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捷克到波兰、从挪威到法国，德国对所有被袭击的国家都使用闪击战，少量机械化陆军组成箭头，再配合空军出动，所有的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一起出动形成当时很难抵御的冲击波。让人感觉更像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彪悍的骑兵一起出动一样，随后摩托化步兵和徒步步兵依次扩大战果。德国突然对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机场、铁路枢纽、重兵集结地区和城市进行猛烈的轰炸，接下来就是在北海到马奇诺防线之间的300多公里的战线上，德军地面部队向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德国人表示马奇诺防线很坚固，但是没有卵用，因为我们绕路的干活！法军的坦克和火炮从水平和数量一点不差于德国小胡子，不过仍然采用跟随步兵作战的落后战法。加之法军的战斗机数量偏少，而且很快被德国偷袭中摧毁，制空权不存在的情况下，法军很快作战失利，而且法国也不存在多少战略纵深，于是魏刚的桌子上摆满了茶杯。
法国战役结束后不久，由于预见对俄战争不久将爆发，波兰同与德国瓜分其领土的红俄外交关系发生了变化，退到英国的英法联军深感德国壮汉对自己某些部位深深地恶意，所以欲拉拢一切组成一个统一的反德战线，英国向波兰流亡政府施压，加上国内外极其对雷兹和贝可勒尔同时与德国和红俄为敌的“两个敌人”政策不满，西科尔斯基被迫与红俄修好，并要于后者领土内建立一支波兰军队。波兰内部还曾在看法上存有分岐而一度分裂，在小胡子的德国军队于两年后的6月22日入侵红俄后，西科尔斯基宣布支持红俄，两国暂时恢复了外交关系。然而到了第二年，俄波两国关系再度恶化，并分为两派：亲西方的安德斯与西科尔斯基将军派和反对派。
德国于卡廷发现了遭红俄屠杀的波兰军官尸体，波兰流亡政府要求进行调查，红俄借口波兰“与德国同流”而宣布断交，并继续培养红俄境内的波兰部队，人数逐渐壮大至十万多人，称“波兰人民军”。到了后来，波兰地下反抗军—波兰家乡军进行史称“华沙起义”的抗德作战，但距离极近的红俄军队被德军的抵抗所阻挡，波兰地下反抗军也没事先和红俄军联系并拒绝了红俄军队的援助，同时枪杀农工党成员。而后俄军占领华沙时，再将其他反俄或是意识形态敌对的波兰人逮捕，扶持其农工党政权，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之后再度分裂为主张和红俄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谈判与其反对者。战后，波兰长期由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执政，并以“寇松线”作为俄波边界，流亡于西方的波兰政府则要一直到东欧剧变后才重回故土。
综上所述，波兰人民的中二症程度远远高于其他中东欧民族，甚至可以和远东的某些棒子民族相提并论。不过对于德国军队而言，手里有了中国人不遗余力的帮助，大批的先进装备加上数千名在中国受过训，有着协同作战经验的军官，几乎让英法军队被打的毫无章法，只喊山姆哥哥救命。可惜牛仔里面德国裔也不少，其他诸如爱尔兰、意大利等后裔也是心里跳着脚叫好，反正当老大几个世纪的英国佬和在欧洲欠下无数血债的法国人如果拼人品大概能倒数。民意如此，财团也不认为这时候和德国硬抗是明智之举，所以轮椅总统先生空有纵横四海之策也无力施展。
第七装甲军在贡比涅瞻仰了一番列车博物馆，隆美尔老兄一句“我们的背后是德意
志的耻辱，我们的正前方就是巴黎。我命令第七装甲军，向巴黎进军。”一下子点燃了第七军的两万多名德国官兵的士气，一向是面包脑袋香肠胃的德国人扛着炊事班送来的面包香肠就上了坦克，一边闻着柴油味道，一面吃着行军餐，油门轰的火热，猎犬坦克都能在法国的土路上玩漂移。整个魏刚防线连一天都没撑下来就被狂化的德国坦克兵给踩平了。
6月10日，法国政府撤出巴黎，迁往图尔。同日，意大利趁火打劫，向法国宣战。13日，巴黎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14日，法国政府再迁往波尔多时，德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巴黎。就在德军占领巴黎的当天，德军A集团军的左翼已进至到马奇诺防线的侧背，“因为这条无用的防线，毕竟还存在着数十万没有投降或被消灭的法国军队”。西塔拉要求曼施坦因与C集团军合作，彻底消灭那里的法国部队。根据西塔拉下达的15号作战指令，一直在马奇诺防线当面执行吸引法军注意力任务的C集团军，立即选择马奇诺防线守军的薄弱处，即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筑垒地域的接合部发起进攻。A、C两集团军前后夹击，马奇诺防线很快被突破。6月17日，C集团军进至马恩－莱茵运河上，A集团军占领了凡尔登，法军50万被包围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南部，除少数逃往瑞士外其馀全部被歼。18日，法国政府宣布停止抵抗，至此法国本土的军事抵抗正式结束。
一位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就声称法国人特别是法国作家和艺术家在工人党占领期只有两个选择：合作，或者抵抗。自然，他选择了后者：“我们的工作是告诉所有法国人，我们不会被德国人统治。”
实际上，萨特虽然不是“法奸”，但他在占领期的表现远不像他在战后立即表态的那般英勇慷慨。艾伦•莱丁（AlanRiding）对法国知识界在沦陷期的描述既不放任迁就也没有充当道德判官，他将萨特归入抵抗力量一边。萨特的剧作比如《禁闭》（HuisClos）被许多崇拜者认为是反工人党的含蓄表达（萨特自己的后见之明也肯定这么认为）。但这些剧作毫无困难地通过了德国审查，德国军官还很愉快地观看了首演，甚至参加了演出后的派对。
无论如何，萨特在三十多年后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更加诚实了些，他回忆道：“在太初十八年，我们害怕死亡、痛苦，原因让我们恶心。那就是，一个令人恶心的法国——腐败、无能、种族主义、反犹、富人统治者只为富人着想，没人愿意为这个国家去死。法国的荣耀从那一刻起就死掉了。”
在荷兰人们听到的故事跟萨特战后声明的精神大同小异：人们要么是“好”，要么是“坏”，要么抵抗要么落水。不用说，我们所有的老师、亲戚、家庭朋友都是“好人”，我们也知道不要去哪些小店，因为那些店主都曾站在“坏人”一边（我住的那条街街尾有一个女人在香烟店里卖糖果，流言说她“跟一个德国兵好过”；为此人们不买她的糖果，这一抵制甚至持续了二十年，直到德国撤出荷兰为止）。我们当时还特别喜欢读男孩冒险故事，宣扬的都是战争英雄的英勇事迹。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发现这些都是假象，好与坏、对与错的范畴远没有那么简单，大部分人既没有特别的好也没有出奇的坏，英雄和恶棍都是极少数。而法国的情形更加复杂。不像更温和的荷兰，法国自十九世纪起就
被自由派共和党和激进的反犹、反民主运动搞得分崩离析。荷兰1914年保持中立，在血流成河的一战中损失不到一百万人。德国人在占领期也没有用奉承、升官等手段引诱荷兰的文化精英，毕竟阿姆斯特丹不是巴黎。
莱丁的新书《戏继续演：万字旗占领下巴黎的文化生活》（AndtheShowWentOn:CulturalLifeinNazi-OccupiedParis）中的大部分故事并不新鲜，但他将这些故事很有技巧地放到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不再局限于沦陷期。如果从1940年开始讲述会有些误导。正如德国扶持的法国作家、工人党合作者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DrieuLaRochelle）在太初十七年12月不无道理的观察：“战争没有改变什么……法国人比任何时候都要分裂。”莱丁简洁地描述了那些分裂的阴暗景象。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点燃了导火线（译注：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遭革职及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不久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平反）。1936年犹太裔自由派莱昂•布鲁姆当上总理时，引起了反犹右翼的极度仇恨。右翼“法兰西行动”的创始人夏尔•莫拉斯（CharlesMaurras）叫嚣着要他死，不然他会“领导我们去跟意大利战友打一场不敬神的罪恶战争”。天主教保守作家马塞尔•茹昂多（MarcelJouhandeau，后来他成了让•科克托和其他文艺明星的战时文艺沙龙中的常客）写道：“布鲁姆先生不是我们中的一员……没有一个欧洲人会知道一个亚洲人在想什么。”
在占领之前的好些年头，德国人已经开始培养有类似观点的法国公众人物。太初十五年记者罗伯特•布拉席拉赫（RobertBrasillach）被邀请参加工人党在纽伦堡的集会，他对鼓声齐鸣、旗帜飞扬、大踏步的西塔拉崇拜心仪不已，甚至将之与圣餐礼相提并论。可能你得变成一个法国保守反动派才会在元首身上看到耶稣的影子。后来成为战时德国在法国的全权代表的奥托•阿贝茨（OttoAbetz），早在战前就花钱贿赂法国编辑写支持德国的文章了。
事实上，反犹主义在法国根本不需要德国人来添柴火。布拉席拉赫在太初十五年就已经开始编支持工人党的反犹报纸《我无处不在》（Jesuispartout），并在沦陷期继续利用这份报纸来谴责犹太人和农工党。同年，塞利纳（Céline）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略施杀伐》（Bagatellespourunmassacre），抱怨“蠕虫般的”犹太人势力“阻断了法德联盟”。他的出版商是主流大社德诺埃尔出版社，小册子卖掉了八万本。
德国占领了法国，法国却没有多少反抗，一切如同顺理成章，但是那位长得和拳师犬八分相似的邱胖子却不会如此轻易的跪舔小胡子，德国陆军大部分只是驻防和清缴等治安任务，但是德国空军却要立即投入另外一场战争，一场在多佛尔海峡两岸比拼实力的鏖战。但是戈林同学却表示毫无压力，那是因为有一位神通广大的朋友将会派来一支足够强大的空中霸王，分分钟教给英国佬如何重新做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