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发言正在进行的过程中，主席团也在商讨解决分歧的办法，领导者之间通过纸条来交流看法，马拉维亚吉想尽方法填平鸿沟，正在那时，捷朗达斯递给我一份修正案，他希望我设法避免代表们陷于分裂，我也正有此意，马拉维亚吉也拜托各方不要分裂，我告诉他我愿意接受捷朗达斯的修正案。接着罗卡曼尼亚也看了这个修正案，他说：“如果西·勒·达斯同意，我也不会反对。”最终德希班度软化了，他看了比彬·昌德罗·巴尔先生一眼，像是要寻求他的支持。马拉维亚吉满怀希望地抢过了那张修正案，在德希班度还没有肯定地说“行”之前，他就在大会上宣布：“代表同志们，知道这个一定会让你们很高兴，大会已经达成了一致的议案了。”那时的情形实在难以形容，热烈的掌声立刻响彻会场，而代表们原本阴沉的面孔上也立刻露出了快乐的笑容。
修正案的内文用不着说明了。我只是想在这里叙述一下这个议案是怎么通过的。
这次的妥协使我的责任变得更大了。
一百六十二国大党的入党礼
我一直觉得我真正开始介入国大党的政治活动是从参加国民大会党的这次阿姆里察会议开始的。尽管过去几届的年会我也出席了，但那不过出于我对国大党的忠心罢了。在那种情况下，除了私人事务之外，我没有什么工作要做，而且自己也不想做更多的工作。
我在阿姆里察大会上的表现，证明了也许我有一点能力做一些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对国大党很有帮助。看的出来，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潘迪特·莫迪拉尔等领导者们对我在旁遮普的调查工作很满意。他们常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非正式集会，我发现提案委员会上的很多议案都是在这些集会上讨论所得的。只有那些深得领导者信任或是为领导者所需要的人，才能获得参加这种集会的邀请，有时也有一些不相干的人获邀参加。
第二年，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两件事的动态进展，一是为纪念“嘉里安瓦拉花园惨案”一周年，国民大会党想要修建一座纪念堂，这个提议得到热烈的支持。但必须募集到五十万卢比以上的基金才能做成此事。马拉维亚吉在为公众事业筹措善款这一领域享有“群丐之王”的声誉。但是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与他差不了多少。在南非时我就发现了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马拉维亚吉擅长向印度的王公贵族们募集大笔款项，而我也觉得向王公们募捐善款来修建纪念堂不是难事。正像我预料中的，募捐主要由我来负责。慷慨的孟买市民踊跃地捐献了一大笔钱，而修建完纪念堂后银行里至今还有一笔可观的余款，然而人们又开始为纪念堂的选址问题争论不休了，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不但不能友善地交流，还公开地互相攻击，以致在如何应用这一笔基金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
我的另一个优势是起草文件。国大党的领导者们发现了我有简练的文字表达能力，而这是我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国大党当时的党章是戈克利的遗作。戈克利拟定了一些规章作为国大党这个庞大的机构运行的基础，他还曾告诉我这些规章初创时的有趣的历史。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国大党的事务也越来越繁重，大家都觉得这些规章已经不合时宜了，需要修订。每年都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时国大党在闭会期间并没有常设机构来处理日常工作或是应对突发事件。规章规定有三个书记处理闭会期间的事务，但是实际上只有一个书记在做这件事，他还不是专职干部。只靠他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如何能够处理国大党的工作和考虑未来的计划，或是落实上届大会规定的今年的任务呢？因此那一年大家都发觉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国大党大会是一个极为臃肿的组织，不方便讨论公众事务。而且大会毫不限制代表人数，对于参加会议的各省人数也没有明确规定。大家都想尽快改革这么混乱的状况，最后大会决定由我来负责修订党章，我同意了。我提议让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参与修订党章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很大。但显然他们没有时间亲自参与，于是我建议应有两个与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享有同等声望的人与我一齐起草新党章，同时委员会的委员不可超过三人。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接受了这个建议，他们推荐了科尔卡和埃·比·森先生。我们三人组成的党章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议，但是我们依靠书信互相商讨，最后交出了一份被大家一致通过的报告书。我觉得新党章有一些值得自豪之处。我想既然我们能够圆满地修订这个党章，实现自治也就指日可待了。就是出于这种责任感，我觉得自己已经真正参与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
一百六十三土布运动的诞生
1908年我曾在《印度自治》一书中将织布机或纺车比为救治印度日益增长的贫困的灵丹妙药，那时我并没有见过那两样东西。在那本书里，我以为只要可以让印度群众摆脱贫困，在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也就可以实现自治。直到1915年我从南非回国时，也没有真正见过织布机和纺车。自打非暴力不合作学院在沙巴玛第成立以后，我们弄来几部织布机，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我们这些人不是自由职业者就是做生意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手工艺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手艺人来教我们，后来从巴兰埔找到一位手工艺人，可他并没有把全部的手艺都传授给我们。然而摩干拉尔·甘地不太甘心，他凭借自己在机械方面的天才，不久后便精通了这门手艺，还教会了很多学院里的人。
我们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决定不再用纺织厂生产的细布，学院所有人都要穿印度纱织出来的粗布，我们通过实践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也通过与纺织工人直接的接触，了解到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包括产量的限度、采购棉纱的困难以及受人欺诈导致债务日增的情况。当时我们没有条件生产出所需的布匹，于是只好向织布的手艺人购买一部分布匹，从布商或织布人本人那里很难买到印度的纺织厂生产的现成布。印度的纺织厂并不生产细纱，因此工人织布用的细纱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即便到今天，印度纺纱厂生产的细纱也非常有限，根本纺不出来最高级的细纱。我们煞费苦心地最后才说服了几个织布工人为我们纺织本国棉纱，条件是学院会包购他们生产的所有棉纱。我们就用棉纱织出来的土布做衣服，并广为宣传，于是我们自己倒自愿成了印度纺纱厂的代理人了。这又让我们与纺纱厂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并使我们了解到他们的经营情况和遇到的困难。我们知道纺纱厂的目标是用他们纺出来的棉纱织的布越多越好，他们并不愿意与土布纺织工人签合同，那样做只是迫不得已的、临时的。我们也知道，除非自己学会纺纱织布，否则一直依赖纺织厂对印度也没什么好处。
我们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我们既没有纺车，也找不到技术熟练的纺纱工人来教我们。尽管我们学院里有几个纺棉纱的轮子和线轴，可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些东西也可以当做纺车用。有一天卡里达斯·贾维礼找到了一位精通纺纱的妇女，还说服她为我们展示一下纺纱的手艺。我们特意派了学院里一位擅长学习新事物的人去观看，然而这个人什么都没有学到，无功而返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不耐烦了。每逢有人前来学院参观，我都向他打听关于纺织技术的问题。然而只有妇女才懂得这门技术，而且差不多失传了，如果真有人掌握这门技术的话，也只有少数妇女可能知道这样的手工艺人在哪里。
1917年，几个古遮拉特朋友拉我去主持布罗亚赤教育会议。我在那里结识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妇人，她叫甘嘉朋·马兹蒙妲。她是寡妇，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她的事业心很强，胆量和常识也胜过一般受过教育的女性，她已破除了陈腐的不可接触制度，无所畏惧地在为被压迫的阶级服务。她能够自食其力，对生活的要求也很简单。她善于骑马，尽管饱经风霜，但始终独来独往，不需要别人陪护接送。在戈德罗会议上我对她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对她倾吐了我在纺车这个问题上的担忧，她表示会全力帮助我们搜寻，一定要找到一个纺车，她的话让我如释重负。
一百六十四终于找到了！
甘嘉朋访遍了古遮拉特地区，终于在巴洛达邦的维迦埔找到了纺车。那儿的很多人家都有纺车，但是大多数人家都把这些纺车当做废材，束之高阁。她们表示，只要有人定期供给她们纺织用的棉条，并购买她们纺出来的棉纱，她们愿意重拾纺纱业。甘嘉朋告诉了我这个可喜的消息，然而供给棉条是件难事，我把此事告诉了乌玛尔·苏巴尼，他当即让他的纺织厂给我们供应足够的棉条，于是我们的困难解决了。我把乌玛尔·苏巴尼供给的棉条送到甘嘉朋那里，不久就生产出了大批棉纱，产量之大让我们难以应付。
乌玛尔·苏巴尼先生对我们非常慷慨，但不能总是占人家的便宜，总从他那里接受帮助让我们觉得很不安。而且使用纺织厂的棉条似乎是一个根本错误，既然要使用机器生产出来的棉条，为什么不干脆就用机器来纺纱呢？难道古人是靠纺纱厂供给棉条的吗？当时他们没有机器，是怎么造出棉条来的呢？想了这些以后，我就建议甘嘉朋再去找找可以供给棉条的梳棉匠。她果然雇了一个愿意梳棉的梳棉匠，然而他要35卢比的月薪，我答应了，那时我为了生产棉条不惜代价。不久以后她训练了几个青年学会了梳棉的手艺，随后我找到孟买的亚斯望普拉萨德·德赛先生，希望他能够供给我们棉花，他马上答应了。从此甘嘉朋的事业意外地红火起来了。她又找来一些手工艺人将在维迦埔纺成的棉纱织成布匹，于是维迦埔的土布就声名远扬了。
当维迦埔的事业正在发展时，学院的纺车也已经迅速地有了一席之地。摩干拉尔·甘地凭借他天生出色的机械才能，成功地改造了纺车，接着非暴力不合作学院便开始制造纺车及其附件了。学院里自己织出来的第一匹布每码标价为17安那。我总是毫不迟疑地向朋友们推荐这些粗布，即便有点贵，他们也愿意出这个价买。
尽管我在孟买生病了，却还能去外面寻找纺车。有一天我碰巧遇见了两位纺织工人。他们每纺1西尔[印度的重量单位，约为2磅。
]棉纱就要价1卢比。当时我还不了解土布的行情，觉得只要能够买到手纺棉纱，价钱再贵也值得。后来我把自己所出的价钱与维迦埔的价钱一比较，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然而他们两位却不愿意减价，因此我就辞掉了他们。不过他们也算做了一件好事，教会了阿望蒂嘉白夫人、尚卡拉尔·班克的寡母罗密白·康达夫人以及瓦苏玛蒂朋夫人纺纱的技术。从此我的房间里就响起了纺车的辘辘之声，毫不夸张地说，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我身体能那么快就恢复，纺车的声音实在功不可没，我承认心理上的作用大于生理上的效果。这足以表明心理对生理的作用有多么大了。那时我也学会了纺纱，不过纺得不多。
在孟买又发生了供应手工棉条的老问题。有一个梳棉工人每天都在列瓦商卡先生的门前震弦而过。我找到他，才知道原来他是弹棉被的。他说自己会梳棉条，可是要价颇高，我还是照付了。我把手工制作的棉纱卖给毗湿奴教派的朋友们，以供他们在“叶卡达希”绝食日做供献的花环之用。希福济先生在孟买开办了一个纺纱训练班。从采购棉花到生产棉条，再到纺纱织布，这是一笔庞大的支出，真要感谢那些热爱祖国的人们，他们对土布运动都非常有信心，愿意为此投入很多钱。我认为这些钱并没有被浪费。我们从这个过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并且发现了推广纺车的可能性。
尽管我们纺纱织布，但还是穿不上土布做的衣服，我快要等不及了。我的“拖蒂”仍然是用印度纺织厂生产的细布做的。产自非暴力不合作学院和维迦埔的粗布都只有30英寸宽，我告诉甘嘉朋，如果她在一个月内不能提供一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蒂”给我，我就只好穿短的土布“拖蒂”了。甘嘉朋大为震动。事实证明她真的很能干，她做到了。不到一个月，她就送来了两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蒂”，使我如愿以偿，全身都穿上了土布衣服。
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拉克希密达斯先生带了纺织工人兰芝先生及其夫人从拉底来到非暴力不合作学院，他们就专门在学院里教大家纺织土布“拖蒂”。这对夫妇为推广土布的运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带动了古遮拉特内外一群人从事手纺棉纱手艺的热潮。兰芝的妻子在织布机旁边织布的情景非常动人。她很像我的姐姐，不识字但是个性沉着。坐在织布机旁边时，她是那么全神贯注，以至于周围的什么动静都很难引起她的注意，要让她的视线离开她心爱的织布机就更难了。
一百六十五一场有益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