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丙寅，秦始皇驾崩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太平台）。当时，丞相李斯并不知道皇帝已册立扶苏为太子，鉴于皇上死于宫外而又无储君的局面，既害怕天下人知道真相后发生叛乱，又担心秦始皇的诸多儿子群起而夺皇位，故而封锁了消息，将棺材置于韫辕车内，队伍所经之处，进献食物、百官奏事一切如故。因此，当时除了随行的胡亥、赵高和五六名宠幸之臣知晓始皇已逝外，其余的人均被蒙在鼓里。
赵高觉得时机已到，便带着扣压的遗诏来见胡亥，劝他取代扶苏继承王位。胡亥早就梦想有朝一日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只是碍于忠孝之义而不敢轻举妄动。在听过赵高的一番鼓动之后，胡亥蓄蕴已久的野心陡然萌发，决定与赵高合谋攫取大位。然而，始皇生前赵高虽然得宠，但只是近臣，权利并不是很大，如今他和胡亥的夺位之计若想成功，还必须争取到真正实力派人物的支持。李斯是秦朝开国元老之一，跟随始皇帝多年，协助其统一天下，成就不世之伟业，后又改制政体、建立封建专制统治，深得始皇帝信任，身为丞相、位极人臣，在朝野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赵高看出，只有争取到李斯的支持，篡位之事才有可能成功，为此他也颇费了许多心思。
赵高是个非常攻于心计的人物，了解到李斯本出身楚国布衣，正是因为不堪卑贱穷困，才背井离乡效命于秦国，而今虽然位居三公，享尽荣华富贵，但依然时时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唯恐他日眼前的一切会化为泡影。因此，他决定抓住李斯这个性格弱点发动心理攻势，以“扶苏登基，蒙恬即将得宠，而威胁其丞相之位”作为说辞，游说李斯。经过几番策对，李斯最终没能抵挡住私心作祟，可怜秦朝一代开国名相，竟然沦为赵高与胡亥合谋篡位的工具。
赵高知道自己已然得计，便立刻与李斯合力假托始皇之命，立胡亥为太子；同时，又另外炮制一份诏书送往上郡，以“不忠不孝”的罪名赐扶苏与蒙恬自裁。公子扶苏是一个非常讲求忠孝之义的君子，在接到诏书后，如晴天霹雳、肝胆俱裂，但对诏书本身的真实程度并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没能听从大将蒙恬的劝阻，转而就拔剑自杀。蒙恬见大势已去，却也不肯死得不明不白，力求申辩，使者便将其囚禁在阳周（今陕西子长县北），并将兵权移交给副将王离。
胡亥登基后，一面大肆屠杀秦朝宗室、排除异己，树立自身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一面开始了自己穷奢极欲的淫靡生活。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仪，即位第一年（前209年）的春天，胡亥就仿效始皇帝的排场沿着东线出巡，一直到达海边，又南下会稽，最后由辽东返回。此外，他还大修阿房宫，征召五万名精壮之士屯卫咸阳，并收集天下奇花异草、珍禽奇兽供自己玩乐，以致于“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由此，本就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胡亥渐渐地把朝野大事交给赵高代理，自己不再上朝，一味寻欢作乐，决断之权也就落入赵高的手中。随着权力的扩大，赵高的野心也不断地膨胀，在将蒙恬、蒙毅和李斯处死后，自己终于登上了丞相之位。
自始皇帝临朝以来，为了满足秦国的对外急速扩张，国政已经十分严苛，百姓赋税沉重，怨声四起。而到了胡亥之世，秦政更加变本加厉，且失去了原有的公平，一时间“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沉重的徭役赋税和残酷的苛政刑法已然到了人民无法容忍的地步，政权处在崩溃的边缘。六国的旧贵族们见天下民心浮动、时局不稳，也日夜谋划着复辟他们失去已久的江山。各种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一场反秦的风暴即将开始。
秦国大乱的直接原因就是“二世穷奢极欲、赵高祸乱朝纲”，而导致这一切的却是始皇帝本人。封建王朝，君主集权制政体使得皇帝的身体状况成为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关乎着社稷的气运。而新旧国君权力交接的好坏也是一个封建王朝能否长治久安的主要环节。太子，又称储君，也就是皇帝的法定接班人。古来册立太子，必须及早，并且诏告天下，以防别有用心的人，在皇帝临终前封锁消息造成政局的混乱。始皇帝崇信方士，迷恋长生久视之道，对身后事宜安排不足，在其死后使得秦帝国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颇有贤能的太子扶苏不幸死于政治倾轧，才使得后来赵高乱政，直接导致了秦帝国的覆灭。此外，自古明君讲求“众端参观”，即尽可能地听取更多人的意见，丰富自己的视听，便于作出更为客观的判断，切不可过于相信一两个臣子，将自己的信息渠道封死，久而久之，不仅会造成自己的偏听偏信，而且也容易被专权的信臣所架空，最终成为权臣的政治傀儡。齐桓公幽死禁中、始皇帝身死国亡的悲剧就是鲜明的实例，着实让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