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二年（前205年），为了缓解“成皋-荥阳”一线的军事压力，扭转“彭城之战”后汉军的颓势，刘邦接受了韩信提出的“分兵三万，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对楚实施战略包围的策略，在坚持对楚正面作战的同时，分兵三万给韩信，以名士张耳为辅，命其率军开辟北方战场。进入北方后，韩信果然不负众望，迅速攻灭代国，后又巧设奇计，在井陉口大败赵军主力，阵毙陈余，擒赵王歇。战役之后，韩信为楚汉“成皋-荥阳”前线输送大批的兵员和物资，直接地支持了汉军的正面作战。“井陉之战”的结局被誉为“楚汉战争”的转折点，使得汉军在战略全局上渐获优势，刘邦集团的形势又有了转机。
汉、赵对峙于井陉之时，李左车提出的“深沟高垒、劫其粮道、前后夹击”的策略虽未被赵军主将陈余采纳，却引起了韩信的高度关注，认为李左车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军事人才。决战之后，韩信告诫士卒不得斩杀李左车，有能生制者赏千金。不久，李左车即被汉军擒获，韩信亲自为之松绑，请其面东而坐，自己则执弟子之礼侍之，并向李左车请教攻燕、伐齐之事。经过几番推脱，李左车才为韩信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其认为：汉军涉西河，虏魏王豹，擒夏说于阏与，未足半日击溃赵国二十万大军，斩成安君陈余，名震海内，威及天下，此为汉军的长处；然而由于长途奔进，将士疲惫，难以再度连续用兵，此则汉军之短处。即便强行进兵，疲惫的士卒也未必能形成足够的战斗力，一旦顿兵于燕国城池之下，实情暴露，燕国定不肯臣服，齐国也必固守以图自强。倘若韩信与燕、齐相持不下，那么正面作战的刘邦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汉军“大迂回”的战略构想也就很难实现了。进而，李左车建议韩信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按兵不动，休整士卒，安定赵地，抚恤遗孤，摆出攻打燕国的态势。而后遣辩士游说燕国，把汉军的优势充分展示在燕王面前，迫使燕国屈服。燕降服后，再派辩士以“燕已降汉”说齐，齐王也必从风而服，若此则天下可定，王业可图，此为兵法“先声而后实”之计。韩信听从广武君的计策，派使者前往燕国，燕王臧荼果然随即降服。韩信又请求刘邦立张耳为赵王，镇抚赵国。至此，河北之地皆已平定，不但拓展了刘邦集团的势力范围，而且扩充了汉军的军事实力，为早日形成对楚的战略合围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李左车所讲的“先声而后实”的全胜理论，即孙子在其兵法《谋攻篇》中提出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即通过完美完全的胜利，从而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战略目的，此理论为古今兵家所倡导，亦为历代政治家所推崇。
“不战而屈人之兵”既是境界，又是手段。作为境界，它倡导兵不血刃，击败对手，获得全胜，复国家以安定，还民众以和平。正所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方显其王者本性。作为手段，则指的是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充足的物资保障和强大的战略态势作为基础，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一切非军事手段，辅助必要迅捷的军事打击，通过击垮对手的信心和瓦解敌军的斗志，在避免直接交战或将战争行动降至最低的情况下，迫使敌人屈服，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大的胜利。
孙子在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同时，也提出了与之相配合的四类手段，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谋”，指的是政治、经济、外交一体的综合性手段，包含一切非战争手段。比如，激化对手内部矛盾，外交分化孤立对手，经济制裁和政治诱降等。“伐交”，并不是指外交斗争，外交斗争应归入伐谋的范畴，这里的“交”，不是“外交”的意思，而应作“军阵**”之解，即力争在两军对阵或交战初期，利用战争中的非直接对抗性手段或刀锋般的闪电进攻摧毁对手的要害部位和指挥系统，从气势上压倒对手，使敌人军心动摇，不战自溃或者自行消减。“伐兵”和“攻城”则分别指野战用兵和攻城攻坚，属于战争中的直接对抗性手段。此四者有主有次，但彼此之间又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实战中指挥者应酌情考虑综合运用。
另外，不能把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争取“全胜”仅仅看作大战略范畴，而与战役和战斗无关。《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讲：“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大至国家，小至卒伍，指挥者均应在思想上求全避破，在操作中以破求全，充分注重“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歼灭消残为辅，分化瓦解为主”的作战方针，并以此作为一条主线贯穿战役和战斗的各个层次，统领战争全局。
因此，“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理想与现实、战争与和平、全局性与长远性相结合的战略思想，更是一种超越常规军事斗争的大思路大手段，亦是孙子兵学思想的精髓之所在。但是，在采用该手段之后，分解原有对手，整顿受降军队，防止其死灰复燃也是非常重要的。唐代平定安史之乱之时，只求全胜，而没能除尽罪魁，终酿成唐末藩镇之祸。真是一日纵虎，数世之患，不可不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