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自负凌云笔，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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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曾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担任过清政府赴日谢罪专使，日人见其一副纨绔样，酒色财气样样均沾，便投其所好，拉拢他充当日本在清政府中的内线，在收取了对方恩惠后，他也时不时在朝中为日本人说好话，鼓吹中日亲善。慈禧对此有所觉察，曾刻意对他进行防范，甚至专门说：“中德接洽之事，莫让那桐知道。”
但说归说，袁世凯、奕匡都与那桐一党，不但时常在闲谈中说起中德交往，在外务部里也不会对他进行防范，再加上那桐曲意打听，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日本人耳朵里，甚至有时候德方发来有关电报，外务部还没来得及呈送给慈禧过目，日方已经知晓大意。就这样，日方对中德之间每次接触都了如指掌，唐绍仪还未走出国门，他即将访美的消息在日本朝野早已人人皆知。
日本对于中德美三角同盟的设想非常忧虑，处心积虑进行阻挠和破坏。在洞悉唐绍仪访美之行的真实用意后，决定挫败清政府这一攻势。在清政府还在推诿扯皮的时候，后来居上的日本内阁已在9月25日决定开展对美磋商——不但一再表示改善对美关系的意愿，并且许诺今后日本移民将流向朝鲜和中国东北而不再是美国，日本将不再因移民问题给美国制造麻烦，但要求美国承认其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行动自由”。
由于当时中国尚未有直航美国的轮船，唐绍仪只能到日本东京换坐日方邮船访美。中途到达日本时，日本政府使出一贯的小聪明，一方面用极其隆重的礼节对他表示欢迎，同时安排政界、商界、文艺界、学术界的名流川流不息地前去访问，唐绍仪经常被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排场搞得头昏脑涨，不便成行。
另一方面，为防止他看出破绽，日方还通过黑龙会等团体煽动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展开抗议活动，这些热血青年在日本警察的鼓励甚至纵容之下在唐绍仪的下榻之处外进行示威、抗议和骚扰——可悲的是，他们在表达爱国热情的时候同样也成为了日本别有用心的工具。每每等到火候差不多时，日方警察便出面驱散人群，然后以“群情汹汹”、“恐有暗杀活动”等言辞对唐绍仪进行羁留，极力劝解他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下再多逗留一段时间。
就在同一时间，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已与美国国务卿罗脱展开了数轮会谈，等唐绍仪终于摆脱日方纠缠，狼狈不堪地而登上邮船时，日美两国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准备送呈本国政府审议后签字了。
浪飞碎花、海鸥高翔，天海相接，面对如此美景，站在甲板处眺望的唐绍仪却丝毫高兴不起来。20天前，他接到了慈禧驾崩的消息。更让人无可奈何的是，即便在旅美期间他仍需遵礼成服。服制中有一项严格的规定便是百日内不得剃发，连带亦不能剃须。20天过后，他髯发满面，胡子拉碴，哪有一丝外交官的模样，分明如同一个蓬头垢面的叫花子。
更让他难过的是，一封又一封的重大电报接踵而来：袁世凯罹难、徐世昌内调、鹿传霖致休、岑春煊复起，朝中势力兔起鹘落，俨然有目不暇接之势，原本圣眷昌隆的访美事宜一夜间变成了角落里的摆设而无人问津。
等抵达美国西海岸，准备换乘横贯美国大陆东西的火车时，前来迎接的美国当地官员都惊骇于他的形象，虽然在口头上表示理解，但私底下谁都认为中国外交官以这种面貌出现太过惊世骇俗，无人看好他此行的结果。唐绍仪揽镜自顾，也觉得是一副从未有过的倒霉相！
11月30日，正是他到达华盛顿的当天，一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给了他当头一棒——日美两国以换文形式达成了《罗脱—高平协定》，主要内容是：两国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现状，互相遵从对方在该地区的属地，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鼓励各自商业的自由与和平的发展；两国以一切和平手段维护中国独立与完整，维护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协定的文字颇为堂皇、隐晦，但含义却十分清楚：日本担保对菲律宾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其他属地没有领土野心，美国则应允日本在中国东北以“和平手段”放手扩张势力。
协定虽然对门户开放原则再次重申，但美方表态已远较1900年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时的立场倒退。原本极力主张的“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与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以及南满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权相抵触，美国为了确保其对菲律宾的统治，就拿这一条原则同日本做了交易。为维护菲律宾的殖民利益，美国已经在1905年通过《塔夫特—桂太郎协定》在朝鲜问题上对日本作了让步，《罗脱—高平协定》则最后完成了这种补充背书。
幼年留美、通晓洋务的唐绍仪如何看不出这些冠冕堂皇文字之下所隐藏着的阴谋？偏让他感觉难堪的是，日本政府为进一步打击中国的外交努力，早已派人打探他的行程，一等他抵达华盛顿就公布换文。下火车后的唐绍仪在面对新闻界时被迫回答的最突出、最集中的问题也就是这个换文——“贵国政府如何看待这一协定？”次时他才忽然醒悟：日本百般挽留举动后面的包藏祸心——通过拖延时间来换取日美谅解的达成，但错既已造成，他也只能感慨回天乏力。
公共场合他即便有满腹怨恨也只能以“无可奉告”的外交辞令答复之，本来就对中国外交官形象颇有微辞的舆论界见掏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新闻，干脆就对他的形象来了一个大特写——作为验证中国愚昧、落后的实例。
美国舆论界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这些宣传和报道让一般的美国民众甚至位居高层的政要对中国外交官表示反感。好在唐绍仪毕竟是留美学生出身，在美国政界还有一帮子校友、同学、学长之类的关系可以假借，通过他们的努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到了与美国总统塔夫脱的会面。不过对方一见面就好好训了他一顿：“三国同盟这件事我不是不知道，而且也不是不能继续谈，但已失去最佳时机。与日本的协定是美国的一项重要政策，虽然整体上不影响美国‘门户开放’理念的实践，但毕竟对中美交往造成了妨害，究其责任却是在贵国身上。我有一句极其重要的话要奉告贵使——贵国如要办理外交，今后应该注意机密，否则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敢于付出信任。”
政治终究是极为复杂的，塔夫特总统虽然同意日美谅解，虽然对中国外交的不成熟表示不满，但他同时又赞同时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司戴德的看法，认为“这一协定让我们光荣地失去了在中国满洲的利益”、“是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践踏”，为挽回美国在华影响力，决心在别的方面对中国进行补偿，在最初的尴尬和冷场之后，中美关系又显得火热起来。
而唐绍仪本人也觉得万里迢迢而来，如果空手而归未免难以为情，很想临时找个主题达成协议，多少也算是一种成就。随员中有人建议，中美邦交既然有进一步修好的倾向，则不妨在提高两国使节地位这一方面做文章——将公使升格为大使。唐绍仪也深以为然，通过几天来对美国政要的私下试探，所得到的反响很好，他便密电外务部进行请示。
梁敦彦出任外务部尚书后严格遵照皇帝的吩咐，所有外交密电尤其是事关重大外交方针的密电一律先行汇报，经皇帝同意后方能告知奕匡和那桐，林广宇手中的这份电报便是唐绍仪自大洋彼岸发来的原电。
怎么处理呢？皇帝陷入了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