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及之前，魏源、洪仁玕、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人就先后提出过立宪，但立宪真正为中国官僚、士绅等广泛关注还是在20世纪初。1901年，原维新派领袖、后来的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便曾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君主立宪制。在吴宸轩出洋考察宪政还没回国的时候，山东商会就在济南发动全省士绅集会倡议“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这次济南四省立宪改良会议后，四省国会请愿代表团迭向资政院和摄政王上书，资政院除代奏请愿外并通过了陈请速开国会专折。在声势浩大的四省请愿运动压力下，十八个督抚、将军、都统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联名奏请立即组织内阁、翌年开设国会。清朝廷震惊之下，于一个月后不得不以诏令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五年，国会开设之前先设责任内阁。当然这个后来被人讥讽为“皇族内阁”的本质是不会变幻的，不过这样也正好是吴宸轩要的效果，让做惯了顺民的士绅们好好看清楚满清的嘴脸，比起革命宣传更能打动他们。
其实在先有拳匪之乱后有八国联军入侵的庚子国变中，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已经受到严重打击。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国内舆论是一致认为，“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要求清政府推行宪政。立宪人士积极奔走，立宪发展为一种全国性思潮。
之前为了消弭革命，拉拢工商士绅，慈禧老佛爷才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才有了戴鸿慈、吴宸轩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等吴宸轩回国，清廷也曾经正式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慈禧光绪去世前，清廷还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工商士绅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当时的江浙商会等各地工商业的大资产者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山东商会因为本身组织紧密的原因，自成体系，根本没有多少人去关心立宪，商会内部实行理事制度，对外而言几乎就是代替山东巡抚衙门的职能，各地官府如果没有商会的允可根本就不敢实行朝廷的各项政令。
去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反而使得东南各省的资本家对君主立宪信心大增。但《宪法大纲》虽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颁布的宪法为蓝本，但它删去了日本宪法中对天皇权力限制的条款。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的第一年，预备立宪也进入第二阶段。载沣监国摄政后，两次重申继续进行预备立宪与立宪作为国策的不可动摇性。暂时取得了国际方面的认同。这一年除新疆外，各省先后宣告成立咨议局，不过政令仍然在朝廷各级官吏手中，谘议局成了官方茶馆，根本就没有办法参政议政。
摄政王载沣还不放心，又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大肆提升载涛、载询等满族亲贵的官职，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耄而好贿。在载沣担任摄政王一年之后，一度对他执政前景相当乐观的西方媒体就改变了判断，同时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吴宸轩回山东任职也成了载沣试图弥合满汉矛盾的一招棋，但是载沣的经验显然不够丰富，放虎归山的后果就是这次四省国会请愿代表团上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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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廷如何办理，山东等四省干脆的宣布了新的政治改良方案，吴宸轩以山东巡抚权知两江剿匪总办大臣的名义宣布各地谘议局成为立法和议政机关，各省府县的政务必须向谘议局报备，涉及民生的政令必须经过谘议局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方可执行，谘议局可以立法约束本级政府，如果政府有违背谘议局的决议则为违法，谘议局可以通过弹劾案，报请吴宸轩解除对方的职务。各地驻军也接到吴宸轩的军令，严禁官吏动用武装力量压制谘议局的言论，相反的是，如果谘议局弹劾官吏通过，则军队要解除对方的职务后礼送出境。
吴宸轩当然知道这些工商士绅会搞出很多奇葩的议案，但是如果不让他们自己去试试如何使用权利这把双刃剑，这个阶级永远都会对着欧美日的政体去臆想，自己碰的头破血流才明白如何能因地制宜的去制定政策，才能学会对不同阶级的利益冲突去寻找妥协和求同存异。掌握了军队的吴宸轩根本不害怕有野心家会篡夺政权来搞倒行逆施，更不畏惧外部的敌对势力的干涉。
这样的谘议局制度已经具备了议会国家的雏形，作为四省谘议局总议长的熊秉三忙的脚不沾地，连光复会的蔡鹤卿和陶焕卿两人也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投身到议会组织工作中，加上孟洛川担任了四省谘议局总纠察长，几位大才总算是把各省和府一级的谘议局搞起来了，而且近乎三分之二的是商会会员或者和商会有联系的开明士绅，剩下两成多的传统文士和大地主代表，市井百姓和乡野村民大多还不关心这些老爷们鼓捣的玩意，所以民主的代表性还是相当有限的。
在工商业方面，山东本来就已经是占去全国的六成份额，鼓励工商的政策比比皆是，山东商会这个超级托拉斯已经占有近乎垄断的地位。虽然山东商会内大大小小的企业集团也有十几个，但是吴宸轩的标准系企业还是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次四省联合，吴宸轩趁机把山东的政策推广到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的卢永祥一宣布投诚，上海也加入进来，不过这时候上海还是江苏的一个府而已。
鲁苏皖浙本来就是商业昌盛之地，现在政策对路，山东商会和江浙商会分别组建的山东工商银行、山东建设银行、江浙实业银行和江浙商业银行组成的四大银行体系提供了绝大多数工商企业的贷款融资服务。山东证券交易所和江浙证券交易所的挂牌，更让游资纷纷投入到股票和期货的交易中，甚至连日本几大财团和英法美德等国的银行也投入到鲁市和苏市的交易中来。不过在引进了停牌和涨跌停制度后的两市，让习惯了狂涨狂跌的西方资本又开始回流，不过相对温和的股市让日本和一些有回避风险的西方资产找到了合适的避风港，加上四省工商业的高速发展，所以鲁苏两市成为了远东地区最重要的股票和期货交易市场。
文化上从吴宸轩任职布政使的时候，山东的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就走在了整个东亚的前列。在蔡鹤卿等人的努力下山东大学、济南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成为国内响当当的名校，也只有北京的美资清华大学堂、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和留在上海的复旦大学能相提并论。随着山东理工迁往沂州、山东财经迁往青岛，济南府才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天下名校居其半”的局面。
基础教育方面，随着山东师范和曲阜师范两所大学的建立，经过了现代教育熏陶的教师资源，让山东的基础教育迅速的覆盖到县城，乡村里面也逐渐把私塾里面插入了新式教学内容。各地的基础教育一般是当地的商会给捐资助学，当然也有的地方商会势力太弱，没有钱支持教育，就只好由济南的几大商家分头负责，好在标准系承担了大部分，剩下的又有孟家、苗家、王家、乐家四大家族承担了起来，其他
商家捐资也主要是作为奖学金使用。山东作为孔孟之乡，本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新式教育能满五年，拿到初级学校毕业*证书，在商会里找个工作不成问题，最不济也可以上全免费的师范预科学校，成绩优秀的进入两所师范就读，一般的两年毕业也都分到各地学校去任教，拿的薪俸不次于县太爷（当然是朝廷公布的标准，没有算灰黑色收入的）。三年的中等教育基本上是家有余财的富裕阶层供养的，收费也不算高，一家里面有一两个在商会工作的伙计就能供养一个孩子上中等学校。中等学校毕业就能算的上知识分子了，何况还有各种商会和企业办的技术短训班，考个什么执业证书之类的，就能成为拿上三四个伙计工钱的职员或技术员。另外中等学校的毕业*证书还是报考各类预科学校的敲门砖，预科学校基本上每个府里面有一所两所，两年时间就能毕业，毕业生全部是商会包分配的，优秀的学生都直接被各个大学直接招生了，其他的学生也可以参加每年一月份的联考，除了考大学，还可以考公费出国生，被官府和商会委派到国外的定点大学深造。枣林军校和标准航校都是招录预科生的大户，经过这些路径的预科生占了绝大多数，其他的预科生也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基本上只要有了预科学历，勤恳工作上三五年，在济南府定居，养活十口八口的家人不成问题。让家庭看到教育改变孩子的未来，让山东的教育已经成为全民的选择。至于商会内部办的职工夜校更是成为青壮年职工的选择，就算是再不成器的工人，也要进夜校学习，如果一个工人没有学历还不进夜校，那么基本上就会被家人和周围的亲朋好友认为是烂泥扶不上墙，怕是整天要遭白眼的干活。
现在山东的经验也被光复会的众人传播到江浙，本来就是人文荟萃、物华天宝的江浙两地对于教育的接受能力也是惊人的。很快江浙两省的教育水平急起直追，与山东的差距不断缩小。安徽虽然地瘠民贫，但是皖北平原的府县也开始推行基础教育，不过预科以上的学校还没有师资力量，只好向山东、江苏等地求援，或者干脆就到山东江苏去求学。因为泰州起义军在李锦和伍师古的带领下本来就和张绍曾关系密切，等吴宸轩一回到山东，主持四省军政，干脆的宣布接受四省剿总司令吴宸轩的招安，成为武翼新军的皖南独立支队。这几年来，皖南和浙西接触较多，两地的教育资源也进行了很好的交流，所以在教育上皖南并不落后于刚刚随着倪嗣冲倒戈而加入四省联盟的皖北。
随着一项项议程的顺利通过，终于到了军务的讨论。代表们也没想到，吴宸轩吴大人竟然把各省封疆大吏当作禁脔的军务都拿到谘议局进行讨论，等谘议局代表听到大会要讨论武翼新军的新一期扩军和军费计划的时候，都是一愣。短短一分钟的冷场之后，是代表们纷纷自发的起立鼓掌。对于这位总办大人尊重谘议局的态度，代表们虽然有点还不熟悉吴宸轩本人，但是从他能把军队和军费都拿到会议上讨论来看，还是很值得大家尊重的。
“大会最后一项议题，武翼新军野战军扩军与后备役建设以及下一年度军费案。下面有请武翼新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段芝泉将军上台宣讲，各位代表请注意，本议题涉及军事机密，请不要记录，内容严禁外传，否则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熊秉三的话语让刚刚还热热闹闹的谘议局瞬间冷却下来，不管大家如何民主，也都明白泄露军机的罪过有多么严重。代表们少有的严谨甚至有些拘束的听取段总参的汇报。
就在四省谘议局第一次联合会议圆满闭幕的时候，一场伟大而壮烈的革命却提前在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上演了，提前执行了满清这所透风撒气的破房子的拆迁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