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同年八月，委业主员会拟订了一个周围长两英里的跑道圈计划，它的范围大致以现丽华公司西首为起点，越南京东路，沿河南中路向西南，经山东中路到仁济医院左近，折向西，直达西藏中路，向北至现大上海影院一带，转而往东，回进第一跑马厅，穿过中央到达原来起点，将第一跑马厅一分为二。
这样的规划、其实就是划分里头是有花头的，这些门槛精的洋人们打算把跑道圈外多余的土地卖掉，得款用来购买新地，不足之数，再发行新股。
这一计划称作新公园计划，从而区别于原有的公园，同时把第一跑马厅改称为老公园，经股东会同意，由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当即勾结地保，不与中国土地业主协商，亦不按正常永租土地手续，仅征得英国领事许可，就在被占用的土地上张贴谎称已奉当道谕允的布告，说明此地将被占用，随即胁迫业主自往英国领事馆领取地价，自行迁居。
洋人这种强占硬租的海盗行径。理所当然激起了上海滩华人们的反抗，当工程进行到麦都思的住宅前面、在今仁济医院一带，遭到福建兴安会馆的反对，从而掀起了上海滩浪向一波接着一波的抗争风潮。
而为啥要把这种自发性的抗击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民间活动说成风潮呢？原这样的事体在上海滩浪向还没完。
到了阿拉大清国咸丰元年二月、公元一八五一年辰光，就在三月初，在老闸村、英文音译LaouChaVillage附近，英吉利过雇佣的施工队伍又一次遭到了大批华人的强力阻挡，并随即发生示威游行。同时，兴安会
馆董事李仙云呈文上海道台，要求迅向英领事交涉，制止占地筑路。
时任上海道台麟桂，字月舫慑于阿拉上海滩浪向日益高涨的民愤，于咸丰元年五月十九日、公元一八五一年六月十八日知会英吉利国领事阿利国讲，英国商民仅为消遣之故而欲获得此项场地，但我中国人民则雅不愿以祖宗墓地所在供人作此使用，因而此举深为众人所不满，彼等人数众多，一旦因此引起争端，本道实无力防抑。且商约规定，租地只作建屋之用，并无开辟跑马场之条文，倘吾以此违反条约之事强加于民，因而激起大众反抗作乱之心，则是吾对现在危险中之广大商业利益大加损害也。现请阁下将鄙见转知商业社会，说明吾之不能同意，劝请彼等缴还已租土地，并由阁下检掷所得田单，俾便退回原业主。至于已付价款一千八百银元，吾必设法收集，交送阁下，转发出款之人，以保睦谊。
可当公园的股东们看到中国道台要求退款还地的通知后，认为这是对外国人安全与生活权利的侵犯，要求领事认真对待。当时《北华捷报》也发表社评说：“此举实是逐渐剥夺本埠外侨所享自由之先声。吾人必须坚定立场，否则我政府退让一步，中国政府将前进两步。”“我们必须立即坚决抗争。”
大清国咸丰元年六、七月之间（、公元一八五一年七月，上海人民把上海道台永禁筑路的批复刻碑印发，同时还在城厢内外遍贴《大清朝忠臣义士讨万恶夷人檄》。
英吉利国领事抓住这事，发布公告，认为这是一种对外国人的敌性示威，必须立即会同各国领事正式向道台提出交涉，要求即刻消除这些檄文，并采取有效措施处罚那些散播的人。迫使道台压制民众反抗。
这种日益激化的形势，连英国舆论也为之不安。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英吉利国帝都伦敦里厢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责备英国人总不愿入国问俗，以旅游者应具有的
规范约束自己的行动。并且认为全案只是一个金镑、先令和便士的问题，并严厉反对这一新公园计划，要求殖民者的公众需要限制于既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安静又有利于我们的和平，无论如何，英华间的争端不应非必要地予以增加。
由此看来一场普普通通的房地产拆迁的事件演变成了不小的政治风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滩近代房地产官商合一的特征及其具体表现。
当时抗击西方列强的占地筑路的领头人中，有福建兴安会馆董事李仙云，他是小刀会首脑之一。小刀会起事后，他忙于战争，无暇顾及此事，使反抗力量相对减弱。
到了大清国咸丰三年，伊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老城厢，伊洋里厢租界人口激增，地价剧涨，跑马厅股东们就改变原来计划，不顾《租地章程》和道契上的规定。
而这章道契就是六十二号道契上注明此地供公游之所，一八四五年租地章程第九条规定商人如有自租基地不愿居住，全行转租别家，或将本面基地分租与人者其基地租价，只可照原数转租不得格外加增，以免租贩取利，致令华民藉口。
可是洋人们煞费苦心建设起来的第一跑马厅租地不到六年即全部高价卖出，这说明他们根本不顾忌道契和租地章程的规定，乘机将第一跑马厅土地分成十块，于大清国咸丰四年一、二月间、公元一八五四年二月辰光全部卖出。
洋人们获利多少多少现已不详，但根据第一跑马厅北首和南首于一八五四年成立的道契记载：每亩押租分别为一百七十千文、二百一十千文、五百四十千文，对比大清国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已上涨了好几倍。
大清国咸丰四年，第二跑马厅建成，它是一条宽八十英尺的圆形跑道，占地一百八十亩。现在仍可从湖北路、海口路、北海路、西藏中路、六合路、芝罘路和浙江中路弯曲构成的圆弧线中，依稀认出它的位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