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一直在批判“天价烟”，但是卖到天价的香烟是越来越多了。有需求才会有市场，买这些烟的人，真正自己抽的很少。
2.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送给他人最好的礼物应该是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用、不能扔的东西。比如一座造型别致、具有纪念意义的奖杯，上面刻有对方的名字。
几包烟、几瓶酒、几盒月饼这类能抽掉、喝掉、吃掉、送掉的东西，很有可能在你放下的几秒钟内，主人已经决定了它的去向。
3.送他想要的，却不想说的
没有什么比满足对方所需更能使其对你产生好感的了。所以，你应该把对方想要却舍不得买、想买却不好意思买、想买却找不到地方买的东西送给他作为礼物或者奖励。
比如一张5星级酒店豪华套餐的高档餐券、对方急于寻求却屡被告之售罄的演唱会门票等，既满足了对方的现实需求，又增添了对方的心理满足感。
两好选一好，不如没得选
据说，二战期间，英军在缅甸被日本人围困，国民党政府从云南派兵解救。事后出于答谢，英国给出两个选择，一归还唐摹本《女史箴图》，一赠以潜艇。
当时的国情，自然是选择后者。如今潜艇早已退休，《女史箴图》价值节节攀升，让很多人扼腕叹息。
无论是作为奖励还是要赠予对方礼物，最好不要让接受奖励或礼物的人在多项答案中进行选择。
试想一下，如果是你处于这种二选一或者多选一的奖励当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答案是，很多人会有一种“我放弃了另外一种选择”的感觉，并且为此而患得患失，十分不痛快。
比较经典的反例就是：奖励香港三日游或者现金3000元。所有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的获奖者当中，有相当多的人会在选择时犹豫不决，并且在选择之后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接受另外一个选择。
苦乐皆有适应性
我们常常低估自己的适应性。无论苦乐，我们都能很快适应。
晚明的张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美婢，好娈宠，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然而，这位张岱，豪华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张岱也终于适应了这一切，活了将近90岁。
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彩者（中彩的金额平均为479545美元）与没有中彩的人相比，幸福感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到相应的幸福。也就是说，钱多了，生活幸福水平未必就会提高。
“忆苦思甜”是老办法，过去经常会有忆苦思甜报告会，目的是要让人们对当前的情况感觉满足，就搬出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凄苦的实例进行反衬。
如今，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许多人始终有一种“空虚感”，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前景理论中提到的：我们的参照点在不断提高。
“忆苦思甜”能够使我们不忘记过去的受苦状态，使参照点不至于迅速提高，从而提高我们的幸福感。这也是“忆苦思甜”的原理所在。
好消息应当提早宣布
鲁文斯坦教授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告诉一组大学生，他们过一会儿有机会得到一个吻，而且是来自自己最喜爱的好莱坞明星，另一组被告知在一周后得到同样一个令人激动的吻。
后一组学生的满足程度高于前一组，因为他们在期待的这一个星期里每天都会以非常真实的心态想象自己和最喜爱的电影明星接吻的情形，就好像已经和那个明星接吻好多次一样。
期待好事的过程，也是一种快乐，从而增强快乐的效果。比如让情人在期待的过程中提前想象相聚所带来的欢愉。再比如尽早宣布送给朋友一个礼物，如果可能实现的话，在开始就给出承诺。
有人喜欢给亲朋制造意外惊喜，但是这种意外惊喜，却不一定能够将欢喜最大化。
“过度包装”是个伪概念
同样一瓶容量500毫升的纯净水，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多数人会挑选瓶子设计更合乎美感的那瓶。
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在一家咖啡厅里，实验人员专门为顾客提供一种新的咖啡，并免费品尝，但是要求顾客在品尝之后，给这种新咖啡提一个建议价格。实验人员将所有的顾客分成两组来品尝这种新咖啡。
供第一组测试的顾客品尝的咖啡是盛放在纸杯中的。供第二组顾客品尝的咖啡盛放在非常考究的陶瓷咖啡杯中，并且还配上专门的托盘。
实验统计结果表明，两组顾客品尝的咖啡是相同的，结果却差很多。使用陶瓷咖啡杯品尝的那一组顾客，平均出价金额要远远高于使用纸杯品尝的那一组的出价。
这个实验还说明了一个问题，杯子竟然成了影响顾客出价的重要因素，精美的杯子，会让被测试的顾客产生了高品质的预期，进而和嗅觉、味觉等感觉混合，成为一种更好的味道。
有人对月饼这种点心用精美的包装盒感到可惜，痛斥为“过度包装”。但是，这个“度”在哪里？怎么才能界定，却含糊不清。或许，在技术不发达的年代，用马粪纸也是一种过度包装吧。发出这种批评的人，却不会为自己乘坐的高级座驾感到过度包装，按照这种逻辑，汽车只要能代步即可。一些高档汽车，连汽车关门时候的声音，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精心设计的。
密歇根大学的莱恩·埃尔德教授认为：“由于味觉是从多感官衍生而来的，包括气味（嗅觉）、材质（触觉）、外观（视觉）和声音（听觉），如果一个广告能覆盖到以上这些感官，就比单独提及味觉要有效得多。”
所以，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讲，所谓的食品“过度包装”是个伪概念，包装精美的饮食产品确实更有价值。
理论背景：回到边沁时代
杰瑞米·边沁是英国的法理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边沁认为，最好的社会，就是其中的公民最幸福的社会。也因此，最好的政策就是能产生最大幸福的政策。
边沁认为，快乐应该是可以量化的。卡尼曼在《回到边沁》一文中，主张让经济学的基础，从马歇尔的效用，回到边沁的价值（快乐）。价值，是一个感性的，又大致可以量化的概念。
边沁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认为，人应该作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有相同分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
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
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
伊斯特林悖论
传统经济学认为金钱的效用是绝对的，行为经济学则告诉我们，金钱的效用是相对的。这就是财富与幸福之间的悖论。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
比如，日本人的平均国民收入是波兰人的十倍，但两国国民的幸福水平却不相上下。
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经济收入相当，但波兰人却明显比匈牙利人更自在。
此外，伊斯特林通过调查还发现，40岁左右是人一生中幸福感最强的时期。这可能与很多中国人的感受有点出入，因为很多人40岁的时候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如果事业不成功，就会压力很大。当然，人具有适应性。所谓“四十不惑”，就算收入不高，已然学会自我调节。
学者黄有光先生提出了“幸福鸿沟”的概念：“总体而言，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
“幸福学”的创立者、旅美华裔经济学家奚恺元先生进一步指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人类最终追求的是生活幸福的最大化，而不是拥有更多的金钱。因为，从“效用最大化”的观点来看，能够使我们在生活中产生最大愉悦感、满足感的并不是财富，而恰恰正是幸福本身。
幸福、快乐应该是整个社会追求的福利目标，它并不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物质财富的多少，而应当是物质富裕、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统一体。一个国家只有在这些方面协调发展了，国民的满意度、幸福感才能增强。
当然，幸福不仅取决于外物，也与我们的态度有关。所谓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路不转心转。
法兰可从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验中得到一个结论：在最后关头，你可以拿走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除了一样，那就是人最终的一种自由—去选择自己在面对任何处境下的态度的自由。
国民幸福总值
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又称“国民幸福指数”，是一个新兴概念，由不丹国王日热米·旺查克提出。
日热米·旺查克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如果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国民幸福指数（GNH）就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常说的幸福感。
与过去推崇“生产总值”时的“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经济模式相比，“幸福总值”更多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
所以，不丹国王制定政策的原则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能失去精神生活、平和心态和国民的幸福。在不丹，幸福并不是由拥有或占有的财富决定的，而是由人们拥有的知识、生活技能、理想、同情心、互相合作等因素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