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主要记述了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西晋灭吴统一天下”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曹魏、蜀汉、孙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为主线，通过不同人物的塑造和众多历史事件的描述，加入合理的虚构与演义，反映了汉晋之交瞬息万变的社会形势，从而再现了这场“风起云涌、四海鼎沸”的历史变革。在该书的四百多个人物中，作者对于诸葛亮、曹操、关羽的塑造最为成功，影响深远：诸葛亮超凡出世，淡泊名利，算无遗策，用兵如神，具有济世救民、再造太平盛世的凌云壮志，被誉为贤相的化身；曹操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狡诈，是一个极具诈谋权术的投机者和野心家，成为一切邪恶的代表，这与历史上的曹操是有所不同的；关羽神武盖世、义薄云天，战功显赫，被奉为世间武人的楷模。同时，《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众多战争，构思巧妙，手法多样，串联合理，气势恢弘，以赤壁之战的描写最为成功，曹操横槊赋诗、孔明草船借箭、周瑜火烧战船、关羽义释曹操等均已成为经典，至今仍被世人广为传颂。
罗贯中先生在创作这部不朽名著之时，对于历史的描述和人物的塑造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曹操、诸葛亮、周瑜、司马懿等谋略家的事迹将自身的谋略思想阐发出来，正所谓“以史言理”，更直白的说，《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只是表面，而作者自身军事、政治方面的战略、战术思想才是该书的精髓，故而我们断不能将《三国演义》简单地定义为一部历史小说，而应将其看成罗贯中先生的谋略战策集成才更为合适。其实，这个问题不是飞刀第一个看出来的，应该说也是老生常谈了。明末清初之时，满族将领们就将《三国演义》视作兵书对待，清廷假借崇祯之手杀死袁崇焕、招降洪承畴与吴三桂、以为明朝复仇为名进兵北京城等大多效仿《三国演义》中的计策。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南京）后开办军校，当时的教材就是《三国演义》，名将李秀成、陈玉成则是这批学生中的优秀代表。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对《三国演义》也是非常熟悉与喜爱，其一生著书立说、报告演讲，均少不了三国的故事与人物，并将该书誉为一部活的兵法、一部形象的战争史。在五次反围剿时期、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主席都多次创造性地运用了《三国演义》中的军事思想，并获得辉煌的军事成就。
然而，当今很多历史学家和文化名人认为《三国演义》仅是小说家之言，不足为据，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同时又列举了一些演义中不合理的计谋与策略，以非议该书的应用价值。飞刀对于这一类的观点很不赞同：其一，所谓历史，大多是后人根据官方资料进行整理的，受到当时政府的影响很大，记录在册的未必就是事实，并且注书者多为儒士，很难将军事与政治权谋完整科学地记述下来。对于史书的研读，未必真的对谋略与思路能够有很大的提升。其二，《三国演义》的思想价值是具有超越性的，作者“以史言理”，进而阐发自身的战略与战术思想，其思想内涵已大大超越了三国史实本身。是否与史实相符，只是外表，该书的内在精神才是重点。其三，三国爱好者水平不一，一些人对于《三国演义》中的计谋策略理解得比较肤浅，应用不当，使得很多学者蔑视该书，以偏概全，给与了不恰当的评价。
飞刀受家庭影响，自幼喜欢百家典籍，对于兵法韬略略知一二。个人认为谋略的学习与掌握均要以谋略理论为指导，理解故事与史实中的原委真相，从故事与史实中不断体会谋略理论的精髓所在。人们对于谋略的学习，如果只偏重于兵法理论的研读，脱离史实实际，一味咬文嚼字，容易造成纸上谈兵；相反，如果只偏重于策略本身的套用，不明其成功的原因，一味的照猫画虎，亦很难有所作为。《三国演义》以白话为主，故事生动，深入浅出，有利于各层次爱好者开阔思路、了解权谋，故而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案例合集，随着人们对其理解的日趋深入，该书势必将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