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乐天厂对外宣称是生产电脑零配件的，实际上，那座高三层，总面积达三千多平方米的车间大楼里，除了两条生产连接器的流水线在运作外，其它的车间早就停产。空荡荡的生产大楼里，车间工人和管理人员加在一起只有一百多人。
由于工厂效益不好，人员走得太多，宿舍楼里很多房间都是空的。这样的结果对于在职的人员来说，也未尝不是好事，因为每个房间只用住两，三个人。
说实在的，柳絮以前住怕了嘈杂的集体宿舍，她就喜欢这种住的人少，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房间。
进厂后，人事部安排她和会计阿琴，人事主管李晶住在一套三房一厅的宿舍里，阿琴和李晶在这里干了好几年，她们亲身经历了乐天厂从盛到衰的全部过程，也很了解黄总和黄太太以前的经历。
柳絮从李晶的口中得知，在几年前，乐天厂的效益很不错，最高峰时全厂有员工800多人，那时既做出口又做内销，在业内名气比较大，生意也相当红火。
那时老板娘在台湾，老板一个人在东莞管理工厂。刚到东莞时，他一门心思放在生意上，兢兢业业地管理工厂，开业之初，他可吃了不少苦。
那时他很少去那些娱乐场所消遣，更别提有什么养小三，包二奶等伤风败俗的举动了。最初几年，于公于私来说，黄总所做的一切堪称问心无愧。
在他的辛苦经营下，他的电子厂像滚雪球一般，生意发展得一路高歌。工厂每年的销售额直线上升，规模也从成立之初的几十人迅速发展成为六，七百人的大工厂。
生产规模扩大后，为了便于有效管理好工厂，老板先后从台湾请来了几位经理到东莞协助他。
据说最多的时候全厂有五位台湾经理，各个重要的部门，如：制造，品管，采购，业务，工程各有一位台湾经理。
那几年这种管理模式在一些台资厂很普遍，台湾老板大多不信任大陆人，他们情愿花高价从台湾聘请人员来大陆管理工厂，也不愿意多花一点钱请大陆人管理。
台湾人的工资比大陆人要高出很多，一般情况下，一个台湾管理干部的工资抵得上十几个大陆人的工资。
除此之外，黄总还要给他们报销来往的机票，给他们安排高档宿舍，额外聘请厨师给他们做饭，等。可以说，他花在五个台湾经理身上的费用，加起来比办公室所有人员的工资总和还要多。
即便如此，那些台湾老板就是喜欢聘台湾人，他们都不愿意请大陆人，究竟原因旁人都心知肚明，在此就不过多描述了。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东莞用工行情的改变，有些台湾老板的用人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开始聘用大陆人在工厂担任重要职位，在东莞并不缺乏懂技术，懂管理的大陆优秀人才，如果有老板愿意聘请他们，可以说比台湾人还是有优势。
最明显的差别就是，除了工资低很多外，他们的责任心都很强，毕竟出来打工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如果遇上一个投缘的老板，谁不想一心一意为老板效力呢？
遗憾的是，出于某些偏见，那些老板都喜欢戴有色眼镜来看待大陆和台湾的管理人员。
当然，对于老板来说，思想观念固然难改变，追求利益最大化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那几年黄总对工作尽心尽责，对家庭也很关心。由于证件的原因，他隔三个月就要回一次台湾，每次回家都会给妻儿带很多礼物。
那时他的太太在台湾操持家务之余，顺便照顾两个小孩的日常生活，一家人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如果黄总一直安分守己，踏实本分地经营工厂，不用说，他的生意肯定会越做越大。说不定他也能成为东莞台商协会的重要成员，有机会出席一些重要的会议，或接受电视采访，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东莞台商。
遗憾的是，他的生意做大后，在身边环境的影响下，他也染上了很多有钱男人的恶习，那就是玩女人。
那些与他有生意合作的老板都是台湾人，他们大多在东莞开工厂，或者在一些工厂担任经理，副理等职务，月薪至少都有几万块。
尽管他们称不上是有钱人，不过在那个年代，普通打工妹的工资还不到一千元，在她们看来，那些什么“经理”“副理”“老总”之类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身家雄厚”的老板。
正因为如此，那些所谓的“有钱男人”，就成了某些指望通过不劳而获，去追求物质享受，且好逸恶劳的打工妹倾慕的对象，他们无疑成了她们眼中的摇钱树。
俗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黄总起初倒是很自律，不过随着生意的扩大，他的腰包鼓起来后心态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眼看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养小三，包二奶，他也动了这个念头。在私欲的驱使下，他顺利地包养了一位年轻的打工妹，并很快沉溺于奢糜腐朽的*生活中不能自拔。随着他的放纵，他的家庭和生意也随之发生了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