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史记》所揭露的危机（节选）
白寿彝（1909—2000年），河南开封人，著名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曾受教于冯友兰，师从顾颉刚，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著有《中国通史》、《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中国交通史》等，另有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在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所谓“通古今之变”，也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推断过去，观察未来。这在《史记》里表现得很突出。
《史记》对当代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揭露，表现在许多文章里。《万石张叔列传》描写汉景帝、汉武帝时代的大官，说他们都是“恭谨无与比”，能不说话便不说话的人。他们的子孙后代也都做了大官。万石君的称号就是因为他家父子官高爵显。万石君姓石，长子名石建，为郎中令，管起草文件。有一次石建起草了一个文件，颁发下来后，发现里面有一个错字。他十分惶恐地说：马有四条腿，加上尾巴，“马”字下面应该是五画，但文件中的“马”字少了一画，皇帝要是问罪下来，就活不成了，他害怕得不得了。万石君的小儿子叫石庆，为太仆，是九卿之一，管御用车马，地位很高。有一次他跟着皇帝出门，皇帝问他；这车套了几匹马？他就拿着鞭子一一指着数，数完了才说：六匹马。本来一看就能知道，他还要挨个数了之后回报，其谨小慎微的程度也就可以想见。然而像这样的人却能得到皇帝的亲近尊礼，官至丞相。通过这些小故事迁对当时官场的腐朽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讽刺。试想，朝廷里当权用事的都是这样恭谨自保的人
，政治上能有什么朝气？
在《汲郑列传》里，汲黯是个敢说老实话的正直官吏，治理地方也很有成绩，汉武帝非常怕他，又很讨厌他。别的大臣来了，武帝很随便，有时连帽子也不戴，但汲黯来了，就不好意思不戴。有一次，武帝在汲黯面前自吹自擂、兴高采烈地讲他自己如何欲施仁义。汲黯当面揭穿其虚伪，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听后很生气，当时就变色罢朝。正是因为汲黯“好直谏”，始终不得志。
通过《万石张叔列传》和《汲郑列传》，司马迁刻画了武帝时政治风气的腐败、恶劣。
司马迁很善于通过典型人物来揭发当时社会的黑暗。公孙弘是当时儒家的头号人物，汉武帝很喜欢他。他对武帝专门阿谀奉承。武帝喜欢什么，他说什么；当面是一套，背后又是一套。《酷吏列传》里的张汤也是个重要人物，是专搞严刑峻法的。在《平准书》里，他又写了一个专门给汉武帝弄钱的桑弘羊。总之，司马迁从政治、经济、学术、司法等各个方面，选择了典型人物进行刻画，对当时的社会和汉武帝统治时的政治危机作了最大的揭发。
司马迁还写了两类将军。一类以李广为代表。《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很能打仗，有勇有智，很得士卒拥护。可是汉武帝却不喜欢他。在列传的后面，司马迁评论了这么几句话：“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和李将军对比，我们再看看《卫将军骠骑列传》。这篇列传写卫青、霍去病以皇亲国戚的关系做了大官，也立了战功。在写他们的战功时，司马迁极少对战争进行正面描
述，只写了他们在皇帝诏书中所受到的表扬、奖赏、封官拜爵等。至于是否真有这样的功劳，司马迁则不加评论。对于霍去病所部士卒的优越条件，司马迁作了交代，“骠骑所将，常选”，“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在这一列传的最后，司马迁借别人的话耐人思索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青、霍去病当时如此得势，而贤大夫对他们却并不称赞。把这段评语和对李将军的评语比较一下，一褒一贬，很是明显。从这里可以看出，武帝时候任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在编排上，司马迁也有自己的意图。他把《李将军列传》放在前面，中间插入《匈奴列传》，后面才是《卫将军骠骑列传》，这并不是乱摆，其用意在《匈奴列传》的论赞里明确说了出来：“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再三申述“择任将相”的重要，指出由于选择将相不当，匈奴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
如上所述，司马迁从各方面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见盛观衰”。当人们在热衷于吹捧武帝统治的丰功伟绩，高唱国泰民安赞歌的时候，他却看出了汉朝统治的危机已在隐伏之中。这是很不容易的。
所谓“通古今之变”，也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推断过去，观察未来。这在《史记》里表现得很突出。如果我们把《酷吏列传》记述的在严刑峻法之下激起的各地农民武装暴动和《陈涉世家》对于秦末情景的描述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统治的前途，已经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白寿彝编《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