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博学多识的堂兄，他现在还健在。那时我问了他很多问题，但他也无法为我解答。他对我说：“等你长大了，你自己会解开这些疑团的。现在小小年纪，没必要想这些问题。”我没话好说，但心中闷闷不乐。在我看来，《摩奴法典》中关于饮食一类的篇章，与日常生活实践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而我问他这个问题，他给我的回复与上次是一样的。于是我暗想：“等到将来读的书多了，见识也多了，我就会明白了。”
当时《摩奴法典》完全没有给予我“非暴力”的信念。《摩奴法典》似乎也支持吃肉的这种做法。而且那时我还认为杀死蛇虫之类是完全合乎道德准则的。我记得自己曾杀死过臭虫和其他类似的虫子，还将其当做自己的责任。
不管怎样，我心中有一个看法是不可动摇的，即道德为一切事物的基石，而真理又为一切道德的本质。追求真理已成为我唯一的目标。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真理的范围在扩大，真理的定义也随之变得更为深广。有一段古遮拉特格言同样令我深深信服。其中那以德报怨的寓意成为我日后做人处世的指导原则，我将其广泛地付诸实践。以下便是我心中最美的几行格言：
予我杯水，报以美食；
给我祝福，回以长揖；
锱铢之贻，万金以抵；
救命大德，赴义舍身。
贤者言行，人所共敬；
善小亦为，其酬十倍。
至圣眼中，无分人我，
以德报怨，其乐无穷。
十一准备赴英留学
我中学毕业于1887年。当时大学入学的统一考试只在阿赫梅达巴和孟买二地举行。由于印度全国都很贫困，卡提亚华的学生大多选择离得较近、花钱较少的地方去应试。我拮据的家境也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去阿赫梅达巴，而且还没人做伴。
家里人希望我中学毕业以后继续读大学。当时，八万纳伽和孟买都有大学，而前者花钱较少，我决定去那里的萨玛尔达斯学院念书。我倒是去了，但遇到的困难太多了。我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更不要提对学习的兴趣了。错不在他们，那个学院的师资是公认一流的，只是我不开窍，第一学期结束后，我便辍学回家了。
马福济·达维是我们家的一个老朋友兼顾问，他是一位机警博学的婆罗门。父亲去世后，他还与我家保持往来。在我放假期间，恰好遇到他来探望我们。他在与母亲和大哥的谈话中，问起了我的学业情况，知道我就读于萨玛尔达斯学院时，便说：“现在时代变了，如果你家的孩子不接受适当的教育的话，恐怕很难继承令尊的事业。既然这个孩子还在读书，你们应当设法使他继承父业。他要拿学士的学位得念上四五年的书，毕业后充其量只能找到一个月薪60卢比的职务，是当不成帝万的。若像我的儿子一样去学法律，花的时间就更长了，而等他毕业那时，一定有很多人在竞争帝万的位置。我觉得你们倒不如把他送去英国留学。我儿子柯华尔朗说，在英国做律师很容易。不出三年他就能回来，费用也不过四五千卢比，想想看，一个从英国回来的律师该有多受欢迎啊！那时用不着他去谋求什么，帝万的职位就会自动送上门来。我强烈建议你们今年就送莫罕达斯去英国留学。柯华尔朗在英国有一些朋友，他会给他的朋友写介绍信，莫罕达斯在那儿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的。”
约希吉——我们总是这样称呼上了年纪的马福济·达维的——转过身来诚恳地问我：“与在这里读书相比，难道你不是更愿意去英国吗？”我当然十分愿意。本来我就担心学校的功课太难，我应付不了，听到这个建议后我再高兴不过了，并说要去，越早越好。但想要很快通过考试，并不那么容易。我甚至还想去国外学医。
大哥否定了我的观点：“父亲反对学医。他说我们毗湿奴信徒不应当解剖尸体。父亲希望你做律师。”
约希吉也赞同大哥的意见：“我倒不像甘地吉那样反对你当医生。我们的《沙斯陀罗》（Shastras）[印度教古代经典的总称。
]并不反对行医。但是你获得医科学位也当不了帝万，而我希望你将来当帝万，或比帝万更好。唯有这样，你才能担负起照顾大家庭的责任。这个时代变化速度快，一日比一日艰难。做律师是条好出路。”他转过头来对母亲说，“我该告辞了。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希望我下次再来时，能听到你们准备让他去英国的消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约希吉走后，我便开始坠入云里雾里的空想了。哥哥的想法很实际：如何为我筹到旅费呢？而且像我这么年纪轻轻的独自出国能让人放心吗？母亲很困扰，她不愿意与我分离。她有了这样一个借口：“你叔叔现在是家中的长辈，我们问问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了，我们再考虑这件事。”
哥哥另有主意，他对我说：“我们家在波尔班达邦还有一定的声望。现在那里的政务官李立先生很敬重父亲和叔叔。请他推荐你由政府出资去英国留学是很可能的。”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于是立即打算动身前往波尔班达。当时还没有火车，坐牛车去要五天才赶得到。我前面说过我的胆子很小，然而那时候我一心想要到英国去，在这种愿望面前，胆怯竟消逝了。我雇了辆牛车坐到度罗基，到了度罗基便改骑骆驼，我生平第一次骑骆驼赶路，为的是可以早一天赶到波尔班达。
终于到了波尔班达，先去问候了我叔叔，然后把一切都告诉他。他仔细地考虑了：“我也不确定你去英国留学与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否有冲突。但就我现在所听到的一切，我感到很怀疑。我见过一些大律师，看不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欧洲人有什么区别。他们对于饮食没有禁忌，嘴上永远叼着雪茄，穿的衣服也像英国人一样丢人。这些都与我们家族的传统背道而驰。不久我就要去朝圣了，而且也活不了几年了。在我大限将至时，怎敢轻易允许你远涉重洋去英国呢？不过我不愿阻拦你。还得看你母亲的意见。如果她允许你去，祝你一路平安！告诉她我不会干预此事。如果你能去，我会祝福你的。”
我对叔叔说：“我对您的期望正是如此，现在我要尽力争取母亲的允许。还有您能不能引荐我去见一见李立先生呢？”
“我怎么能这样做？”叔叔说道，“李立先生是个好人。你可以约他，告诉他你的家世。我想他会见你，甚至还会帮助你的。”
我不知道叔叔为何不肯给我写一封介绍信。我猜他是不愿直截了当地反对我留学英国，可能在他看来，出国是一种不合宗教信仰的做法。
我给李立先生写了一封信，他邀我到他家里见面。我们在上楼梯时碰了面，他简单地说了几句：“等你大学毕业后拿到学士学位时再来找我吧。现在我没法帮助你。”说完这几句话他就匆忙地上楼了。本来我已经精心准备了一番话，见到他时还向他深深弯腰、合掌致敬。但这一切都是白费劲！
于是我想起了妻子的首饰，想到了我最敬重的大哥，他为人极慷慨，而且又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爱我。
从波尔班达回到拉奇科特后，我向家人诉说了一切经历。还与约希吉商量此事，他当然是建议哪怕举债也要去。我则提议变卖我妻子的首饰，大概可以换来两三千卢比。我大哥答应设法去借钱。
然而母亲始终不情愿。她已经详细地向人打听了一番。有人告诉她，年轻人到了英国就会堕落。还有人说英国人是成日吃肉喝酒，离了酒就不能生活。“你知道这一切吗？”母亲问我。我答道：“难道您不信任我吗？我绝不会对你撒谎。我发誓绝不碰这些东西。如果真的这么可怕，约希吉会建议我去吗？”
母亲说：“我可以信任你，但你只身一人去国外，叫我怎么能放心？我的心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问问贝恰吉·史华密的意见。”
贝恰吉·史华密原本属于莫德·班尼亚种姓，但那时已成为耆那教僧侣了。他和约希吉一样也是我们的家庭顾问。就是他帮助我说服了母亲，他说：“我要这孩子郑重地许下三个愿，如果他做得到，就让他去。”他给我见证，我发誓不喝酒、不吃肉、不接触女人。立下这三个誓言，母亲终于允许我出国了。
我就读的那所中学还为我开了一个欢送会。对于当时的拉奇科特年轻人来说，去英国留学的确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我先写好了几句答谢词，但磕磕巴巴地念不出口。还记得当时我站起来致词时，头脑发昏，周身都在颤抖。
带着长辈们的祝福，我便起身前往孟买。这是我第一次从拉奇科特出发去孟买，是哥哥陪着我去的。然而好事多磨，到孟买以后，我又遇到了好多波折。
十二种姓身份被除
在得到母亲的允许和祝福后，我告别了妻子和刚几个月大的孩子，欢欣鼓舞地去孟买了。一到孟买，我哥哥的几个朋友便告诉他，6、7月份印度洋的风浪很大，再加上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他们要我最好等到11月再走。还听人说最近有一艘轮船因遇到风暴而沉没了。这些消息令哥哥感到不安，他不肯冒险让我立马动身，就把我托付给他在孟买的一个朋友照顾，然后回拉奇科特忙他自己的事去了。他将我的旅费交给我的妻兄来保管，并嘱咐一些朋友在我需要时给我帮助。
哥哥走后，我在孟买度日如年，常常梦见自己去英国的情景。
此时，我出国的事在我们本种姓中掀起轩然大波。莫德·班尼亚种姓的人还没有去过英国的，要是我胆敢去，就得为自己辩解。他们召开了一个种姓大会，传我参加，我便去了。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如何突然鼓足勇气去那里的，总之我无所畏惧、毫不迟疑地出席了那次大会。我们的族长塞德，也是我家的远亲，而且与我父亲私交很好，在这个时候却严厉地对我说：“我们种姓一致认为，你去英国极为不妥。我们的宗教禁止远行航海。我们还听说在那里生活一定会损害我们的宗教。饮食方式不得不同欧洲人一样！”
“我倒不觉得去英国留学是违背了我们的宗教。我是为了求学深造。而且我已郑重向母亲发誓，不做你们最害怕的那三件事。我相信我的誓言可以保证我不会出问题的。”我回答他们。
“但是我们要你明白，”族长反驳道，“到了国外，不可能守住我们的宗教习俗。你知道我与你父亲的关系，所以你应当听从我的忠告。”
“我清楚您和我家的关系，”我说道，“而且您是我的长辈。但在这件事上，我无能为力了，我不能改变去英国的决定。先父的朋友兼顾问，是一个博学多识的婆罗门，他赞同我去英国，而母亲和大哥也支持我出国留学。”
“可是你竟敢违抗本种姓的命令？”
“我实在无能为力。我认为种姓的亲族是不应当干预这件事的。”
我的这些话激怒了族长。他严厉地斥责我，但我不动声色。于是，塞德宣布了他的命令：“从即日起，这孩子被本种姓开除了。要是有谁敢帮助他或送他到码头，就必须缴纳1卢比4安那的罚款。”
这个命令于我无碍，我起身向族长告辞。只是不知道哥哥会有怎样的反应。幸好他也很坚定，并写信对我保证：即便族长反对，他还是允许我出国。
这件事让我更急着要走。万一种姓的人对哥哥继续施加压力，又该怎么办？谁能担保不发生意外？就在我发愁时，突然听说有一位来自朱纳卡德的律师受召要去英国执业，9月4日走。我去找哥哥的那些朋友们，他们也都认为我不该错过与这位律师结伴同行的机会。时间匆促，我急忙打电报请示哥哥，他也回电表示同意了。然后，我去向我的妻兄索取旅费，这时他搬出了族长的命令，说他不想因我而失去种姓身份。我只好去找朋友，请他暂借我旅费和零用钱，以后我哥哥会替我还钱。这位好心的朋友不但答应了我的要求，还说了一番话来鼓励我，真的很感激他。拿到钱后，我立刻买了船票，然后收拾行李。还有一个朋友有海上旅行的经验，他替我打点好衣服和其他东西。有些衣服我很喜欢，还有些我一点也不喜欢。比如当时，我很讨厌领带，后来才喜欢戴了。还有一件短马甲穿起来使人显得很轻浮。无论怎样，这些和一心要去英国的愿望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食物也准备得很充足，显得绰绰有余。朋友们帮我订了舱上与那位律师同一房间的床位，还把我引荐给他。那位律师名叫特里安巴克莱·马兹慕达，他上了年纪，饱经世故，而我那时只有十八岁，毫无社会经验。马兹慕达先生告诉我的朋友们不用为我操心。
我终于离开了孟买远航了，那天是9月4日。
十三终于到伦敦了
一路上我都没有晕船。只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流逝，我感到局促不安，连对船上的服务生讲话都觉得难为情。我非常不习惯说英语，可是除了马兹慕达先生以外，二等舱的其他乘客几乎全是英国人。我不敢与他们攀谈，因为当他们跟我讲话时，我几乎听不懂他们说的，有时候即便听懂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得先打好腹稿才敢说出来。此外，我还不会用刀叉，而且点餐时不敢问明菜单上哪些是素菜。因此我一直不敢在餐厅里吃饭，通常会叫餐到房间里吃，送到房间里的菜主要是甜品和水果，不过这些东西我自己也带了。马兹慕达先生就没有任何困难，他与什么人都合得来，常去甲板上自在地闲逛，而我却成日里闷在舱中，等到人少时，才敢走上甲板透透气。马兹慕达先生常常劝导我多和乘客们接触，多和他们攀谈。他告诉我做律师需要口若悬河，还给我讲了许多他的业务经验。他劝我抓住每个可能的机会来说英语，不要怕说错，因为说外语时出错是难免的。然而我还是无法克服自己的羞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