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为难，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注意到我们这个学院，而且是通过塔卡尔巴巴这么有声望的人推荐的。我把这封信给同事们看，他们都感到高兴。
我马上给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回信，表示只要他们愿意自觉遵守学院的校训，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学院。
这是一家四口。男主人杜达白，他的妻子丹尼朋，他们的女儿拉克斯密，还有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家伙。杜达白曾在孟买当过老师，他们一家人都同意遵守校规，于是他们成为我们学院的新成员。
然而他们的加入却在那些帮助过学院的朋友们中间引起了**。第一个难题就是使用水井的事。房东拥有这个水井的部分管理权。管理水桶的人向我们提出抗议，他认为我们的水桶里滴下来的水会玷污他的水，于是他便咒骂我们，还侮辱杜达白。我吩咐大家不要理会他的咒骂，照旧去打水。他见我们并没有回骂他，自觉惭愧也就不再为难我们了。
更大的问题是对学院所有的资助都中止了。那位曾经担心不可接触者是否能够遵守校规的朋友绝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随着资金援助的中止，还有谣言说有人要组织社会力量来抗议我们接纳不可接触者。对此我们早有准备。我告诉同伴们，尽管我们受到抵制、排斥，还是要坚持下去，绝不能离开阿赫梅达巴。我们宁可搬到不可接触者居住的地区里去，用体力劳动来维持生存，也绝不违背原则。
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有一天，摩干拉尔·甘地告诉我：“我们的基金快没了，无法支持到下个月了。”
我平静地回答：“那我们就搬到不可接触者居住的地区去。”
我已经历过不止一次类似这样的考验了。神灵总是在最后一刻伸出援手。摩干拉尔·甘地向我说明了经济困难的状况后不久，一天早上，有一个小孩来找我，他说外面有一个客人要见我。于是我就出去见他。那个人问道：“我知道你们学院遇到了一些困难，我想给你们提供一点帮助，愿意接受吗？”
“当然，”我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我明天的这个时候会再来，”他说，“你会在这里吗？”
“在”我说道。他便走了。
第二天，那位好心人在约定的时间开车来到学院外面，车喇叭响了，孩子们进来报信。我出去见他。他把13000卢比的钞票交给我，连名字都没说就开车走了。
我从未想到会得到这笔捐款，而且是用这么奇特的方式！这位提供赞助的绅士以前并没有来过学院。我也只见过他一面。没有正式见过，没有事先谈过，然而他竟是送完钱便走了！这对我而言是一次绝无仅有的经历。这一笔钱使我们暂时不必搬到不可接触者居住的地区了。够我们过一年安安稳稳的日子了。
与此同时，学院内部也风波四起。尽管在南非时，不可接触者朋友也常来我家同吃同住，可我的妻子和其他妇女似乎不愿意收容他们来学院里。我很快就觉察到她们虽然没有厌恶丹尼朋，至少也是在冷淡她。我并不在意经济上的困难，但却不能忍受她们对丹尼朋的态度。丹尼朋是一个平凡女子。杜达白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很有见地。我喜欢他的耐心。当然他有时也会发脾气，但是总体来说，我对他的善于忍耐印象很深刻。我恳请他暂时忍受微小的屈辱。他不但同意了，而且劝他的妻子也那么做。
我们接受这个家庭的事实，给大家上了很有价值的一课。一开始我们便向世界宣布：我们反对不可接触制度的存在。这样，那些愿意帮助学院的人先要认同我们的原则，因而处理学院这方面的问题就变得简单得多了。其实赞助学院的人大多是正统的印度教徒，他们愿意帮助学院也许就可以清楚地说明，不可接触制度根基已经动摇了。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也说明了这一点。
很遗憾，由于篇幅有限，我不得不省略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细节，比如关于我们如何处理伴随着主要问题发生的一些微妙的小事情，还有我们如何克服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以及一些与体验真理有关的事情。下一章可能也存在这个缺陷。我不得不省略一些重要的细节，尽管在我看来这些事情对追求真理的人是有价值的。由于文中涉及的大部分人物还健在，所以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就提到他们是不妥当的。事实上，要一一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很难办到的。何况这样做也超出了这本自传的范围。我的愿望是，可能神灵也是想把这本书写到开始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止。
一百三十五废除契约移民
我们暂时得离开从创立开始就经历着内外风暴洗礼的学院的话题了，另一件事情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所谓契约工人，就是根据契约从印度移民去国外做工的人，他们的契约时间约为五年左右。按照1914年《史沫资—甘地》协议，纳塔耳的契约移民的3英镑税废除了，但还是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1916年3月，潘迪特·马丹穆汉·马拉维亚吉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了一个废除契约工人制度的议案。哈定基勋爵在接受这个议案时宣称他已得到“英政府将按预定程序逐渐废除这个制度的诺言”。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头保证，我们应当动员他们立即废除这种制度。印度之所以长期容忍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完全是因为疏忽，大家都认为推翻这个制度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会见了一些政党领袖，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我觉得公众舆论已经完全倒向我这一边。这不是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个很好的题目吗？我对此深信不疑，但不知道从何处入手。
这时候总督已不再隐讳“终会废除”这句话的含义了，他说这是“在合理的时间内有了其他办法再加以废除”的意思。
然而，在1917年2月，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再一次提出立即废除这种制度的议案，却被詹士福勋爵拒绝了。我开始巡游全国，动员大家的时机已到。
我想在动身以前应先去拜会总督。于是我请求谒见，他马上答应了。那时马菲先生（现在的约翰·马菲爵士）是总督的私人秘书，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于是很快得到接见。谈话差强人意，虽然他答应帮忙，但并没有确切的措施。
我的第一站是孟买。杰罕极·贝迪特先生打算以帝国公民协会的名义召开一次会议。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先开会草拟一个决议案，以便在正式的会上提出。史丹尼·李德博士、拉鲁白·萨玛尔达斯先生（现为爵士）、纳罗建先生和贝迪特先生都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是限定政府废除这个制度的最后期限。当时有三种意见：“尽快废除”、“在7月31日以前废除”、“立即废除”。我的主张是限期废除，如果政府没有在期限内废除，我们便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
拉鲁白主张“立即废除”。他认为“立即废除”比“在7月31日以前废除”的期限更短。我觉得人民未必懂得“立即”的意思。如果我们要号召他们参加运动，必须用一个更加明确的说法。人们对“立即”的理解不尽相同——政府有政府的解释，人民又有人民的说法，而“7月31日”就很具体，不会使人产生误会，如果到那天政府还没有答应我们的提议，我们就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了。李德博士赞同我的说法，拉鲁白先生最终也同意了我的说法。于是我们决定将7月31日设为政府宣布废除契约工人制度的最后期限。公众大会上通过了这项决议，不久印度各地的集会也相继通过这项决议。
嘉芝·贝迪特夫人尽心尽力地组织了一个妇女请愿团向总督请愿。团员中有从孟买来的妇女，我还记得塔塔夫人和狄尔莎夫人（现已故）。这个请愿团的作用很大，总督给了她们一个鼓舞人心的答复。
我还去了卡拉奇、加尔各答等地。到处都有集会，人民的热情无比高涨。刚宣传动员的时候，我并未料到会有这样的局面。
那段日子里，我经常一个人旅行，因此有许多奇妙的体验。警察总是尾随着我，但是我一向光明磊落，所以他们也查不出什么，就不来烦扰我了，而我也不曾带给他们什么麻烦。幸而当时没有人叫我“玛哈德玛”，不过认识我的人见到我也总爱这么称呼我。
有一次，在好几个车站上都有侦探找茬，查我的车票，并记下号码。我是有问必答，尽量配合。同车的旅客把我当成“沙陀”或是“法吉尔”（Fakir）[化缘苦修的僧人。
]。他们看见我每到一站都会被骚扰，便替我打抱不平，大骂那些侦探。他们抗议道：“你们为什么总是无缘无故地跟这个可怜的沙陀找茬呢？”他们还对我说：“犯不着给这些流氓看你的车票！”
我温和地对他们说：“给他们看看车票也没有什么麻烦的。这是他们的职责。”乘客们还是不理解，他们越发同情我，并强烈谴责他们这样虐待无辜的人。
其实，侦探们的盘查倒没有什么，真正难过的还是坐三等车旅行。最辛苦的一次经历是从拉合尔到德里。我是要从卡拉奇到加尔各答，中途在拉合尔换车。车上挤满了人，大家都拼命地向上挤，如果门关了的话，就从窗口爬进去。我必须赶去加尔各答参加一个集会，如果我错过这班车，就无法按时赶到那里，可是我怎么都挤不上火车，谁都不愿意帮助我，我快绝望了。这时有一位搬运工看到了我的狼狈样子，他对我说：“给我12个安那，我替你找个座位。”“好的，”我说，“只要你把我弄上车，我一定会给你12个安那。”他便一个车厢接着一个车厢地向旅客们恳求，可是没有人理他。火车快要开了，有个旅客说：“这里没有座位了，不过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就把他推上来，但他只能站着。”“怎样？”搬运工问我。我马上同意了，他便从窗口把我推进去。就这样我终于上车了，而他也赚到了12个安那。
那一夜真不好受。其他乘客好歹还能坐着，我却抓着上铺的链子站了两个钟头。不断有旅客问我：“你为什么不坐着？”我给的解释是我没有位子，但是虽然他们是直着身子舒服地躺在上层卧铺上，看到我站在那里还觉得碍了他们的眼。他们这样一遍一遍地问着我同样的问题，也不觉得烦，而我也没嫌烦，总是温和地回答他们。最后，他们总算消停了。有人问起了我的姓名，我告诉了，他们觉得难为情并向我道歉，并且给我腾出了个位子。就这样我的忍耐得到了回报。我实在累极了，昏沉沉的，感谢神灵在我最需要时又帮助了我。
就这样我迷迷糊糊地到了德里，又从德里坐车到了加尔各答，喀斯巴刹王公是加尔各答集会的主席，他也是东道主。这里的人也和卡拉奇人一样热情高涨。有几个英国人也参加了这次集会。
在7月31日的最后期限之前，政府便宣布废除印度契约移民制度。
在1894年，我就草拟了抗议这个制度的第一份请愿书。从那时起我就希望这种“半奴隶制”——罕德爵士总是这样称呼这一制度——早日终结。
有很多人参加了1894年发动的那场斗争。不过我不能不说，就是那具有潜在力量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加速了这种制度的灭亡。
想要详细了解当年那次斗争的情况以及参加那次斗争的人们的读者，请看一看《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
一百三十六靛青的污渍
三巴朗[印度比哈尔省狄哈专区的一个县。
]是贾纳卡王（KingJanaka）[印度教的传说中兼有圣哲之德的一个国王。
]的国土。现在那里是一片芒果林，但是在1917年以前，那里却到处种满了靛青。照法律规定，三巴朗的佃农每耕种20卡塔（Katha），就要用3卡塔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即“3卡塔”制（刚好等于1英亩）。
必须承认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名，更别提了解那里的地理状况了，对靛青的种植更是一无所知。我曾见过一捆捆的靛青，但是完全没有想到它是由三巴朗成千上万的农民经过千辛万苦种植出来的。
拉兹库玛·苏克拉就是曾遭受到这种欺压的农民。他迫切希望能为成千上万的遭受着同样苦难的人们洗刷掉靛青的污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