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作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此外，《道德经》中还包含了大量对于矛盾关系的研究，肯定了矛盾对立体中对立双方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如，认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如，认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的统一体，“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然而，老子在政治学和方法论上最为主要的贡献则是在于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在西汉初年，该主张被奉为汉王朝的根本治国方略，极大地缓解了百姓生活的压力，促进了战争创伤的愈合，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司马谈在《六家指要》中讲道：“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其实质是：强调君主治理国家时应该遵照“道”的特性，即抛弃已有的成见和桎梏，着力于发现社会发展的趋势，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民众意愿。可见，“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因时因势而为，不是以“无为”为目的，而是依据“道”的特性，以“无为”为手段，达到“事少而功多”的理想效果。随后出现的道家经典《阴符经》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念，提出了著名的“盗机”理论。所谓“盗”，即悄然利用的意思，因不为人知、难于察觉，故称为“盗”；所谓“机”，是指时机、机宜，指天道运化之初萌，人事变动的征兆，皆因隐蔽难察，故谓之“机”。形象地讲，“机”就是“太极图”中阳极转阴、阴极转阳的两个拐点，“盗机”就是要凭借决策者过人的洞察和预判能力，在事物的萌芽阶段（萌是即将出现，芽是小而未觉），运用智能，抓住时机，在常人不知不觉之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借助阴阳更始的力量，乘势而上，攫取利益于将来，达到事少而功多的效果，这也为老子的“无为”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使其实现成为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