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军团在马特鲁暂时休整。匆匆忙忙赶回了雅典，在前线只留下隆美尔支撑战局。
非洲的自然条件的确艰苦。在清晨和黄昏，能见度不受限制，然而白天，热空气闪烁跳跃，发出反光，大大影响了炮手们射击的准确性。在他们周围会出现海市蜃楼般的一大片湖水，然而真正的湖水千百年前就在这块大陆的盆地下面枯竭了，如今只有阿拉伯人为了集存冬天的阵雨而修建的干缩和有毒的蓄水池。
从早到晚，太阳炙烤着士兵们的躯体，使之失去水分，变黑脱皮，热风使他们的嘴唇干裂，头发卷曲，眼睛布满血丝。士兵们的整个神经系统都处在痛苦的折磨中，它使这些意志消沉、孤独无援地在非洲作战的人倍加痛苦。
隆美尔住在一座很小的意大利人修建的活动屋里——这种住房可以抵御夜晚零度以下的寒冷。他把房屋和作战指挥部一起移到托布鲁克前线以南的一个浅凹的石谷里，在那里，日愈令人烦恼的敌机不易发现他。除了睡觉，他的每一分钟都被用来为进攻亚历山大作准备，他甚至无暇给露西写信，而让勤务兵根据他的口述代劳。
隆美尔一直不愿意穿短裤，但是前线的天气太热，最后他还是妥协了。两条腿在那壮实的身躯下叉开站着，脸被非洲的太阳晒起了水泡，他紧握着蔡斯望远镜，凝视着东方。他在捉摸亚历山大的防御阵地是怎样布置的？在什么地方？他把帽子递给身后一个活泼的盎格鲁人，以便太阳能在帕斯派克斯的风镜上闪闪发光，这将成为他的形象中一个十分著名的组成部分。他在梅奇尼的战利品中发现了这副风镜，便把它留下自用了。随后，他返身钻进，自己的指挥车——“猛犸”，接着又驶往另一个制高点。
“猛犸”是施特莱彻送给隆美尔的英国ACV汽车的名字，安德里在马特鲁缴获了三辆这种庞大的运输车。车子的两边印有黑白两色的德国十字符号，标志着物已易其主。几天后，随军记者弗里茨?卢克在一份军人日报里描述过这辆车：“这个装甲盒大得和一辆公共汽车一样，低压大轮胎又大又圆，就象容克飞机的起落架轮子一样，一颗机枪子弹仍旧嵌在车上，四壁没有窗子，漆着蓝灰色的伪装。仅在驾驶员和助手座位处有挡风玻璃，前面有装甲的遮阳板保护。隆美尔的‘猛犸’成了他在埃及的士兵们十分熟悉的一件东西。”
波纳斯营机枪手们所处的困境——离英军前沿只有九百码远——使隆美尔除了发起一次新的进攻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必须尽快地营救他们。夜里，这些士兵被冻得手僵脚木，白天，他们躺在灼人的阳光下一动不动——一点最轻微的动作都会招致一阵步枪子弹。地面硬得无法挖掘散兵坑，防御者似乎隐蔽在某种地堡内。“师部甚至无法告诉我们敌人的阵地在哪里。”机枪营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抱怨道。
遮住月光的阴云迅速地掠过，接着又消失了，只留下一些喉管被割断或被刺刀挑死的士兵。难道防守的敌军就躲在他们的身边？一小时过去了，一大群英军士兵突然在黑暗中出现，嘴里高唱着“到达蒂珀雷里，这是一条遥远的路途。”四十多名德国士兵被砍倒，接着敌人又消失在他们隐蔽的地堡中。事实上，由于情况不明，德国人刚巧穿插进英军第一道地堡防线的中心——这些地堡和地面平行——，新西兰守兵正等天亮把他们统统消灭。
早先他曾告诉隆美尔的作战部长埃勒斯少校：“隆美尔将军阁下或许不愿意听我的这些话，但是作为另一名高级指挥官，我有责任指出：只要英队有那么一点勇气，他们完全可以从要塞里冲出突破口，那样一来，他们就不仅仅是越过我们师的残余部队，而且会俘获非洲军和我的指挥部。那将是德国在利比亚存在的最终结局，也是将军阁下名誉扫地的时刻。请你最好把这一点转告你的将军。”埃勒斯带着这样一个消息回来告诉安德里：“隆美尔指示你转而进行‘进攻防御’，向东侦察前进。”他摇着头走了出来。
飓风式战斗机突然从夕阳中猛扑出来，从超低空用机枪向他的指挥车扫射，在他关上钢甲门之前，他的司机被子弹击中，一名卡车驾驶员和助手被当场击毙，电台车也被摧毁。隆美尔用绷带缠好司机受重伤的头，然后爬到指挥车的驾驶员座上。
元首骂哈尔德的那些话较之隆美尔手下的军官们此时的诅咒要温和得多，因为他们等了很久之后，终于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那里收到了有关亚历山大的详细防御计划。现在他们终于明白自己面临的是什么了。原来，英军士兵在撤退之前，曾沿着这条三十英里长的环形防线设计和修建了一百三十八个互相连接的战术据点。就象防御据点的坦克壕一样，所有通道全用木头覆盖，上面铺一层薄沙作为掩盖，内部还修筑了反坦克炮掩体和机枪壕，并在完工时使这些据点与地面成一水平，以便进攻者一直要到脚踏在上面时方能发现。
另外，防线周围都布有密密麻麻的带刺铁丝网。此外，正如安德里说的：“在历史上你是否可以给我这样一个例子，渗入敌军战线的行动在夜间开始，而第二天清晨是否就能取得胜利？”夜间行动的本身就事先给了敌人一个警告，当总攻击开始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提高警惕。
作为以后进攻用的储备物资每月又需要二万五千吨，空军的给养要九千吨，再加上意大利军队和驻在利比亚的意大利居民所需要的六万三千吨给养，每月的数字惊人地达到十三万六千吨之多。然而，的黎波里、班加西和托布鲁克的设施每月能容纳九万五千吨物资。
这里有的只是污垢和坚硬的岩石，酷热的太阳和数不清的苍蝇。他的士兵生病而且过度疲劳，就连最起码的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挖个洞都不可能。在驼峰荆棘丛中留下的轻微伤痕，甚至几个月都无法痊愈，而手上和腿上的疼痛又不断地折磨着他们。他们的鼻子脱了皮，嘴唇干裂，起了水泡。驻守在埃及马特鲁前线的顽强指挥官安德里上校，是一个荒唐而又装模作样、但同时又很勇敢的人。
他在写给柏林的一封信中说：“胃肠系统紊乱——一种寒颤病——在这里流行，它差不多一月出现一次，使你长时间地感到十分虚弱，最近，我得了这种病三天后，全身感到非常难受，一天竟昏迷了三次。我恢复以后，并未报告自己生病。无论如何，我们所有的非洲勇士，军官和士兵都将高兴地看到离开这里的那一天，我们会说，永远也不再到非洲来了！”
五月的天气如此酷热，甚至隆美尔也只能穿着短衣短裤驱车外出了，如此拘谨、古板的将军也只好做出一次真正的让步
沙漠风暴怪异的暮色以它整个残忍的荒凉景象仿佛在向我们证实，这是一种人类的转瞬即逝的征象。我们伫立在一位军官的坟墓前，隆美尔久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然后转过身离去了。然而在他的眼睛里，我相信，我看到了那种使他激动的东西——那里面有着深沉的悲哀，这是一种向自己的老朋友和战友诀别的悲哀。”
非洲夏季最难挨的时刻到来了。坦克停放在露天里——在沙漠里，坦克是无处隐藏的，烫得简直不敢摸一下。隆美尔命令他的电影摄影师们拍下在坦克上煎鸡蛋的照片，借以引起德国公众的注意。鸡蛋无法煎熟，于是隆美尔燃着乙炔灯使金属板上出现了火焰。他仍然没有丢掉自己过去的那种天才。
五月的前几天，隆美尔经常从托布鲁克进入埃及，道路就开始变成一条陡峭曲折的通往萨卢姆的悬崖坡道。深蓝色的地中海衬托出它那布局松散的码头轮廓。海滨公路的左边，跳入眼帘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白沙和海洋，右边是再次突起的悬崖，陡峭而不规则，高达六百余英尺。这条路一直通往开罗。然而过了萨卢姆几英里，另一条道路岔向右边，把悬崖分割成夹发针形弯道——德国人把它们称为S形曲线。这就是哈勒法亚隘口，由冯?赫尔弗上校指挥的隆美尔的部队于1942年4月底攻占。
在萨卢姆和哈勒法亚，坦克才能轻易地爬过悬崖进入沙漠高原，夺取进入利比亚的通道。萨卢姆前线的重要意义就在此。如果这里失守，隆美尔就很容易遭到来自埃及的英军进攻，从而迫使他放弃包围托布鲁克，退到埃尔卡热拉一线或向更西的方向撤退。按照保罗斯的命令，早在4月他就制定了亚历山大前线的进攻行动计划，并报经李德批准、
5月3日，隆美尔送走元首后，乘指挥车取道这条路去看望赫尔弗和他的部下。他的副官赫尔曼?阿尔丁杰当天记下了一幅非洲军生活的生动图画：
经过萨卢姆(卡普诺)几天的激烈战斗之后，将军今天亲临这一防区巡视并看望他的部下。我们在拂晓时离开他的指挥所，跨过砾石和驼刺灌木丛，走了四十五英里无道可循的沙漠路。指挥车颠颠簸簸地向前行驶，我们就象站在海洋的波峰浪谷上面，不管我们抓得多紧，仍然在车厢里被颠得东倒西歪。将军和我爬上车子的顶篷——上面有三个天窗出口——从那里可以观察外面的一切情况，因为敌人的飞机是个很大的威胁。裹在尘雾中的运输车到处可见，无论白天黑夜，驾驶员们都得从事他们那艰苦而又危险的职业，因为前线还尚未封锁，敌军的装甲车和骚扰部队经常在周围活动。
士兵们立正敬礼，当将军跟他们讲话时，他们都非常高兴。我们到了马特鲁，还得再向东走几英里。道路十分糟糕，路面上的坑洼大得足以吞下半辆汽车。我们到达萨卢姆前线不久，便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随后，将军急于要见那些曾和敌人面对面经过实战的士兵，他必须跟他们谈话，必须直接爬进他们的散兵壕与他们聊天。当这些普通的士兵被允许面对面地和自己的将军谈话，并能向他讲述几天来所经历的浴血奋战时，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浮现着一种真正的快乐。地面是一些坚硬的岩石，无法挖掘，掩体只能用岩石垒成，一块粗帆布伸向掩体外，以便在灼热的太阳下可以有一块遮荫的地方。这也就是士兵们为什么都穿得很少的缘故——通常只穿一点短衣裤。小伙子们被晒得跟黑人一般。就这样，我们从一个阵地走到另一个阵地，看望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观察兵等等。几天来我们所取得的胜利以及防御上的成功，给全体士兵带来了极大的希望。
从马特鲁向东挺进的第一战对隆美尔来说是一场难以应付的战斗。随着战局的危急和好转，他在两三小时内向柏林发了一连串令人心惊肉跳的电报，一会哄骗，一会哀求；一会让人放心，一会儿又在告急；刚刚还在如泣如诉，请求支援，但随着安德里和卡明斯基的援助下恢复了有利的战局，隆美尔又在报道胜利了。
隆美尔的神经质几乎使他的非洲生涯猝然告终。他已经被一片阴云笼罩。因为有关马特鲁伤亡情况的截然不同的信件纷纷到达柏林。冯?勃劳希契元帅5月4日亲自给他发了一份六页纸的电报，要求这位将军今后的报告“慎重一些”，要有“一定的连续性”，当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要喋喋不休。“在突然事件的影响下，你应该避免让自己的报告时而沾沾自喜，时而悲观失望。”勃劳希契这样指示道。隆美尔恼怒地认为总司令的电报是“一种难堪的指责，这种现象完全与我无关”。
他他的主要副官就是三十六岁的阿尔弗雷德?伯尔恩德中尉，一如他的前任卡尔?汉克，他也是纳粹宣传部的高级官员之一。伯尔恩德粗壮结实，一头卷发，皮肤黝黑，有着熊一般笨重的步态，是个生理上畸形的人——一只脚上有六个指头。但他风度翩翩，善于舞文弄墨，四处伸手。他的职务是负责保管隆美尔的日记。在他加入隆美尔部下作为一名党的“政策”之前，就已经是个顽固而又野心勃勃的纳粹狂热分子了。
伯尔恩德的性格急躁直率，仿佛不那样就会怠慢了自己的感情。譬如有一次在4月里，伯尔恩德曾厚颜无耻地笑着劝隆美尔说：“将军阁下，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就不再向前推进！”作为回报，伯尔恩德巧妙地给隆美尔的神话添枝加叶。当有什么不愉快的事要禀告元首的时候，隆美尔便把阿尔弗雷德?伯尔恩德派去，因为他是个勇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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