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王在位期间，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对内采取“削枝固干”的方略，逐步剥夺亲贵手中大权，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对外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获得了伊阙之战、鄢郢之战和长平之战三场重大战役的胜利，总计斩敌将近百万，重创赵、魏、韩、楚等山东诸强。可以说，昭王末年，秦对山东六国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天下统一的大势已然不可逆转，兼并天下不过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前251年，秦昭襄王嬴则驾崩，急速上升的秦国进入了政权更迭频繁且对外相对平静的时期。秦孝文王、庄襄王先后两位君主在位时间一共不足四年，秦国兼并天下的脚步不由得再次放缓。
在前247年，秦国终于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为雄才大略的皇帝，年仅十三岁的秦王嬴政登基即位。即位之初，因新王年少，国政多由相国吕不韦把持。随着秦王政日渐年长，吕不韦的专权行为虽然有所收敛，但君主与相国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日趋深化而公开。前238年，秦王政铲除??、罢免吕不韦，开始亲理国事。此后，秦王政广揽人才，励精图治，积极准备统一中国的全面战争。李斯、尉缭等协助秦王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策略。秦灭六国的大战略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采纳尉缭“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之计，以重金收买山东诸国的权臣重臣，使各国政治关系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而不能再次形成有效地合纵抗秦，从内部分化瓦解敌国。其二，继承范睢所提出的“远交近攻”之策，确定了“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具体战略步骤，即笼络燕、齐，稳住楚、魏，消灭韩、赵，然后各个击破，统一全国。在这种战略方针指导下，自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国以王翦为主将，先后攻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历时十年，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华夏的统一，结束春秋战国以来长达五百余年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恢复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大一统格局，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秦帝国。
飞刀认为，秦王嬴政能够横扫山东六国，完成华夏一统，成就千古伟业，并非上天的眷顾、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其多层次的主客观原因。
其一，秦人坚忍尚武的性格。人的性格决定其一生的命运，同样民族的性格决定了国家的走势。但民族的性格也不是与生俱来，天生就有的，而是逐步形成不断发展的。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民族亦是如此，秦人在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在其与戎狄的不断战斗中，铸就了尚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兵强于心而不强于力，秦人强于性格而非体魄。在艰苦的战国众多鏖战（特别是鄢郢之战和长平之战）中，秦军能够在并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多次通过持久战最终胜出，秦人强悍坚忍的性格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秦人兼容并包的文化。春秋之际，秦国地处中原文化和戎狄文化的交汇处，特定的地理环境铸就了秦文化兼容并包的鲜明特征，其不仅积极吸收了周朝的宗法制、礼乐制等作为自身主体，而且还在不断与戎族的交往与斗争中，融入了戎族的功利主义因素和君民一体的朴实作风。正是这种开放性的文化，使得秦人从来不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文明，总是能够以开拓者的姿态将各诸侯国各阶层民众的智慧化为己用，为自身注入了无穷的精神动力。
其三，秦国的商鞅法典。商鞅所颁布的新法是一种军政合一的新型国家法律体系，其高明之处在于紧紧抓住了封建国家的两大主题，对内促进农耕，以农为本发展生产；对外发动战争，以战养战拓土开疆。没有强大的农耕，没有充足的军粮作为保证，国家的军事实力是虚浮的，取得一两场战争的胜利是可能的，但要想长期称雄于诸侯是绝对不够的，更不用说统一华夏了。众所周知，军队的战斗力与士兵的积极性是密不可分，新法彻底打破了传统力量的束缚，在秦国建立了一套完成的军事激励体制，使战功成为维系家族荣耀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秦人的作战积极性。而连接“耕”与“战”的纽带就是强大而稳固的法制体系，这就充分地保证了社会的公平。当时，秦人若想在国内取得好的社会地位、赢得世人尊重，只有两个事情可做，一是从军为伍，二是投身农业生产，如此就使得国内最优秀的人才均集中于军、农两个领域，致使秦国核心力量得到最直接的发展，综合国力飞速提升。
其四，秦国的人才机制。自孝公颁发“求贤令”开始，历代秦君都将人才作为治国强国的根本，广泛吸引全天下的英才为秦所用。凡有才之士，无论贵贱，不分华夷，只要谋略有利于秦国的发展与壮大，秦君便委以重任，且用而不疑。当时，山东诸国旧有的世卿世禄制根本无法与秦国的新型人才体制进行竞争，山东六国的人才不断涌入秦国，在秦国历史上响当当的谋臣几乎全部来源于函谷关外，如张仪、范睢、尉缭皆来源于魏，李斯、甘茂则来源于楚、齐。正是这个巨大的人才潮为秦国的兼并战争提供了不竭的谋略来源。
其五，秦君志向高远。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历代君主都将统一华夏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矢志不移。秦国的商鞅法典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君主的治国难度，提高了君主的执政能力与国家的行政能力，使得君主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战略方面的谋划。
其六，秦将智勇双全，秦兵战斗力强。秦国白起、王翦、司马错、蒙恬俱是当世名将，特别是白起更是不世出的将才，其直接指挥了伊阙之战、鄢郢之战和长平之战三场重大战役，斩获无数，重创山东六国，确立了秦国绝对的军事优势。同时，秦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车、骑、步、舟兵种齐全，在“军功爵制”的刺激下，舍生忘死，战斗力强悍，构成了秦国横行天下的军事柱石。
其七，战略得当。“司马错伐蜀”是秦统一中国之前最为重大的战略举措之一，此举刚柔兼济、意味深长，既缓解了同山东六国紧张的局势，又为秦国扩大了版图，充实了国力，更是借巴蜀地利扼制楚国咽喉秦国，在战国迷局中，为秦国谋画出一个非常有利的态势，之后秦国能够凭借长江与汉水的上游优势屡次击败楚国，正是这一战略实际效用的有力见证。随着实力的提升，秦国又采取范睢“远交近攻”的战略，即对距离秦国远的国家，进行拉拢结交，而对距离秦国近的国家，则集中力量去攻击削弱它，对山东六国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兼并，达到“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的效果，为秦国统一天下指明了方向。此外，尉缭“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之策也大大地缓解了秦军正面战场上的压力，配合了秦灭六国的战争。
其八，外交灵活。在战争的同时，秦人也非常重视外交谋略的使用，时而利用“连横”策略，拉拢与国，蚕食天下；时而又利用“合纵”策略，融入三晋，对抗齐、楚。即使出现六国合纵攻秦的情况，也往往采取守势，借时间与利益分化瓦解对手，避免出现单凭一己之力寻衅天下的情况。
其九，山东各国的失误。政治经济方面，山东六国由于固有贵族势力的强大，没能完成深彻的社会变革，民众为国热情不高。战略战术方面，战国前期魏国四面出击、虚耗国力，战国中期齐国穷兵黩武、丧师辱国，三晋诸国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战国末期赵国君臣不睦、临阵换帅，这些都给秦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古语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山东六国挥霍了太多的机会，天下最终就归属了秦国。
总之，秦国统一天下，既是天下大势所趋，亦是数代秦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其中太多的缘由有待我们来梳理，太多的谜团需要我们去琢磨，但这都是先人用铁与血为华夏铸就的赫赫功业，绝非只是一个飘渺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