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长期执政、长期保持良好的党群关系，这是所有执政党的共同愿望。然而，从各国政党执政的实践来看，执政越久，难度越大，处理不当，各种问题会产生累积性效应，最终导致危机或下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以“一党独大”为特点的执政党相继丧失长期执政地位，发生了结构性剧变。除了苏东共产党解体外，先后有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一批执掌本国政权达几十年的老党大党纷纷下野。这些政党长期把持政权，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没有别的政党能够与其竞争。它们建立起来的“一党独大”的政体曾经在世界政治体制中引人注目，苏共取得的巨大成就、革命制度党实现的墨西哥经济奇迹、印度国大党缔造出的发展中国家最稳定的民主、印尼专业集团主导的东亚发展模式，也一度曾是世人争相称道的政治发展模式。时过境迁，20世纪末这些老党大党执政都达到自己的执政“大限”，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得不接受在野党的角色和身份，失掉昔日风光。它们之中，有的经过重新整合再显活力，如印度国大党在2012年人民院大选中，击败竞争对手，再次上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时隔12年的2012年大选获胜，东山再起。有的政党如日本自民党和印尼专业集团在漫长的转型和嬗变中起起伏伏。有的如苏共只能接受长期下台的境遇。总结和反思这些政党曾经经历过的那段较长时期的执政实践，给后来的执政者们对其执政以及党的建设留下许多思考的空间。
一、“自我膨胀”走向“功能异化”
20世纪末衰落的这些老党大党，在执政实践方面，基本的模式是通过强大的政治权威压力实现国内稳定并领导国家进行建设。这种模式一方面在许多国家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也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建立起了严密封闭的垄断性等级组织体系，缺乏有效监督，进而促成了政党自身利益的膨胀并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走向自我为中心。最后甚至被某一利益集团所控制或堕落为数个利益集团的集合体，不能自拔，严重阻碍了执政党基本功能的履行，这是这些政党衰落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基本根源。
“一党独大”由于先天不足和体制缺陷，几乎都会由“自我膨胀”走向“功能异化”。政党本来是代表人民履行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管理、监督国家活动的政治组织，是群众与公共权力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是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进行表达与整合的有效途径。政党广泛的利益不通过一定组织的代表是无法得到有效表达的。在政党政治的体系中，哪个政党能最大化地履行政党的功能：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它所获得的执政地位就能得到认可，它所掌握的政权才会得到群众最大的认同。在多党制的条件下，群众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沟通可以通过不同的政党来完成，多党竞争的压力能够促使各政党内部形成有效的民意反映机制。执政党如果长期不能很好发挥联系群众与公共权力的桥梁作用，就会被其他能够履行利益表达与整合功能的在野党所替代。多党制的政党体制这种能够进行新陈代谢的特点起到了督促政党履行利益整合与表达功能的作用。但是，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一个政党担负起群众与公共权力之间联系和沟通的几乎全部职责，执政党往往要承担更大份额的义务。执政党若能够承担起联系沟通群众与公共权力的全部任务，那么民主政治的运作是正常的；但是保守、封闭的政党组织结构在一党长期独霸政坛的条件下，由于不存在较强的监督和制约，因而很可能形成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就会使群众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执政党体现，或者只能得到一小部分的体现，这样，其他部分就会寻求别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逐渐会与执政党离心离德。但是，假如一个政党真的把绝大部分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都纳入自己的范围，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来协调这些众多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处理不好，执政党很可能或者因为顾此失彼而面临矛盾，或者因为无法调和各方面的利益而造成党内分裂。这就是造成“老大党”和群众沟通中的两难境地。
在老党大党掌权的国家，执政党既不和其他政党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也不轮流执政。执政党不必特别顾忌反对党别有用心的指责，不用斤斤计较选票的流失，甚至在进行意识形态调整、改变纲领和政策时也不必担心被别的政党抢了旗帜。但是，这类政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在一党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可能使执政党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异化”，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党可以使用行政手段，对群众造成压力，可能导致政党与群众沟通渠道的堵塞等等。所有这些在竞争型政党体制中不太大的问题，在一党优势条件下就都凸现出来了。公共权力天生就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因此当这些老党大党获得公共权力时，仅仅依靠自身的自觉性来保持与公共权力的距离，来防止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来防止党的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来防止执政党因与公共权力结合而断了与群众联系的渠道，来避免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来实现自我约束、自我净化和自我创新，这显然是很难实现的。
二、“一党独大”形成“既得利益”
无论是西方学者的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都认为政党仅仅是一种实现它所代表的集团、群体和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从实践方面看，人们建立政党的初衷也主要是将政党看作是推进、实现共同目标和利益的工具，但是政党一经建立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开始运作后，在一定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下，一些政党往往会产生专属于政党自身而排斥其他任何社会集团、群体或阶级的特殊利益。
政党是由具有相同利益和目标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团体，因此政党的每个成员都有扩大本党利益的倾向。当一党长期把持国家政权，一个稳定的执政群体与国家政权长时间结合，执政党控制的权力机构行政部门将会非常强大并且难以受到有效的外部制约；执政党的组织和执政骨干将会逐渐地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全方位的政治垄断。同时，老党大党为了独占它所控制的各种资源，在政党组织结构方面日益表现出封闭保守。这种政治上和权力方面的垄断就成为内部形形色色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温床，并且出现不断膨胀的趋势。长此以往，执政党逐渐地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蜕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谋取更多利益的工具。任何一种政治系统都因其履行的特定功能而得以生存，当系统无法再履行该功能而又找不到进行自身转变的出路时，这套体系也就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在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之下的这些政党，政党代表和整合社会利益的基本功能由于受到既得利益的侵蚀而发生蜕变，发展下去都出现了腐败盛行、政务废弛、党内纷争的现象。日本自民党因党派分裂而下野，照搬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印度国大党也同样四分五裂。回顾苏联共产党、日本自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以及印尼专业集团等几个党垮台的历程，没有一个不是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侵蚀而引发了政党功能的退化，无法承担起联系公共权力和群众的桥梁作用，最终在群众的选择和政治竞争中被淘汰。苏联时期党政领导人奢侈的生活以及在俄罗斯成立后出现的巨型财阀，为控制日本自民党而由财团组成类似“维新会”的组织，塞迪略统治下的墨西哥军队走私集团，臭名昭著的印尼苏哈托家族，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是得益于执政党长期的庇护而成长起来的社会毒瘤。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旦在长期稳定的社会里滋生出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将极大地增加改革的阻力，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以国大党为例。印度建国初，国大党把实现民族独立、推动印度发展作为本党的基本目标，走一条东西方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实行国有化，建立福利国家。国大党的建国方针反映了当时印度人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国大党成功的领导印度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树立起了强大的威信。因此，国大党在印度建国以后的最初三届大选中占有议会的席位分别是74.5%、74.5%和72.9%。然而，该
党在其执政期间制定的许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政策，如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实施土地改革以及充分就业和消除贫困等政策主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由于印度推行国家主导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诱导、干预和控制，从而使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国家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客观上形成了“权钱交易”的基础，受到国大党庇护的各级官吏却借国有化的机会中饱私囊。国大党后来基本上被以尼赫鲁家族为首的新兴工业企业家和大农场主所控制。到20世纪60年代末，印度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国有化为标志的“中间道路”再也无力推动印度社会发展。然而英·甘地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与正统派的地位却坚持过时的政治主张，拒绝改革。她甚至不惜使用紧急状态的方式来打压主张变革的异己。英·甘地的措施助长了国大党内部的僵化、官僚主义和腐败。1996年，哈瓦拉案曝光后，连一直以来被誉为“像甘地那样的苦行僧式的领导人”的拉奥总理，也因参与了军火走私集团的活动并收受贿赂而下台。群众日益对国大党感到失望，在1998年的大选中，国大党不但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还失去了国会中第一大党的位置。
苏联、日本、印度、墨西哥以及印尼等国家在20世纪一党长期执政期间的政治改革历史表明，它们推出的改革方案无论有多大的决心，多大的力度，在实际操作中只能对原有政党体制修修补补，而难以改革封闭式的政党组织结构，难以从源头上限制和根除既得利益集团。它们始终在寻求以改革摆脱困境与维持现状稳定的两难选择中徘徊，直到有朝一日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
三、“专权与腐败”终致“党将不党”
在20世纪上半叶，广大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取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了维护本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与要求，许多国家后来的这些老党大党高举了实现民族独立的大旗，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政治组织，也是唯一有能力领导本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他们新国家建立的初期，所面对的国内环境十分紧迫，整个国家面临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要求变革的压力；经济发展、社会动员、民族融合、社会福利等等，这些任务同时被提上议事日程。政党要实现所有的这些目标、克服这些困难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要先实现政治局势的稳定。这客观上就要求政党领导并建立起一个“一党独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并得到人民的支持。在印尼，针对社会被党派的纷争所困扰，社会秩序动荡，经济发展裹足不前这些时弊，苏加诺提出了废除政党、建立专业集团的构想。此后，苏哈托将这一政治设想付诸实施，建立了完全垄断国家政权的印尼专业集团。在印度，尼赫鲁1951年迫使197个政党合并缩减的措施也得到了全国的拥护。在日本，自民党顶着美国军事占领的压力，将三权分立的典型美国政体改造成为更有东方色彩的以自民党为核心的“五五体制”。
但是在“一党独大”的体制下，专权与腐败成为这些老党大党难逃的宿命。“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后，首先是“集权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公共权力受政党的控制越来越强，体现政党意志越来越明显。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是政党的工具。政府的行动只有反映了执政党的意志才是合法的，执政党是合法性的根基。政党成为政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通过加入政党而期望在官僚体系做到高位而获得好处的官僚在获得权力之后，为了免于丢失职位、保护小团体的利益就力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党内官僚队伍建立起来，并且越扩越大。它们不但有了自己的目的，而且内部形成了个体对组织的依赖。党内官僚层形成后，领袖便利用它来压制不同意见。与此同时，官僚层内部形成了派别内的忠诚、友谊和价值观。长期的执政经历不但让体制内的强势人物、家族和集团控制了国家的大量经济资源，而且还培养了执政党的特权意识与优越感，这使得它们常常不惜牺牲广泛的需要而提出特定的要求，顾及自身的短期利益而不是群众的长期利益，试图代表广大范围的成员的意识遭到了严重的阻碍。许多公民的利益就这样被忽略了。
以2000年以前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为例，革命制度党职团主义体系建立形成后，成功地排除了考迪略势力对国家政治的干预，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使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了正规化。革命制度党职团主义组织体系保障了墨西哥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确保了工人权利、土地改革、群众教育和民选职务不得连选连任等宪法基本内容。革命制度党在成立的初期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国内各阶级，使它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由于长期执政，革命制度党职团部门日益官僚化、集权化。领导人出于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与既得利益考虑，通常更多地对上负责，而对来自下层普通群众的要求与呼声敷衍塞责。同时，政府与制度党对各职团部门的分化瓦解政策，使得各个职团组织与政府的谈判与对抗能力大大削弱，并且对政府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和工具，不再具备表达与整合群众利益的有效能力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危险的组织离心倾向就已经露出了苗头。由于国家政策向右倾，约3.5万名不满的农民脱离了革命制度党农民部，成立了“独立农民联合会”。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三个职团部门的离心倾向越发严重，墨西哥国家与劳工的关系再度出现非制度化的危险趋势。对于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的种种危机，职团结构由于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中国国民党的兴衰也很好地印证了政党执政兴衰的规律。国民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孙中山领导建立的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更为现名。此时，“愈挫愈奋”的孙中山已经深刻认识到，要保持国民党的革命性，必须输入“新鲜血液”，从而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此过程中，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其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执政党。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全国形式上基本统一，中国国民党成为全国执政党。但是此时，由于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其革命性和先进性已经在逐渐丧失。国民党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一方面清剿共产党和革命力量，一方面压制民主势力和群众呼声。尽管国民政府也领导了正面抗战，但由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继续发动内战，其专制独裁未变、社会性质依旧，最终民心尽失，退守台湾，由全国执政党而为地方执政党。蒋氏父子偏安一隅、痛定思痛，曾经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和进行“土地改革”，并提出了台湾经济建设的总体设想。经过40多年的发展，台湾迅速跻身于“亚洲四小龙”行列。尽管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冷战”不断，但国民党一直坚持“一个中国”。李登辉上台后，提出了所谓的“本土化”和“民主化”，玩弄花样迭出的“台独”政策，造成了国民党的三次大分裂和“宪法”的五次大修订，加之“黑金”问题、政商勾结、精英流失、人心涣散、社会动荡，最终把国民党送上了一条不归路，在2000年和2004年的总统直选中两次败北，丧失了在台湾50年的执政地位，李登辉本人也被撤销了党籍。之后的国民党主席积极推动两岸交流，2005年和2008年连战和吴伯雄分别访问大陆。2008年3月22日，中国国民党马英九、萧万长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副总统，重新回到执政党地位。2009年7月26日，马英九当选新一届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上台伊始就提出，今后一定要将国民党打造成“清廉、勤政、爱民”的政党，实现“完全执政、完全负责”的承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名言，也是中国国民党近百年来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总结和未来启示。
政党的力量在于党员对党的忠诚。但是，当执政党大权在握的情况下，特权和利益驱动会挤压这种忠诚的空间。权力和利益因素挤占的空间越多，起的作用越大，党员对政党的忠诚度越下降。在“
一党独大”的这些例子中，政府要员掌握执政党的高层权力，政党的高层担任政府的行政要职。党政人员上的高度重合使得执政党能够通过政府机构获得源源不断的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所以政党成员热衷于做官，政府官员、企业精英、知识精英热衷于入党，利益寻求权力的庇护，权力攫取利益的回报。执政党和公权的基础就这样被严重侵蚀。
在现实中，常年独占执政党地位的“老大党”，其实力和影响已经渗透了行政、立法和司法领域的各个环节，建立起了“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和国家政权形态，形成了对政府决策的绝对支配权。“老大党”利用自身在议会中的绝对优势以及与负责政策执行的官僚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形成了完全以自身为核心的政策决定过程；从而在事实上架空了依据宪法和法律而存在的制度化的政策制定过程。以1998年以前的印尼为例，印尼的政策决定过程是以专业集团的组织机关为基础展开的。一般来说，政策形成要经历政策提出、审议和决定三个基本过程。形式上，这三个过程主要在行政部门、内阁和议会中进行。但在印尼，每一过程都是以专业集团一定的组织机关为基础展开的，不论政策形成在哪一个过程，印尼专业集团都有相应的组织部门负责指导和操作。由于政权掌握在议会多数党手中，而政党又通过政府行使权力。在印尼，执政党居于权力的核心，它可以用政府的名义向议会提出包括宪法修正案在内的各种法案，这些法案通常都能轻而易举地获得通过。在法律实施方面，专业集团拥有极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在现有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颁布各种政策，推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
“一党独大”为特点的体制下，执政党与政府的界限通常模糊不清，权力究竟是集中于政党机关还是集中于政府机关；是政府机关听命于政党机关还是政党机关听命于政府机关；是政党组织把持了政府部门而变得强大还是政府因执政党的组织渗透而变得更有力量。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政党就很有可能不但支配行政官员，还支配文官体系，甚至支配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这种将党政混为一起的做法客观上为政党控制行政领导权攫取各种利益大开方便之门。由于“老大党”的触角深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它也就把垄断性的“寻租”的利益带到了各个角落，导致腐败的蔓延。因此腐败现象成为始终困扰“老大党”的顽症。日本、印度、墨西哥、印尼等国无不如此。
伴随着权力膨胀，政治上的腐败成为一党集权统治的大敌，逐步侵蚀和瓦解着政党的执政基础。尽管各国的这些老党大党都曾千方百计采取不同的措施试图铲除腐败的根基，但是却带来了新的问题，最终成功者寥寥。印尼的苏哈托在国内的政治统治一向以铁的手腕而著称，当年为了能够使印尼专业集团长久占据执政地位，苏哈托一直以来通过强硬的手段压制各种社会反对力量，以巩固专业集团的执政根基。1971年，苏哈托先是对印尼的政党进行了合并，将原有的9大党派合并为两大党派，而对于共产党及其他较小的政党则索性将其消灭。1975年，“潘查希拉”被确定为印尼唯一的国家意识形态；之后，苏哈托又借助印尼武装部队和印尼公务员协会的力量先后压制了“50人集团”“印尼觉醒会”等专业集团内的不同派别，果断地把东帝汶等地区的分裂势力打压下去。可以说，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苏哈托在他执政的几十年间一直在制造国家恐怖主义。表面上看，分裂的势力在他手中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恰恰是苏哈托的恐怖统治成为印尼后来长期混乱的重要根源。他的政权制造了恐怖，培育了仇恨，这些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爆发并通过暴力方式推翻现有的统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苏哈托家族成为国家经济崩溃的祸首。1998年5月，印尼全国发生了反对苏哈托的暴乱，苏哈托被迫辞职。在他垮台后“透明国际”公布了世界腐败领导人排行榜，排在第一位的是印尼这位前总统和执政党党魁苏哈托，他在职的1967年至1998年间，共挪用公款150亿至350亿美元，而印尼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95美元。由于苏哈托执政期间长期压制不同的政见，因而在社会上没有形成有一定影响和能力的政治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所以，一时间在政权崩溃后出现了巨大的政治权力真空，由此引发了更大的社会混乱。国民党在台湾当政期间，经营了数千亿元新台币的党营事业，由七大控股公司与其转投资的“党资”企业构成，涉及金融、电子、石化、综合、能源、科技、文化媒体、建筑、保险、海外事业等众多领域，财力十分雄厚，被喻为国民党的“金山银库”，在国民党“党国一体”的一党威权统治时代，“党库”与“国库”不分，公私不分，党营事业在岛内与其他财团结盟，夺取商机，内里黑幕重重，管理不力，效率低下，贪污严重，成为国民党党内贪污腐败的祸根。其黑金政治的种种劣迹，引起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也埋下其垮台的祸根。
一些政党在长期执政中感觉到危机四伏的时候，也会推出较新的策略。譬如，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策主张，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并将新的社会力量吸纳整合到执政党的体系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满足社会局部利益的要求，但在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日益做大的情况下，往往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表面统一的政党一旦被权力和利益腐蚀后，已经不是一个建立在共同价值追求上的统一的整体了，而更像一个利益驱使下的“企业集团”，所有的改革都是建立在承认既得利益集团合法性的基础上，需要得到“股东们”的同意，新的社会成员的进入很快成为新的“小股民”或“大股东”。试图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改革家只能把自己推下台。当年，职团结构使墨西哥官方党能够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众性组织。从1929年卡列斯建立国民革命党（革命制度党的前身）以来，墨西哥官方党的组织结构几经调整，不断地将社会中的新兴政治势力吸纳入执政党范围，使得其组织结构持续膨胀。革命制度党的做法造成了执政党内部山头林立，矛盾重重。其中人民部同农民部、工人部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农民部与工人部也有深刻的分歧。军队也一直想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却受到了人民部、农民部和工人部的一致反对，所以军人部几次成立尔后又遭到解散。像革命制度党这样不断地吸纳各种政治社会势力的执政党，实际上是承认并容许了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在党内的存在，并且可以公开地就各自的利益进行讨价还价。墨西哥官方党政策制定是在人民部、农民部、工人部等派别之间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而形成的，使执政党失去独立性而依附于各个既得利益集团、政治腐败猖獗。
由此可见，尽管执政党在最初取得政权的方式千差万别，但是执政党要想长期确保自身的执政地位，就必须获得来自群众的源源不断的支持，执政党就必须想方设法建立一种制度和机制，这种制度和机制能够较好地体现执政党与群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保证群众对政党的控制，保证政党对整个政治体制的控制，保证群众意志和利益得到顺畅表达与整合。这是政党对执政方式探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如果缺乏这样的体制，不管主观上在这方面有多么强烈的愿望，执政党还是无法反映群众的要求，群众对政党的代表性也会产生怀疑，执政党和群众之间就会逐渐产生矛盾、发生冲突。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最终损害到党群关系和执政基础。许多国家老党大党不能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在“一党独大”条件下长期执政，使得自身形成封闭式的政党组织结构，集权与腐败之势蔓延。政治上占有垄断地位，长时间处于一种保守和封闭的状态之中，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特权和利益，久而久之，内部逐渐失去监督的动力和压力，外部难以形成对执政党的有效监督，很容易在党内形成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会愈演愈烈。长此以往，执政党逐渐地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蜕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腐败成风，最终积重难返，党将不党，被群众所抛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