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拙诚没有想到国家如此重视自己的言行，还专门成立了机构来进行研究，他更没有想到苏联的移动电话技术竟然是世界领先，这个时候就已经被中国情报人员知道了。
在郭拙诚的记忆中，移动电话好像是从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芬兰的诺奇亚公司、瑞典的爱立信公司发展起来的，无论是模拟移动电话还是数字移动电话，以至于后来的3G，几乎所有的标准都是欧美国家建立的，中国等国家要生产这些设备都要从欧美国家购买标准。怎么会是苏联先一步开发这种技术？
“是我记错了，还是这一世苏联变牛皮了？”郭拙诚心里暗暗地想。
其实，这次确实是郭拙诚自己记错了。
前世并非通信专家的他记得的都是前世普通人都知道的东西，什么1982年欧洲成立了GSM，开始制订泛欧移动通信漫游的标准。什么美国1983年在芝加哥开通AMPS蜂窝系统，等等。
早在1957年苏联工程师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就发明了ЛК-1型移动电话。1958年，他对自己的移动电话做了进一步改进，设备重量从3公斤减轻至500克（含电池重量），外形精简至两个香烟盒大小，也就是跟中国在1990年以后使用的大哥大重量差不多，要知道在1958年的时候这台“手机”里可是没有办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
他制造的这部电话可向城市里的任何地方进行拨打，可接通任意一个固定电话。到60年中期，库普里扬诺维奇的移动电话已能够在200公里范围内有效工作。
库普里扬诺维奇的便携移动电话在当时来说代表了创新和先进的技术。但遗憾的是，没有能够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和推广，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当时便携通话设备的生产成本以及配套网络安装费用太过昂贵。
另外，苏联还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套全自动移动电话通讯系统“阿尔泰”（Алтай）。1959年，性能杰出的“阿尔泰”系统在布鲁塞尔世博会上获得金奖。
只不过那时候不但没有用到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也没有成熟的数字通信技术，加上没有资金建设大量的基站，不但限制了这种手机的性能提高，也不能进行灵活快捷地切换，只能在限度的区域移动。
同时因为欧美国家用大量的资金投入，制订了更符合实际应用的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加上苏联经济困难，技术上越来越受到欧美国家的封锁，他们的移动技术根本推销不出去，更别说赚钱。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以至于苏联的移动电话最后打落尘埃，成就了一个叫马丁·库珀的摩托罗拉工程技术员。1973年，这个叫马丁·库珀的美国人站在曼哈顿街头，用砖块样大小的Dyna-TAC移动通讯设备进行了一次持续半小时的通话，他就成了让移动电话正式进入人们生活的大师、先驱。
“阿尔泰”移动通信系统也并非一直被置之高阁，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前夕，苏联技术人员对它进行了另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升级，系统信息保密功能得到加强，能满足必要的使用环境。由政府出面将这套系统试着应用在党政机关、联合企业和城市服务部门、警察系统等等。
在莫斯科奥运会期间，“阿尔泰”系统更是被频繁使用，并证明了其具有高度的可靠性。近乎所有的赛事报道都是通过“阿尔泰”系统来完成的。
等郭拙诚从这里回去后就找到科技部调阅了苏联移动通信的相关资料，不得不感叹苏联存在太多的天才科学家，更加坚定了他与苏联合作开发移动通信的决心，从而将这一世的移动通信市场搅得乱七八糟，与前世相比，真是面目全非，再也不是欧美通信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了，成了中国独大，俄罗斯和欧美平分秋色的格局。
当然，这是后话，现在的郭拙诚正在认真地跟最高首长谈论着。
这时最高首长问道：“你认为这两个项目可以进行合作吗？”
郭拙诚点了点头，说道：“当然可以，这两个项目都是具有远大前途的项目。成功了，就能为国家创造大量的财富，至少不会被其他国家从我国赚走大量的钱。”
欧美国家利用移动通信技术从中国赚走了多少钱，恐怕没有人能计算得清楚，是数万亿元还是数十万亿美元？而GPS定位系统在中国赚走的钱也不少，GPS赚钱的领域可不仅仅是车辆、船舶的定位和数字地图，也不是仅仅是导弹的制导，还有精密设备、高级网络、通信网络的授时等等。
最高首长又考验似地问道：“我们与苏联进行这几个项目的合作，会不会因此大大提高苏联的国力？会不会因此反过来对中国产生压力，到时候养虎不成反被虎食。对于这一点，你是如何考虑的？”
郭拙诚想了想，说道：“我认为这一点不用担心，最坏的结果是我们是苏联共同享受科研成果，但我国的资金多、销售市场障碍小、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高购买力强，苏联就是拥有技术也不可能赚到我们这么多钱，即使同时进步，我们也比他们进步多、进步大。
其次，我们只要加以提防，他们享受到的好处将更少，甚至完全可以使他们变成为我们做嫁衣。为什么这么说呢？从目前的情况看，苏联崩溃的时间并不会很久。只要我们控制好进度，完全可以在科研成果出来之时就是他们崩溃之日，他们根本享受不到好处就无奈地放弃了，完全变成了我们的。
当然，时间算计这么准确很难，谁也无法保证不出什么意外。但前后相差一年、二年关系也并不大，要知道不说是苏联，就是我国，甚至是欧美国家，科研成果出来之后，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就转变为商用，就想从市场上赚到利润是不可能的，一个新技术要推向市场，首先得花很长的时间和精力来培育市场，要取得客户的认同，绝对不容易。
真算给他们两年时间，也不过是为我们培育了市场而已，他们崩溃了，没有钱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我们可以将他们培育的市场利用起来。移动电话是如此，全球定位系统也是如此。唯一担心的就是他们自己生产几架大型运输机，可这几架运输机并不能提高他们太多的军力，与他们强大的战斗机相比，增加的这点势力微不足道，他们没有这几架大型运输机，一样有其他运输机来代替，我们无需担心。
我们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将三个合作项目分别放在我们中国以及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就行。等苏联一崩溃，这些加盟共和国就不是苏联所能管得了的。我建议将军用大运输机放在乌克兰研制，而移动通信技术和全球定位系统放在我们中国研制。到时候，来到中国进行科研的科学家恐怕我们赶他们回去都不会回去了，呵呵。”
最高首长笑了笑，说道：“移动通信技术的研制能否放在中国我不肯定，但全球定位系统肯定会放在中国，因为中国现在掌握了关键技术，又向太空发射了三个试验卫星，加上原子钟将取得突破，我们已经永远走在苏联的前面，他们想不把研究中心放在中国都不行。
经过你这么一说，我们就不要局限于这三个项目了，可以多开展几个项目，我们出资金出场地，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们苏联的专家到我们国家来。”
郭拙诚高兴地说道：“那就太好了。我们等于是用项目来绑架这些科学家，一个大型项目可以分成几个、十几个分项目，每一个分项目绑架他们一百人，我们就可以绑架他们上万名科学家了。呵呵，这样一来，等于就找到了上万名科学家为我们打工。同时还能为我们中国培养大批的科学家，对提高我国的基础科研、高端科研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听到“绑架”二字，最高首长也乐了，说道：“我们把这件事促成为第二次苏联大规模援华……解放初期那次援华让我们中国具有了自己的工业，特别是具有了自主的工业体系，武器生产体系，对我国的帮助很大。但愿这次的帮助也不小。”
虽然我们媒体一次又一次骂苏联对中国背信弃义，但不可否认苏联在中国建国初期的帮助是巨大的，如果当时没有苏联在技术上的大量援助，我们想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起来几乎不可能。157个大型援助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是新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布局，中国因此向近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即使几十年之后的现在有人去参观那些援建的大企业的话，也会被苏联的大手笔惊叹。简直就是帮中国建起了一个个工业城市。当时苏联是真心帮助中国，很多苏联技术人员是手把手地教刚从地里洗干净泥巴的农民干活，让他们这些农民、甚至是没有地的流浪汉成为熟悉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