采取恢复日本汇率指数的方针，可以有效地恢复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能有效的刺激国内工业的发展，当然如果过分抬升日元指数，对中国也有一定的损害，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净债务国，中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来应对债务压力也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实力来进行翻脸不认人，关键还在于力度的把握。中国有远比日本丰富的资源、有更广阔的市场、有成本更为低廉的劳动力，这是天然的竞争优势，不需要通过扭曲汇率杠杆就能实现，何苦要冒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风险来加以变更呢？况且，日元汇率的短期受挫并非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只不过是暂时的政治产物，一旦事态平息，迟早会恢复原位，这是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体现，强行压制需要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奏效。
电波频频往返于东京和京师之间，双方都是聪明人，不需要彼此花费太多的口舌予以解释说明。在日本方面看来，中国提了个好建议，虽然不能挽回对华战争的损失，但起码能够体面的下台，避免更多、更大的损失且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中国人的要价也很聪明，以远期的庚子赔款作为即期的战争补偿，隐约有扳回一局的用意，但又不是得理不饶人的铤而走险。双方既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又给对方留有余地和台阶，而且还有达成协议以后共同可期的经济利益，应当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交换条件。
只是，日本政治家有这么大的智慧来解决他所面临的困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