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拜不是最先收到皇帝驾崩消息的，最先接到京城急递的是在开封的河南巡抚贾汉复。
鳌拜在中牟，年前腊月寒冬，他就在那里部署一场大战。
鳌拜的对手是吴三桂的大女婿夏国相和大将郭壮图。
胡国柱和王屏藩失利之后，吴三桂便准备着一场决战，一场决定中原到底归谁的决战。为了筹集粮草，一道道命令从洛阳传出，一辆辆粮车从潼关不断的驶往河南，粮车的背后是陕甘全部的战争潜力，是陕甘无数家破人亡，嗷嗷待哺的家庭。
洪承畴死时就给吴三桂说过，陕甘之地太过贫瘠，根本无法支撑长期战事，故吴军须战决，万不能有所迟顿，否则光是漫长的战线和二十多万大军消耗的粮草就足以将吴军拖入万劫不复之地。
然而，夺取西安之后，吴三桂却是一错再错，先错在未能及时东进夺取潼关，再错在未能全军进占开封，导致北.京的满州八旗及时来援，将吴军挡在了开封以西。
永历皇帝身死和贵州失陷的消息也让吴军上下心人惶惶，在洛阳问过“天意”之后的吴三桂终是在方献亭、胡于宣等谋士的劝言下改辽王为周王，总统天下水6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次以他吴三桂的名义布了伐清檄文。同时在洛阳筑高台，亲往哭祭永历，哭祭之时，吴三桂哭得十分伤心，周围之文武百官和洛阳百姓人人动容，俱是大哭，哭声直震九宵。
哭祭之后，吴三桂便领大军前往郑州，欲亲自带兵攻打鳌拜。时近年关，双方不约而同的罢兵休战，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暴风雨前的短暂宁静。
自崇祯以来，河南无年不灾，无年不乱。大灾年景，天下局势纷纷攘攘，谁也不知道明天到底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这天下一夜醒来是归了明，还是属于清。过年的气氛在中原大地几乎都看不到，所有人都嗅出了空气中的燥动的厮杀之意，没有人愿意成为这场大战的炮灰，成为明清争鼎的受害者，但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这人吃人的世道里拼死挣扎。
洛阳至郑州一线的大小州县，是暴风的漩涡。市面上没有一家米店还开着，也没有人能再买到一丁点粮食。城外的村落和市镇原本就荒废大半，余下的那些和二十年多前一样，相互抱团，不过这一次，这些坞堡大多投向了吴军，而不是继续倒向清军。
吴三桂在郑州一带投入了十四万大军，光大将就有夏国相、郭壮图、马宝、胡国柱、王屏藩等十多位，而他的对手鳌拜却只能调动不到五万的兵马迎敌。单以动用的兵力计，吴军足足是清军的三倍，因此虽有王屏藩和胡国柱的的失利，但真当吴三桂抵达郑州后，前线的军心士气立时有了很大提升。尤其是吴三桂改辽王为周王的举动，令得不少吴军将领因为无君可奉的空荡心理得到了安定。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吴三桂知道鳌拜不可能就此退兵，接下来的这场大战没人知道会用时多久，因此粮草的准备就成了吴三桂的要大事。他可以败在战场上，却绝不能败在粮草上。周王的一道道命令下，每日往返郑州的粮车数以千计，却依旧不能赶上大军的消耗。方献亭和胡于宣等谋士都知道吴军在透支控制区内的民力，但此刻却谁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这场大战，只能赢，赢了什么都好说，输了，地盘再大，也没用。
郭壮图领军接应胡国柱后撤后，便将军营设在了中牟西南四十里地的吴水，连营十数里。其部有近四千骑兵，一半是其嫡系，另一半却是收编的河南本地的土豪马匪，虽说纪律松散，队伍拖沓，可胜在这些马匪骑术倒也熟练，加上很多是当地人，对地方地形熟悉，因此挥了很大作用。
鳌拜的大营就在中牟，郭壮图是直面鳌拜，也是离鳌拜最近的一支兵马，他自是要做万全准备，将探马不断的撒出去，以确保中牟清军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每日间，清军的探马和吴军的探马都会交上几起手，多则上百死伤，少则十数人。为了鼓励士气，郭壮图给探马的赏格很高，一颗汉军级能换银十两，一颗真鞑子的级则能换白银三十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得益于那些收编的河南土匪和坞堡青壮对地形的熟悉，吴军竟在和清军的探马之争中得了上风，迫使清军不敢将探马撒得太远。
大军并未有什么行动，毕竟春节是个大节日，明军也好，清军也好，总要让人过节。
正月初六这天，歇了几天的明清双方，在一个叫九龙的镇子外生了一场大战。
参战双方都是骑兵，吴军有一千二百多人，清军则有七百多人。
指挥这支吴军骑兵的是延绥总兵的孙思克，清军的指挥将领则是满州正红旗甲喇额真图瞻。
孙思克原是清朝的汉军旗参领，其本对满清忠心耿耿，替清朝立了许多功劳。因其汉军旗出身，满州对他也是格外青睐，比之一般绿营将领更得重视，按理他不可能背叛清廷。促使孙思克归降吴三桂的最大原因就是当日他随信王多尼从贵阳逃跑时，一路上不但亲眼目睹许多川中百姓和绿营青壮被满蒙八旗宰食，其部下汉军也有不少人被抓去当食物。这还是不是最终让孙思克决定归明的最后一根稻草，促使他归明的最终原因是西安将军塔拜的投降。或者说，孙思克现清廷已经大势已去，这才下定决心，为自己，也为麾下这一千多部下谋条生路。
孙思克的和赵良栋等陕甘绿营将领一样得到了吴三桂的看重，被委以延绥总兵一职，现在夏国相麾下任先锋官。现清军后，孙思克立时下令展开战斗队形，他观察了对面清军阵列，现对方也是严阵以待，不由猜测这支清军骑兵是不是诱敌的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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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友在书评说骨头笔下的人物都是“人渣”，没有好人，这个骨头得承认，因为我不是在写当代，我是在写1644年以后的中国。至于是不是好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时代就要有时代的特色，不能因为主角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就要强行在这个时代推行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无论是思想还是制度，又或什么信仰忠心。