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让这些押送漕运的人录下口供，每样四份，然后打发他们持着自己和同僚的口供返回各自的驻地。多出来的一份邓名派人送去重庆，在给高明瞻一伙儿人吃红的同时，也向他们证明此次劫持漕运并非邓名毁约，而是押送漕运的官兵监守自盗，明军为了不被栽赃不得不进行自卫。
把这些清军军官遣散后，邓名再次召集川军的军官商量下一步对策。如果邓名能约束住部队不去劫漕船，那自然没有任何问题；可既然大家已经动手了，把粮食和银子都拿到了手里，邓名也就没法还回去了，不然，不但党守素和王光兴以及他们的手下会觉得邓名是白痴，李来亨和刘体纯也未必愿意，就是川军官兵也会不满——这可是上千万两的白银和几百万石粮食啊。
“我们为什么要打下瓜州？”在上尉以上的军官大会上，邓名再次向众人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当帝国军队闯进一个人的家里，要把看见的人打断了两条腿，然后再问他是不是强盗。如果不是，为什么他要挡在屋里，不让我们进去。”不少军官脱口而出，现在邓名那几句话已经传播开了：“先动手，后提问。”
“等等，我是这么说的吗？”虽然乍一听差不多，但邓名发觉他的话好像遭到了篡改，他说的是回到自己的家里，而不是闯进别人家里。
“提督就是这么说的。”帝国军官们异口同声地答道，所有人脸上都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好吧。”邓名也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那你们认为帝国军队为什么要立这个规矩呢？”
穆谭举起手，早在邓名做出处理后，他就思考了其中的原因：“当我军发现可疑情况时，唯一正确的反应就是反击，而不是思考我们是不是误会了，否则就可能遭到突袭，导致我军处于不利境地。而如果提督处罚、或是是没有赞扬武少校和姜少校的反应，那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时，军官就可能陷入犹豫，担心又是一场误会——即使前面一百次都是误会，下一次遇到突然的情况还是应该先开枪后提问，否则就是对帝国军队不负责。”
“说得很好。”邓名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正像穆谭说的一样，既然冲突已经爆发了，那邓名就要支持部下把这仗彻底打赢了：“漕船已经不可能还回去了，那干脆就打到底，把林启龙彻底打服；如果半途而废，那就是请求清军宽恕我们的误会，而现在则是清军制造了误会，我们宽恕了他们。”
不过既然漕运断绝，就说明周培公对邓名的围剿已经宣告失败，东南的情况即将失控，山东的清军不太可能坐视。
“清军渡过长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如果让他们沿着运河进入扬州周围，他们就可以洗劫北岸，在把江北都抢光前，清军不会因为补给问题而退兵。而我们则要保卫长江——保卫蒋国柱的领地！我军会被牵制在江南，还不敢说蒋国柱、张朝会不会在我们与江北清军对峙的时候背后捅我们一刀。”邓名感觉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原计划沿着运河北上淮安，御清军于境外，不让清军进入富饶地区。
“但这是用我们的兵马保卫蒋国柱的领地，”赵天霸认为明军并不畏惧这样一场战斗，以川军的现有实力，可以与山东的清军中央部队正面抗衡，但他感觉这是为东南督抚们火中取栗：“没有长江阻隔，战斗肯定会激烈，如果我们损失很大的话，东南这几个督抚又会生出别样的心思。”
邓名承认赵天霸说的有理，眼下的情况让他有一种熟悉感，军官会议讨论了半天，一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散会后，邓名才意识到，他面对的情况和巩焴叙述的李自成进京的情况似乎有些相似。东南督抚就是首鼠两端的降军，而明军扮演的角色类似当年的顺军：不战而退可能会导致威信受到严重下挫，担心东南会重新倒向清廷；而如果和清军进行主力交战，又担心嫡系损失惨重，控制不住这些督抚。
“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又有个吴三桂一样的人物，”邓名苦思再三，也拿不出特别好的办法来，他很希望能够驱使东南地方部队去和满清的中央部队交战，而明军能够作为观战的第三方。不过首先是东南方面未必肯公开倒戈，其次就算蒋国柱、梁化凤派兵助战，邓名也担心重蹈李自成在山海关的覆辙：“怎么才能让这些督抚真心实意地全力阻止清廷中央部队进入东南呢？”
明军主力从镇江移师瓜州，同时邓名传檄四方，向江北官府和缙绅说明来意，让他们不必紧张。
看到邓名的檄文后，李来亨皱眉想了想，其中有一段称劫夺漕运并非明军本意，只是因为清军监守自盗所以才不得不出手，称这事处理稳妥后明军就走，让心向明朝的义士不要忙着起义。虽然邓名说的是事实，不过李来亨感到似乎有哪里不太对：“好像我们这仗打得有点别扭。”
“虎帅刚刚有这种感觉吗？”党守素大叫一声。此番出兵后，他就觉得没有不别扭的地方，完全颠覆了他对战争的理解。
“嗯，确实才反应过来。”李来亨大笑起来：“和提督合作的次数多了，已经对反常的事习以为常了，你别着急，几年后你也会见怪不怪了。”
……
邓名的檄文被抄送到山东后，杰书看了一半就投掷于地：“这种挑拨离间未免也太拙劣了，他以为我们会信吗？”
漕运被明军劫夺了，但明军檄文里还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模样，好像他们是逼不得已。李国英捡起来仔细看了一遍，和邓名做了几年邻居后，他倒觉得邓名未必是在撒谎，如果这檄文上是邓名的真心话的话，那东南的情况似乎比他想象得还要复杂。
听说此事后，遏必隆也赶来杰书营中，和康亲王一样，遏必隆完全看不懂邓名在说什么。努力看了好几次都宣告失败，理解不了对方想表达的意思，辅政大臣终于也和康亲王一样勃然大怒：“这么前言不搭后语的檄文，邓贼势必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见康亲王和辅政大臣都认为邓名的檄文无法理解，李国英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现在江南的局面明显已经失控，几乎没用多少时间，杰书和遏必隆就做出决定，立刻集结主力向扬州方向进发。如果邓名尝试围攻南京的话，那他势必要收缩兵力在南京城周围，这样清军就可能在漫长的江道上找到一个地点，渡过天堑支援南京。
而北京在收到转送的檄文和漕运被截断的报告后，同样对邓名的声明感到莫名其妙——明军千方百计维持清廷的漕运，这么荒唐的事情连三岁小孩都欺骗不了吧？
但南京看到檄文后的反应和北京却完全不同。听说瓜州发生战斗后，蒋国柱和梁化凤首先是不信，很难想象邓名会主动违反和大伙儿的协议。早在檄文传到山东之前，邓名的通报就送到了南京，前后脚回来的还有一脸丧气的南京漕运押送官。看过手下带回来的几份口供后，蒋国柱对梁化凤点点头：“果然不出本官所料，瓜州事变保国公也是迫不得已。”
消息传到南昌、武昌时，张长庚和张朝的反应和蒋国柱差不多，都觉得邓名确实有不得已之处。
这三处的漕运押送官都说他们劫点漕银是为了孝敬督抚，缓解一下顶头上司的燃眉之急，只是林启龙策划失误，所以才招致明军误会干涉。
不过邓名也不是不通情达理之人，他答应拿出总计一百二十万两的白银给购买债券的人吃红，此次事变的罪魁祸首林启龙就分到了二十万两——漕运总督手下没有什么兵马，没法搞大肆摊派，所以现在债券都还在他手里。虽然银子不是很多，不过总算是看到回头钱了。
最高兴的就是最迟收到消息的重庆，当通报和给他们的红利送到时，高明瞻一伙儿弹冠相庆：“真不愧是邓提督，就是言出必行。”
南京、南昌、武昌三处可不像重庆那样高兴，这三位督抚持有的债券最多，分红也是他们拿得最多，但他们手下的将领或多或少也都能得到点银子，这让他们都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最早收到分红的是蒋国柱，邓名表示漕银已经分了，所以他没法还了，不过若是蒋国柱肯自掏腰包再送一次的话，他可以放第二批漕船安全通过。蒋国柱当然不会当这种冤大头，而且邓名的分配方式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蒋国柱更希望邓名直接把银子给他，由他来负责分配手下。
当然，蒋国柱不敢把邓名分给他手下的银子要回来——邓名给钱，两江总督摊派了债券还要把分红收上去，那江南的军队肯定会离心离德了。不过，听任邓名这样给两江部队发钱，那蒋国柱担心自己的人马会被邓名收买过去了。
“早知道就不把债券当做折钞发下去了。”蒋国柱感觉债券可能成为他堡垒上的空隙，给邓名渗透他军队的机会。不过若是不摊派债券，蒋国柱又感到经济上可能会坚持不住：“嗯，奏销案和明史案我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哭庙案也可以翻案，只是我要小心点，事先和邓名沟通一下。等我捞到这笔钱后，就把债券的摊派停了，不能给保国公提供一个收买我的军队的借口。”
想了一下，蒋国柱决定还是再等等，一旦山东的中央部队南下，邓名肯定要对自己更加客气，这样蒋国柱也不用怕邓名借机敲诈勒索，只要抓住时机达成协议，蒋国柱对邓名的信用还是有信心的。
这次邓名煞费苦心地解释瓜州事变，更让蒋国柱意识到对方对信用极为重视，生怕东南督抚怀疑他主动毁约。
和南京不同，武昌可没有什么文字狱的打算，但张长庚对军队的重视程度不在蒋国柱之下，所以他也陷入两难困境。没有横财可发的张长庚不能不把债券当做折钞发下去，但这样邓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湖广的绿营将领发银子，张长庚如果公开阻止的话，得罪的人就海了去了；如果私下沟通的话，邓名就算答应不发银子了，但只要对湖广绿营透露一下，说这是因为张长庚的要求，那就会让湖广总督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
想了很久张长庚也拿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来，最后只能再次祭出法宝——那就是写信给剿邓总理周培公，责成他替张长庚分忧，在不加剧武昌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堵住这个可以被邓名利用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